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1949年8月9日，鮑啟華同志出生于上海。

雖說她是真正的“吾生于百年繁華上海城，浦江水滋養吾心身”（滬劇《敦煌女兒》唱詞，鮑啟華同志頂喜歡的一句），典型的一位在外打拼的上海小囡；但是嚴格地說，她還是應該算作安徽人。當然，她也認可自己是個安徽人：直到今天，若是叫她寫一張有關個人信息的表格，她還是會在看起來已經可有可無的“籍貫”一欄里，鄭重地填上“安徽”兩個大字，然后轉過頭來問她的孫子：“來，那個亳州的‘亳’字怎么寫啊？”

她最愛看的電視頻道甚至都是安徽衛視。每天中午11點45分，《男生女生向前沖》，期期不落，雷打不動。

1950年8月9日，趙震強同志出生于上海。

他一開始記的不是這個日子，他記的是農歷生日，六月二十六。后來他和鮑啟華同志結了婚，新娘子一查日子：誒，阿拉兩噶頭（滬語，我們兩個人）明明是同一天生日嘛！于是，有了這個歷史性的發現之后，他才開始過8月9日的新生日。

他的老家在浙江，嘉興市，嘉善縣，離上海不遠，可以說是“鐵隔壁”（滬語，緊挨著）。所以，在他的童年里，每到學校里放假，他總是要到嘉興去住一段的。

因此他也就異常地戀舊。在我還是個半大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他就突發奇想，坐了長途車，呼哧呼哧，帶我跑到嘉善去了。那會我有嚴重的暈車，下了車，好不容易呼吸到一口新鮮的空氣，他就拉上我，在路上，在橋上，風風火火地走。他給我看嘉善的河，給我指河邊的石階，告訴我他從前是如何如何地在河邊搗洗衣裳；他帶我去田間的地頭，喂我吃新摘的蓮子，笑瞇瞇地跟我講，他采著蓮蓬游著泳，就能把一整個暑假的時辰揮霍光。

他甚至還領我去了一條偏僻的小徑。一路上又是飛蟲又是樹葉，他走在前，我走在后，轉個彎，才看到一個破祠堂。問了人，把趙家祖上的牌位都請出來了，然后就壓住我的頭，叫我撲通跪下來，拜。他甚至還想跟管事的說，能不能現場幫我們爺倆一人做一個牌位，就和祖宗們擺在一起，以免以后再也來不了了。后來覺得，實在是有些太不吉利，這才終于作罷。

后來他的確再沒有去，因為生病。

我也再沒有去，為了活著。

1961年8月9日，三年困難時期到了最后一年。

提到這三年，趙震強同志總會義憤填膺地下定論，說這都是“大躍進”亂搞，整的一大批人吃不上飯。可是他的證詞似乎沒什么史料價值：他那時候住在上海，又是小孩子，他分明是吃得上飯的；“大躍進”的事情就更久遠了，對于一個連拜糖平（糖尿病藥）都常常忘了吃的老人來說，對于“大躍進”的記憶，他早就已經模模糊糊、含混不清了。他的這種認識大抵是在幾十年以后，在酒局里，在地攤上，零零星星地收獲來，拼在一起，才造成的。乍一看，好像是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仔細瞅瞅，才發現不知道經了多少手。

專業的歷史學學生要敢于判斷史料的價值。

相比之下，鮑啟華同志就要顯得客觀得多。但是，和我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她對于“大躍進”的瘋狂和大饑荒的悲慘，描繪得是相當保守的。她說，她沒有煉鋼；我說這很正常，畢竟那時候她才十歲；她又說，她也沒有見過高爐；這就有點不對頭了。我說，那幾年里，中南海都給爐子立起來啦，毛主席他老人家還穿個睡衣，專門去看了一眼吶；她還是咬定，沒有見過爐子；但是對于支援鐵盆子、支援鐵鏟，還算是有點印象。

