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9歲的內藤湖南從秋田師范學校畢業。按照當時的規定，師范生畢業后必須返回原籍從事兩年教育工作，其好處是可以免除兵役。對一般人而言，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出于對包辦婚姻的恐懼，湖南更期待的是去東京繼續求學。然而，由于不通理科，他連續兩年報考東京師高都失敗了。因此，他只能通過漢學家關藤成緒（1845-1906）的介紹，在佛學雜志《明教新志》的主編大內青巒（1845-1918）麾下擔任編輯助理的工作。

青年內藤湖南像

按照湖南自己的描述，彼時的東京，“攀緣附會之徒不會把位子讓給接受新教育的后輩”，官職基本上向“馳騁不羈之士緊閉大門”，且“選舉資格受到財產的限制”，經濟上不富裕者也無緣參與政治活動。這對于經歷過明治維新動亂，且在自由民權運動時期度過青年時代，充滿政治熱情的湖南而言，無疑是十分不利的。很多學者指出，明治中期以來，一方面，隨著憲法的頒布，議會的開設等國家制度層面的完善，社會流動性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官僚國家積極推進的產業資本的形成”，以及“外部大量引進資本”，“昂貴的地租和廉價的勞動力，造成大眾的結構性貧困”。“小鎮青年”內藤湖南只身前往東京謀生存，“進一步無法成為議員，退一步也無法成為壯士”，他只能自嘲自己是一個“可憐的敗劣者”，每日“為糊口而奔波”。

明治時代的東京銀座

但幸運的是，湖南很快在新聞界嶄露頭角。他很早就在文辭方面顯示出驚人的天賦。據說他十幾歲時撰寫的明治天皇迎奉文，就引起了天皇講侍元田永孚（1818-1891）的贊揚。此次經過大內青巒的指導，文章日益精進，很快就擔任了《萬報一覽》的編輯。傅佛果注意到，此時的湖南表現出了對現實政治的濃厚興趣，很多文章涉及的主題成為此后他一生的思考線索。例如在《小世界》（1888年）中，湖南的分析大致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湖南首次提到了中國歷史；第二，這是在他所發表的文章中首次利用歷史來分析當代現實；第三，他尖銳地批判了日本政府、西歐列強以及中國；第四，他把日本的命運與中國聯系起來”。

元田永孚與大內青巒

然而，這樣的行文風格并不符合當時主流的“文明開化”思潮，加之經營不善，1888年9月，《萬報一覽》被迫停刊。對于湖南而言，這或許也不算壞事。因為，在接下來的十年間（1888-1897），他遇到的政教社同仁，例如三宅雪嶺（1860-1945）、志賀重昂（1863-1927）、陸羯南（1857-1907）、杉浦重剛（1855-1924）、高橋健三（1855-1898）等，對他的思想與人生都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正如朱琳所指出的一樣，一方面，“進入政教社使湖南進入明治二十年代的文化民族主義浪潮。另一方面，與三宅雪嶺的相遇給了他學習哲學、理論方面的機會，而與高橋健三的相遇，使他從政治、藝術、實踐方面獲得了啟發”。

但是，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湖南的民族主義是他1887年來到東京之后才產生的”。因為“在他遇到這些國粹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們之前，心中已經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了”。“他是由崇拜吉田松陰（1830-1959）的父親培養長大的，此后又曾親身體驗過由明治藩閥政府造成的舊士族家庭在身份上和經濟上的困窘”， 使得他對當權的薩長藩閥政府懷有反感。

“夫今日，悔恨二十年前之戰敗，臥薪嘗膽，心懷報復，在人看來是度量狹隘之舉。余雖然并不把薩長人放在眼里，但平生自勉，以柔弱之心，對當年同樣是失敗者的所謂佐幕地方人士懷有同情，不由得產生憐憫之情誼。”

志賀重昂、陸羯南、杉浦重剛

湖南把自己與政府置于對立的位置，而對被打倒的“佐幕地方人士”懷有共情。由此可見，明治維新對日本社會的造成的撕裂歷經二十余年也未撫平。這種情緒反映在文化領域，就是對明治政府推行的歐化主義（“文明開化”）的反感。例如，政教社的機關志《日本人》創刊號就曾宣言：

“當代日本乃創業之日本，其所經營雖錯綜湊合，然目前切迫之最重大問題，蓋選擇與日本人民之匠心及日本國土上存在之萬物之圍外物相適應的宗教、教育、美術、政治、生產制度，以裁斷日本人民現在、未來之發展向背。吁嗟，值斯千載一遇之時機，以白眼冷視世事豈日本男子之本色？予輩雖自惴不肖，逢斯境遇，如默默叉手，則半世所得之學術將不知何用。……乃與同感者相計，發行以《日本人》為名稱之雜志，以澆盡各自的抱負、滿腔的精神。”

