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學記》，黃仕忠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進學”二字，無疑會讓人想到韓愈的《進學解》。韓昌黎設問解嘲以抒發仕途沉浮的不平之氣，固然令人印象深刻，卻也客觀呈現了個人進學的軌跡，足以激勵國子監諸生。就此而言，黃仕忠先生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進學記》亦堪稱一部“進學解”，它展現了一個學者的“進學”歷程，是一個學人對自己學術之路的忠實記錄。本書一些文章已收入四年前出版的《書的誘惑》，此次則圍繞“進學”重新結集篇目，并新撰寫一系列文章，記錄“從讀書求學、訪書問學到指導學生的一些人和事”（陳定方《進學記·序》），主題也更為集中。讀者在閱讀時，儼然能看到一個學者如何接續前賢的學術滋養，進而澆灌給后進學者，也即一個學者在獲得學術的進學經驗之后，如何將其介紹給后學。

黃仕忠先生在《進學記》的“問學之路”“從師歲月”“師友往事”三輯，特別是追憶王季思、徐朔方、波多野太郎、曾永義等先生的文章中，詳細記敘了從師輩那里獲得的進學經驗，展現了師輩學人身上的治學三重境界。

其一是學人個體在學術領域能有何為。作者筆下的學者或推動了學科的建設，或開拓了研究的領域，所取得的個體成就有目共睹，因此作者的記敘重點并不在于復述這些成就，而著意于探求他們取得如此大成就的治學經驗。這在追憶徐朔方先生的《徐門問學記》《往事如輕煙搖曳在風中》以及多次提到他的《長留雙眼看春星》這三篇文章中，展現得尤其充分。

作者認為徐先生是“自己悟通學術之路”（《長留雙眼看春星》）的典范，是學者憑靠個人才智可以取得何等成就的典型，因此對其“自學成才”的經驗記載尤詳。在《徐門問學記》一文中，作者稱徐先生對于學問之道，往往是“在說到某一具體問題、具體觀點，順帶說到致誤的原因時，才予以指出”。例如徐先生圍繞己作《湯顯祖與晚明文藝思潮》的講解，提出了對于使用材料富有啟發性的經驗，或稱“必須注意到將材料本身還原到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從作家們的相互關系中去理解”，或稱“考證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卻不可以不加擇別地予以相信”，或稱“寫論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論文所表現的，應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則在水面以下”，等等。徐先生本人非常重視材料，其厚厚三大本《晚明曲家年譜》的完成正得益于許多新材料的發現，然而他卻認為材料對于學術成就的高低并沒有那么重要：

現在的資料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可以選擇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資料太缺乏的地方，則在哪里都是一樣的；反過來說，許多學者處于資料條件很好的地方，并沒有做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績，也說明資料并非決定性的，起決定作用的是人。

相較于材料，徐先生特別強調“人”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這無異于清醒劑、當頭棒。與此相關的是徐先生對于個體悟性的看重，“主張不作干預，讓研究生自己領悟；只有能領悟者，才有資格成為合格學者，否則便不當入此門”（《長留雙眼看春星》）。其本人從外國文學轉向中國文學，從創作轉向研究，在古代小說戲曲領域踐行“雙軌并行”，引領學術思潮（《往事如輕煙搖曳在風中》），恰是“悟通學術之路”最好的寫照。這與他主張“學術是個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樣的”一脈相承。

其二是融入團隊的學人在學術領域能有何為。作者記敘自己從江南負笈嶺南求學、追隨王季思先生進學之后，注意到王先生“因年逾八旬，特別重視學問的薪火相傳”，要以“群體的學問”來彌補個人之不足，遂意識到學術團隊的重要性（《徐門問學記》）。在為《玉輪軒曲論》所寫編校后記《東廊又見月輪出》一文中，更不無自豪地提到上世紀末古代文學領域兩個令人羨慕的學術團隊，其中之一就是王先生所帶領的。作者記敘了追隨王先生進學期間時時能體察到的王先生對學術團隊的用心良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定期舉行的集體研討課，中年一代、年輕教師、博士生、碩士生齊聚一堂，就像一次次內部學術交流，成為中山大學戲曲研究團隊延續至今的傳統（《我心飛揚》）。作者還記敘了1986年隨王先生赴山西臨汾參加戲曲研討會時王先生的叮囑：“你們年輕人，要與年輕人交朋友，那是一生的朋友。”這種鼓勵年輕人彼此交流，儼然是對一種新的學術團隊形式——“共同體”的召喚。