我不知道是事實如此，還是她也淡忘了；我只知道她現在也容易忘記吃拜糖平。

說真的，她得糖尿病，真的是一樁有些匪夷所思的事。老聽說糖尿病是什么“富貴病”，可是她的胃口卻從來都不大：吃飯的量我估摸不準，但是出去吃面的時候，點二兩面，她都常常吃不完。這還真不是因為她老了，她小時候吃得就少。她跟我講，三年困難時期那會，她在上海上學，每天就吃粗糧。中午包飯的時候，就是一人一個饅頭、一個高粱團子。她一個饅頭就能吃飽，高粱團子剩下了，就給吃不飽的男同學們吃去。

別人吃不飽的時候，她還吃得撐。真是福氣好。

1966年8月9日，全國逐漸開始“大串聯”。

但是他們兩個沒串成。他們跑路了。

算上趙震強同志自己，他的母親一共生了六個孩子，兩年一個，三男三女，趙震強是老大。作孽的是，他是一點表率作用都沒有起到：上課打畫片，下課打相打（滬語，打架）。放了學，作業是不會做的，但是聯合幾個狐朋狗友往隔壁理發店的老板頭上潑水這種勾當倒是干得很起勁。用他自己的話講，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師來我家”。剛開始他爹娘還能抄一抄雞毛撣子，給他教訓一下；可是等到年紀長起來，二老是連打也不稀罕打了。一方面是因為打了也沒用，另一方面是因為，打不過他了。

所以趙震強同志小學畢了業，就再也沒念書，這時候每天就在街上，瞎晃。

這天，榆林路上來了支宣傳隊。領頭的拿了個大喇叭，扯著嗓子，對著人就喊。喊的是新疆怎么怎么好，又有山，又有水，有瓜有果有肉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鼓動年輕男女跑到新疆去搞建設。對于知識青年來說，這興許叫什么“上山下鄉”，好像苦得很；但是對于趙震強同志這種沒有知識的青年來說，這是真正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沒過幾日，趙震強同志就登上了從上海開往新疆哈密的綠皮火車，走了。

鮑啟華同志這會在念中專，結果一轉眼，也拎著大包小包，上了車。雖然說這個決定好像做得有些倉促和草率，但是細細想來，也不是沒有分析的余地。據我的觀察，她的心思比起趙震強同志來講，應該說還要單純得多：從她近日的習性來看，她多半就是奔著那一口哈密瓜去的。僅此而已。

這下她得糖尿病的這檔子事也算是找著個原因了。

1969年8月9日，蘇聯正向鐵列克提陳兵。

不過鮑啟華同志不知道，趙震強同志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吃飯，干活，還有后悔。

“到那才知道，被騙了。”當事人回憶1966年時，如是說道。

“到那才知道，啊呀，被騙了。”另一位當事人回憶1966年時，如是說道。

他們確實被騙了。他們去的地方，叫雅滿蘇鐵礦，是1956年第二機械工業部519隊21分隊在哈密的戈壁灘做航測的時候發現的。既然是戈壁，那就意味著幾乎一切美好的東西，從此就都與他們絕緣了。

鮑啟華同志應該尤其傷心。原來在哈密，也不是人人都有哈密瓜吃的。

他們一起被分到了計件車間。趙震強同志干銑床，鮑啟華同志干刨床。后來礦上銑床設備實在太少，沒辦法，只好把趙震強同志調走，叫他也去干刨床，掛在鮑啟華同志的名下，做徒弟，倆人就這樣認識了——當然，這是后話了；雖然后得不多。

