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勢力犯罪集團通過侵占農村集體土地牟取非法利益。

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5件依法懲治農村黑惡犯罪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聚焦農村地區重點行業領域，在嚴懲被告人的同時，還加大了“黑財”清繳力度。與此同時，人民法院還通過向有關部門制發司法建議，以此提升基層治理能力。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振興不斷取得新成效。但是，一些犯罪分子在利益驅使下，為非作惡、欺壓殘害基層群眾，逐漸發展演變為農村黑惡勢力，嚴重危害農村地區政治生態、法治生態、社會生態，侵蝕黨的執政根基，成為影響農村發展的毒瘤。”最高法介紹，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特點：一是堅持依法嚴懲。5個案例均對“村霸”和家族宗族黑惡勢力予以嚴厲打擊，堅持“打早打小，露頭就打”的方針，對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判處重刑，彰顯重拳出擊、從嚴懲治的立場。二是聚焦農村地區重點行業領域。比如，案例四和案例五中，惡勢力犯罪集團均通過侵占農村集體土地牟取非法利益。人民法院在對被告人依法定罪量刑的同時，加大“黑財”清繳力度，堅決摧毀黑惡勢力經濟基礎，防止“死灰復燃”。三是強化標本兼治。預防和治理黑惡犯罪是系統工程，人民法院堅持“抓前端、治未病”，根據辦案過程中發現的社會治理漏洞，向有關部門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司法建議。

澎湃新聞注意到，前述兩起通過侵占農村集體土地牟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中，犯罪分子還把持了基層政權，架空了基層自治。

打著管理宗族土地名號侵吞農村集體資源

其中一起案情顯示，2015年12月至2018年，被告人朱某平將某村自發組織的老年協會改名為“立本堂”管理委員會，由自己擔任會長，并讓朱氏宗族祠堂每房推舉一至兩個代表管事，朱某先等人被推舉為“立本堂”的副會長或成員。該村“立本堂”以朱某平為首，朱某先等人參與，實施了尋釁滋事、敲詐勒索等一系列違法犯罪行為，打著維護、管理某村朱氏宗族土地的名號，敲詐勒索、強拿硬要、任意損毀他人財物，欺壓外姓、外來人員，聚集村民擾亂、破壞機關單位正常辦公秩序，給當地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江西省蓮花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朱某平的行為分別構成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對其余十二名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五個月至六個月不等的刑罰，并處罰金，追繳各被告人的違法所得。宣判后，朱某平等提出上訴。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惡勢力犯罪集團侵吞農村集體資源、阻撓鄉村建設、架空基層自治的典型案例。”最高法在闡述案件典型意義時指出，被告人朱某平等人利用自發組織，逐漸擴大宗族勢力，長期采取威脅、滋擾等手段，實施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非法獲取經濟利益，嚴重擾亂農村經濟發展、生活秩序，致使村基層黨組織、村群眾自治組織的管理弱化，嚴重影響基層社會治理和人民群眾生活滿意度，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人民法院在依法作出判決的同時，通過制發司法建議參與鄉村治理，針對該案審理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提出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規范農村土地審批程序、加大打擊土地非法交易、違規建房、違法用地力度等建議。

最高法表示，該案的依法判決及后續的社會治理，進一步打擊了宗族惡勢力的囂張氣焰，充分彰顯了審判機關重拳出擊、敢于亮劍的堅定決心，有效凈化了農村社會風氣，對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利用家族勢力長期把持基層政權

另外一起案情顯示，2000年，被告人王某好的父親王某善開始擔任某村黨支部書記。2002年8月，王某善及其兩個兒子王某好、王某兵等人糾集家族成員公然追打李某米等人，致一人輕傷，逐步在該村形成惡名。2005年、2015年，王某善組織王某好等人，采取打擊報復選舉對立面和競爭對手、糾集家族勢力聚眾造勢等手段，先后幫助王某好、王某兵當選村黨支部書記，持續把持基層政權。

在2002年至2015年期間，王某好指使或伙同十余名被告人，經常糾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在某村及周邊地區實施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多起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群眾，擾亂社會生活秩序，造成較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安徽省定遠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王某好的行為分別構成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詐騙罪、故意傷害罪、重婚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對其余十二名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八年至八個月不等的刑罰，并處罰金，追繳各被告人的違法所得。宣判后，王某好等提出上訴。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惡勢力犯罪集團把持基層政權，實施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典型案例。”最高法在闡述案件典型意義時指出，被告人王某好等人利用家族勢力，長期把持基層政權，橫行鄉里，為非作惡，王某好還利用家族成員擔任村干部的便利，偽造材料騙取危房改造補助資金，為家族成員非法占用耕地用于建設豬場、混凝土攪拌站及開挖水塘，對農村集體土地造成嚴重破壞。

人民法院在依法作出判決的同時，將庭審現場打造成警示教育課堂，分批次邀請所在縣258個村（社區）黨組織書記“零距離”旁聽庭審，接受“沉浸式”警示教育，做到以案為鑒、以案明紀、以案育人。最高法表示，針對辦案過程中發現的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農村耕地保護及農村集體資產監管等薄弱環節，向有關部門發出司法建議，推動提高基層治理的能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