其三是個體依靠學術在時代中能有何為。學術何為？每個從事學術的人都要回應這個問題。或為稻粱謀，或向世人證明自己，或尋求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或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等，這些是絕大多數學人的學術狀態。其間亦有深具雄大力量者更進一步，將學術與時代相牽連，以學術推動時代的前進。作者筆下的波多野太郎、曾永義先生無疑屬于這一群體。從波多野太郎先生身上，我們既看到一個學者因與中國的交游而改變了學術的志向，也看到一個學者在特殊年代以學術為紐帶致力于推動中日之間的民間交流，澤被至今（《江南詞客瀟灑》）。從曾永義先生身上，我們更看到一個學者為打破因歷史之故造成的兩岸交流阻礙，所做出的“另類”努力。與對徐朔方、王季思兩位先生的追憶不同，作者略談曾先生個人的學術成就，而關注其對學界的貢獻；又略一提到曾先生的戲曲研究學科建設、學術組織、后學培養等工作，而聚焦于“酒”事（特別是倡導建立“酒黨”一事）。這固然可見傳統文人與酒之間難舍難分的情緣，而更重要的是：“那時兩岸學者之間有許多話題比較敏感，所以大家努力建立一種親切的關系，避免不適當言語影響雙方的情感。所以在會上談學問，在會下講交情，通過酒黨與酒文化，很快就拉近了關系，這其實是‘黨魁’智慧的一種表現。”（《且飲美酒登高樓》）這番文字準確把握住了曾先生為溝通兩岸學術、民間交流所做努力的時代貢獻，是以學術推動時代前進之一例。

黃仕忠先生真實地記錄了前輩學人身上的治學境界，而隨著其進學中身份的轉變，“也自然而然地從個體的學術研究，融入一個團隊、一個共同體，并隨著年齡的增長，在這個學術團隊中承擔更多的責任”（《我的學術經歷》）。這也是作者經歷治學三重境界的過程。

《我的學術經歷》一文詳細記敘黃先生從研究生課程論文開始，到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幾乎每一個重要成果的選題、思考、寫作全過程，將從徐朔方先生那里感受到“一切以學術為本位”堅守踐行，讀來令人深受啟發。文中也寫到自己學術的停頓與徘徊，以及經過十年蟄伏與努力之后的碩果，“完成了自我的學術轉型，得以在更寬廣的視野下來規劃學術，用較長的時段來耐心展開，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學術之路”。伴隨著這次轉型，黃先生更加意識到學術團隊的重要性，并將個體的學術經驗推廣到團隊當中。黃先生的學術團隊是從與學生合作開始的，他特別強調自己的學生“在未來也是合作的伙伴”（《此中有真意》），既接續了中山大學的學術傳統，也顯現出比團結同事更緊密的學術團隊構想。黃先生與弟子一道做了許多前人未能做到之事，特別是在俗文學領域，共同完成《子弟書全集》《新編子弟書總目》的出版，一起調查匯集廣州府屬木魚書、龍舟歌、南音、粵劇及潮州歌冊、閩臺歌仔冊等，都已取得了碩果。

這次轉型也使黃先生意識到治學不僅僅是個人學術的精進，更是鼓勵團隊中每個個體的進學之路。這種學術團隊責任感體現在為后學所作書序中，《進學記》專門收錄“學人書序”一輯，其中有4篇是為學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撰序。此舉雖是仿效曾永義先生“對年輕學者的呵護與勉勵之意”，卻也有自己的思考，“著重在著作背后的故事，借此記錄他們的問學經歷，記錄我們合作展開學術探索的過程”（《進學記·后記》）。這在為學生李芳所作序《此中有真意》一文中，有著更加豐富的闡述：

我希望我的博士生，選一個合適的對象，圈出一塊領域，構建自己的“根據地”，通過三五年的開墾，完成基礎文獻的尋訪，然后寫成博士論文；再用三五年時間繼續深入，在全面閱讀所獲文獻的基礎上，識其全貌，然后編制完成總目或敘錄；再以三五年時間深入到文本內部有關問題，同時結合整個學術領域，打通其他體裁，那么，用十到十五年時間，就可以讓一個領域從基礎文獻整理到專題內容研究都得到全面推進，讓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專門家”。

如此細心而方向性明確的指導，真可謂“授之以漁”“金針度人”。這一規劃既來自個人的學術轉型，也得益于王季思先生的教誨：“一個人，一生中若能有三十年用于學術，每三五年能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如此持之以恒，待到耄耋之年，便自然是博學之士了。”（《我心飛揚·附：學者之域》）不過黃先生所提供的從學、治學、進學的經驗，相對更加具體而微，堪稱“一套自己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全世界范圍內對文獻作全面系統的調查、編纂目錄，其次是力求對其中珍稀文獻復制或出版，最后是完成一部研究著作，尤其是要有以十到十五年為周期展開專題領域研究的毅力（《此中有真意》）。黃先生所給出的路徑，像是最笨拙的，卻又是最便捷的。