到了礦上，因為來的都是些沒有工作經驗的小青年，所以剛剛安頓下來，1966年12月，領導就把他們全部帶到烏魯木齊，去新疆八一鋼鐵公司學習。剛到那里，就認師父；認完師父，“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小青年就跟著師父，互相之間開始裝模作樣地斗。趙震強同志這時候不滿十七，還沒文化，對于政治一竅不通；可是又偏偏年輕氣盛，爭強好斗，結果最容易鬧笑話。他一開始是“保皇派”，因為師父是“保皇派”；后來師父悄悄地改了陣營，成了“造反派”了，他就也要當“造反派”。光當還不夠，他要寫一張最大的大字報，貼在礦上的公告欄里，拿紅顏料，上書幾個大字：“我，趙震強，從今天起，正式脫離保皇派，加入造反派！”，以示自己的“徹底革命”。然而大字報寫完沒幾天，突然要搞“大聯合”了，各群眾組織停止武斗，聯合起來，“抓革命促生產”，可是那張鮮紅鮮紅的大字報還沒揭下來，也沒有人去揭，于是就顯得異常惹眼。

1968年2月，學習結束，支邊青年回到哈密，開始做工。可是沒做多久，就聽說蘇修要打過來；于是緊急換口號，喊“備戰備荒為人民”，上班暫停，開始挖防空洞。趙震強同志和鮑啟華同志那會已經轉去了機修車間，機修車間的背后，他們稱呼叫“后山”的地方，就有一個洞。修的時候，不論男女，全體都有，輪班上，一鍬一鍬，鏟的全都是石頭，連黃沙都沒有一點。趙震強同志還兼營裝炮、裝炸藥的業務；鮑啟華同志則同時從事在菜窖的勞動，把外面運來的、戈壁灘上最稀缺的新鮮蔬菜，全都收藏到防空洞的大菜窖里。

可是蘇修畢竟沒有打過來。后山的防空洞有了個雛形，不久也就不修了，廢棄了。

不知道菜窖里的那點新鮮蔬菜最后爛掉了沒有。

1976年8月9日，毛澤東的生命進入最后一個月。

這一年發生了六件大事：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幫”、周恩來去世、朱德去世、毛澤東去世，以及趙申同志出生，應該說是個多事之秋。可是因為新疆地區地處偏僻，直到今天都無法享受全面的快遞運輸，所以對于前四件事情，趙震強同志和鮑啟華同志在第一時間根本無從知曉；即便后來知道了，畢竟已經沒了作為新聞所必需的時效性，因此在震驚和痛心之余，沒能留下一些其他的記憶，也算是情有可原。

但是對于后面兩件，恐怕當事人是按捺不住自己的表達欲的。

1974年，趙震強同志和鮑啟華同志喜結連理。如果趙震強同志還在的話，今年多少得給他們辦一個金婚紀念的儀式。可是他畢竟不在了；再加上趙震強同志這戶人家又是個異常保守的家庭，對于戀愛、婚姻這種事情幾乎有些羞于啟齒；所以對于具體的細節，我完完全全是一無所知。總之，到了1976年的年初，鮑啟華同志水到渠成地開始顯懷了——我們的小趙申正在慢慢地長大，在媽媽的肚子里，拿領導人們的訃告當胎教。

可是孕期到了第七個月，1976年9月9日，雅滿蘇礦的收音機里傳出了一些不好的消息：中國人民的領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同志逝世了。轉天，全礦的所有員工都集合在大廣場上，聽廣播，情到深處，三、二、一，大家一起哭。9月18號，北京開毛主席的追悼會，全國廣播，大家再聚在一起，成建制地哭，即使是七個月的大肚皮（滬語，孕婦）也不能偷懶。而且，從噩耗傳出來的第一天起，廣場上就掛了一幅毛主席的巨大遺像，每一位工人每一天都得去瞻仰，繼續面對著遺像做“早請示晚匯報”，頗有些“祭神如神在”的古典主義美學。

不過生孩子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日子差不多了，孩子就是得出來的。哈密的醫療條件差一些，鮑啟華同志打了個報告，11月底，也管不得這里濃郁的吊喪氛圍了，就抱著個肚子，上了火車，回到上海來生產。本來，賣票的同志照顧她，花力氣給她找了一張臥鋪的票，讓她能安安心心地回上海；結果上了車才發現，乘警在臥鋪車廂的最后邊，還擺著毛主席的靈臺，正好給她的床位占住了。鮑啟華同志一下沒了法子，找到趙震強同志的一個兄弟的老婆的弟弟，在這趟車上做乘警的，好生通融，這才有了張床睡。所幸一路顛簸，到了上海，還算是平平安安；12月18日，趙申同志出生于上海。

然而，生產過后，一個全新的問題馬上就出現了：趙申同志的戶口應該報在哪里？他的父母都在新疆工作，按理說該報去新疆；可是人們都明白，一個上海戶口是多么的珍貴；更何況，根據趙震強同志和鮑啟華同志的計劃，趙申同志會被交給他的外公和外婆撫養，在上海長大，如果報了一個新疆戶口，以后難免會有不便。翻來覆去，最后，趙申的戶口還是跟著爹娘落在了哈密；同時，在上海辦了一張臨時戶口，以供平常使用。直到趙申同志本人參加工作以后，才靠著人才引進的政策，終于在法理上有了上海的身份。但是改歸改，身份證已經變不了了；于是，趙申同志就是這樣，成功地拿到了“652201”打頭的稀有身份證號，標識著他作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市榮譽市民的光榮身份。

生過孩子之后，鮑啟華同志和趙震強同志的生活也就慢慢地穩定了下來。坐過月子，鮑啟華同志又坐車回到了哈密，繼續做她的刨床工；一邊做，一邊還考了會計證，等著有朝一日，能從車間脫身開來，換一個坐辦公室的工作；1978年，她終于得償所愿，被調走去當了統計，在統計的崗位上一直做到了退休。趙震強同志因為成了工程技術骨干，車間一時不能沒有他，所以調崗晚了一些；但到了1980年，他也離開了車間，去了講臺，當上了礦上技校的老師。

就憑他小學都險些沒能畢業的文化水平。

1995年8月9日，雅滿蘇礦的技工學校正在放暑假。

趙震強同志此時春風得意。學期末，學校領導突然叫他到烏魯木齊去一趟；等他回來的時候，手里就多了一本大紅證書，翻開一看，寫的是表彰他為自治區的優秀班主任。

“一整個自治區只有三個呢！”

按說他也確實是個好老師。按常理，一個地方技校的生源質量，本身就好不到哪里去。進來上學的學生，有一個算一個，抽煙、喝酒、打架、鬧事，多多少少，總得沾一點；而且“天不怕，地不怕，老師到家也不怕”，算是少年趙震強的加強版，想想就叫人崩潰，難搞得很。可是，他們一看見趙老師，甭管是誰，甭管剛剛有多鬧騰，立馬就變得服服帖帖。真是怪事。

大概是因為趙老師自己從前也是個“流氓”吧。惡人還是需要惡人來磨的。

不過有一說一，有些場合，流氓也是有他的個人魅力的。后來我把自己代入到趙震強同志的學生們身上，仔細琢磨：一個上課教我學東西，下課帶我走正道，看見我在外面受了欺負，一招手就能發動烏泱烏泱的同學帶我去討個說法的老師，身上還帶點痞子氣質，簡直太吸引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了。

而且趙震強同志的專業技術也絕對過硬。1990年，趙震強同志回了一次上海，到上海市第三高級技工學校學習了一年。轉年再回哈密的時候，本來挺節約的一個人，突然就天天大肉大肉（因為新疆沒有魚，做不到大魚大肉）吃起來，停都不帶停了。別人一問，才曉得，哦，這是漲職稱了，升工資了，可不得吃好點嘛！

“八級鉗工！最高級的！一整個自治區只有幾個呢！”

得，八級工加優秀班主任，自治區的倆稀罕貨，這下都給趙震強同志拿上了。他的鄰居再也沒有過一天聽不到他自吹自擂的日子。

鮑啟華同志這年四十六。照今天的角度來看，正是還在事業高峰期的年紀；但是她干統計干了小二十年，整日和數字打交道，導致視力下降得厲害，就提早辦了退休，待在家里，看電視、吃哈密瓜去了。這樣平平穩穩的生活又過了五年，2000年5月，因為趙申同志大專畢了業，成功地找到了一份電腦工程師的工作，慢慢地好像是穩定了下來，趙震強同志也就揮揮手，不干了，辦了個內退，在新疆奮斗了一輩子的老兩口終于風風火火地回到了上海。