更進一步，黃先生也從不認為學術僅僅是個人或師門之事，這既是受到前輩學人學行的熏陶，又因為其“個人的‘進學’，始終與家國的發展緊密相連；我們行進的步伐，永遠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后記》）。因此，黃先生在《進學記》中收錄的文章又往往有著弦外之音，如為學生作序是“著意寫成不同領域的學術史記錄”（陳定方《序》），如對徐朔方先生的追憶是“借此回顧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思想學術變遷史”（《后記》），均為觀察中國當代學術的發展提供了絕好樣本。基于這樣的思考與時代責任，黃仕忠先生與學術團隊在2016年創辦了《戲曲與俗文學研究》刊物，又于次年籌辦了“戲曲與俗文學研討會”，建立起一個超越同代友人、師門師承關系，能夠溝通前輩與后學、跨越地域、大陸與境外的“學術共同體”。這又無疑是在學術領域為時代做出貢獻。

倘若說個體的學術精進、追求與成就是一種“自度”的話，那么培育弟子、作育英才就是“他度”，而創辦學術刊物、搭建學術平臺更像是一種“普度”了。不僅如此，黃先生又將自己的進學經驗形諸筆端，化身百千，超出師門限制，向廣大年輕學者傳授“學林秘籍”，則又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布施”了。

這在當前的學術生態中，無疑有著壓艙石、鎮靜劑之功效。一方面博士生越來越多，經典選題越來越少，如何才能在同類、同樣題目中有新見？黃先生在《此中有真意》一文中，針對首位博士生李芳面臨的“崩潰”心理——已經尋訪了大量材料，卻發現已有一篇完成的同題博士論文，內容又是自己所設想的——給出了振奮人心的勸慰：“在你還沒有對這個專題展開真正的調查與研究之前，單憑印象中的研究范式，所設計出來的章節、內容，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我們的觀點、想法是要通過文獻研讀之后才確立起來的，所以要有信心，只要繼續按計劃實施，最后要擔心的不是沒內容可寫，而是內容太多，寫不完。”事實證明確實如此。這雖是針對個案而言，又何嘗不能破除其他方向研究的“困境”。

另一方面論文考核越來越重要，如何才能兼顧考核壓力與學術要求？黃先生也曾因文章“寫得太多，太快了”而受到導師的批評，意識到“太多，則意味讀得太少；太快，則仍未去其浮躁”。這番自我反思在今天是否“正確而過時”了呢？黃先生基于自己的經歷，發現“某些學術問題數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無人來‘搶’；或則既為獨特思考結果，必與人不相重復，也無可與爭”（《徐門問學記》），可謂肺腑良言。對于古典文學文獻學研究而言，這一點又在對新材料的態度上有充分的體現。為了著其先鞭，占有新材料發現者的榮譽，且能得到一篇論文，甚至一種材料的發現有可能更新對學術史某個問題的認識，往往為學人所看重，所以許多學者不得不在發現新材料之后快速落筆，而缺乏深刻的考索。在黃先生看來材料無疑是重要的，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譜》的完成得美國圖書館所藏材料助益頗多，其本人與日藏中國戲曲小說文獻有關工作的完成也無不與材料的豐富有關，而其指導學生更是提倡“竭澤而漁”式的“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全面系統的文獻調查”。但相較于占有材料，黃先生與徐朔方先生一樣更重視材料的使用：徐先生認為“資料并非決定性的，起決定作用的是人”，黃先生也認為“在今天，許多原本珍貴無比的材料，漸次影印出版，卻并未見到學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徐門問學記》）等，都是針對個體治學的不可多得的經驗。真正的研究，就要深入地搜集、閱讀文獻，從具體材料出發，而非先有范式框架，再將材料進行填充。

今天的學者還面臨學術在為己與利他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元好問曾有詩云，“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當學術被簡化成一篇又一篇論文、一個又一個項目，甚且與個人職稱高低、生活質量好壞直接掛鉤的機制時，一個學者就不得不將學術逐漸窄化為為己的，不僅材料密不示人，就連治學方法亦不肯外傳。這恰是《進學記》這本“進學”隨筆集問世的價值所在。黃先生像他的師輩一樣，“要把金針度與人”，將自己獲得的學術作為天下公器之“道”分享出來。

更進一步，黃仕忠先生《進學記》中完整呈現的從“自度”到“他度”，再到“普度”的學術金針，在其同時代學者身上具有一種共性。他們這一代學人，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代真正跨越時空限制而能闊步走向校外、省外乃至境外，進行頻繁且深度交流的學者，盡管也曾有過如韓文公那樣的“迷茫”，卻也像韓文公那樣在個體取得學術成就之后，熱情致力于作育人才、獎掖后進、傳承學術，或堅守講臺，或公開講學，或舉辦論壇，或搭建平臺，或像黃先生一樣將金針化身百千，無不是“要把金針度與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學記》無疑是這一代學人“進學金針”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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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賞》2025年第1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