剛回來第一個月，趙震強同志和鮑啟華同志就差點沒破產：因為在哈密的時候，地方大，人又少，從一個單位到另一個單位，往往都要開車，于是他們倆就形成了出門必坐車這一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和家庭經濟的不良習慣；回來以后，沒有單位派的車了，怎么辦呢？他們就打車。于是，統計出身的鮑啟華同志在月末進行財務清算的時候驚喜地發現，在2000年的物價條件下，他們在短短的30天里單單在交通上居然就花費了寶貴的3000元人民幣。于是，趙震強同志首先表態，痛改前非，決定以后少去舞廳；鮑啟華同志也不甘落后，立刻保證，以后往棋牌室跑的次數也要進行嚴格的限制。

可是留給他們嘻嘻哈哈的時間不多了。2002年，趙申同志和一位來自江西的徐海群同志成了婚；和他的父母一樣，也是在兩年之后，他們水到渠成地有了一個男嬰。然而趙申同志卻犯了錯：他因為出賣公司的商業機密，丟了工作；可是他又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于是就去刷信用卡。一張刷爆了，再刷一張，直到討債公司的人上了門，這才爆了雷。虹口區婦幼保健所兒保科的副主任醫師、鮑啟華同志的妹妹鮑啟萌同志慷慨地替他償還了幾乎所有的借款，他也在父母和小阿姨的全體注視下剪掉了自己的信用卡，以示金盆洗手，永不再犯。可是他終究是再犯了；這次他換來的是六年的刑期。2014年，他出獄了。可是老婆沒了，房子沒了，本來還勉強算得上是一片光明的大好前途也沒了；兒子上了三年級，放學回家見到他的時候，都沒認出來這就是他的爸爸；終于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2020年8月9日，趙震強同志七十大壽。

這是他過的最后一個生日。

趙震強同志的身體原本是很硬朗的。二十多年前，他還在單位里的時候，他的同事們都喜歡叫他“老虎”：一是因為他是50年生人，本來就屬老虎；二是因為他龍精虎猛，膀大腰圓，身體素質好得不能再好。鮑啟華同志說，她自己是一定會走在趙震強同志前面的；趙申同志也說，趙震強同志只消一個巴掌，創下把他扇飛七八米的佳績可以講是輕輕松松。

可是趙申同志出事之后，他的父親急火攻心，一夜之間，好像就垮了。徐海群同志嘰嘰喳喳地又吵著來鬧離婚，鬧完了，留下一個小孩，不要了，最后也是爺爺奶奶來帶。一攬子的事挑在一位退了休的老人頭上，他終于支持不住，13年，先是腦梗；15年又復發一次；之后幾年，再是間質性肺炎，中間又時不時夾著一些小毛小病和庸醫的誤診與濫用抗生素，身體每況愈下，日削月割，最終轟然倒塌。2020年的11月底，已經自覺喘不上氣的趙震強同志終于沒有經住全家人的勸告，在大半夜上掛了個急診，第二天凌晨就辦上了住院手續；12月21號，冬至這天，他在緊急從學校趕來醫院的孫兒和鮑啟華同志、趙申同志的注視下，在上海市虹口區的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里，沒能呼出他的最后一口二氧化碳。

趙震強同志過世后，趙申同志實際上擔負起了操持家務的大部分責任。趙震強同志在最后一個月的病房生活里總是念叨，說這個家沒了他可怎么辦；不過從趙申同志的經營來看，他操辦得還算是有板有眼、有理有條。說句公道話：他干得是真的不錯。

可是趙震強同志上哪里知道呢？他只知道他干了半輩子的技工，卻留下個不成器的兒子；又干了半輩子的教育，卻教出個不正派的罪犯。我這一生都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在天之靈這種東西，我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