政教社提倡“國粹主義”，即反對當時明治政府的歐化政策，保存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這一點深深地吸引了內藤湖南。“鳴呼！日本既非德國，亦非英國，日本即為日本，日本國有相應于日本國之政體，相應于日本國之產業，日本人亦有相應于日本人之教育，相應于日本人之宗教、美術和工藝。今逢此《日本人》與此《東京電報》刊行之際，余輩實在不無鳳鳴朝陽之感。”

雜志《日本人》與《日本及日本人》

據湖南的長子內藤干吉（1899-1978）回顧，與政教社同仁的結識是湖南一生中“最充實，最燃燒的時期”。但是，政教社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原宗子指出，“政教社的第一代領導者們或者出身于東京帝國大學，或者有留學海外的經歷。與他們相比，這批第二代的執筆者（大部分出生于日本的東北地區，包括湖南）則沒有這樣的學習機會。對第一代人而言，只要他們自己愿意，就有進人政府工作的可能性。但是對第二代人來說，這種愿望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于是，年輕的執筆者們經常嘲笑帝國大學是施行高壓政治的官僚的培養機構”。因此，“相比雪嶺、重昂那一代，這批屬于政教社第二代的年輕執筆者們在思想上更具有批判性”。

在晚年的回顧中，湖南也提及了他自己與政教社同仁之間的差異。“我的朋友中，《日本人》或者《日本新聞》的同事們之間，并沒有為此感到一個勁的興奮，反而是我們之間的交往十分平淡，只是感到對于有些事情，我們有同樣的想法，必須一起去實行。大家都懷著這樣的意氣”。在湖南看來，當時的社會實情是，“（明治）二十年來，尚慕歐風與國體維持論興隆交替變換，前者興隆，則彼美此丑，似乎千古難變，而后者興隆，則此優彼劣，似乎又是千古難變。社會之風尚難定。且觀察者的眼識，也是左右不定，此乃過度之時代，難以避免之事”。

歐化主義的象征：鹿鳴館的交誼舞會

在一個過度的時代，人們大多在東西、新舊之間徘徊不定，既不能認真地總結自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已無法真正學習到西洋文明的優越之處。按照夏目漱石（1867-1916）的話來說，整個社會崇拜的是一種“皮相的文明開化”。而湖南則認為，“國粹主義”者最特別的地方，就在于“崇拜歐美的人中，很多都是對國外學問道聽途說之人”，“而真正去國外學習的留學生中，則不是歐美的崇拜者，反而成了國粹主義者”。換言之，只有對西洋有過深刻體會才能產生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這才是湖南所首肯的文化態度。

盡管湖南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他自己并不反對學習西洋文化。相反，他是一個積極主動學習西洋文化的人。陶德民指出，湖南在讀小學時，就“全部通讀了那時最詳細的二十冊本的西洋近代史”。上秋田師范學校時，他“熱衷于英語學習，還涉獵了西方哲學。其后在家鄉的綴子小學擔任首席訓道時，更熟讀了盧梭的《民約論》，以致三田村泰助推測說，正是從該書中吸取的民主思想使湖南能夠在中國近世史研究中別開一個新生面。1892年擔任報社記者時，他就發表過題為《采用社會主義》的文章；在京都帝國大學任教時，他還聽過河上肇所作的關于《資本論》的夜間通俗講演。湖南長于文化史學，其理論來源主要為當代德國，一個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另一個是蘭普若希（Karl Lamprecht，1856-1916）”。此外，他對法國民俗學研究也非常熟悉，曾在為昭和天皇進講的時候專門介紹過。

布克哈特與蘭普若希

由此可見，國粹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其實并不是盲目排外。志賀重昂在創立政教社之初就特別強調，國粹（nationality）是“存在于日本國土上萬般事物與外在的感化，化學反應”，“在千萬年之間，由大和民族間由遺傳醇化”之精神。為了國家之發展，“國粹應該成為大和民族現在未來改良事物之標準”。它“并不是徹頭徹尾地保存日本固有之舊分子舊元素，只不過吸收泰西文明之時，應該以日本之品味咀嚼消化之，使之同化為日本之身體”。他真正強調的是，在吸收西洋文明時，日本應該保持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是使日本變成一個與西洋無異的國家。這是一個“維持日本國家命脈的問題”。

加入政教社以后，湖南最為重要的工作是為三宅雪嶺代筆完成《真善美日本人》（1891）的寫作。正如書名所提示的那樣，這是為了維護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作。“所謂真，就是要增設博物館、圖書館，完備學術研究機構，向亞細亞大陸派遣學術遠征隊等，以增進‘對東洋新事理的探求’；所謂善，就是要堅持正義，維持正義，以抵御歐洲列強對亞洲的壓迫，為此不得不增強國力，殖產拓業，擴張軍備，所謂美，就是要重新認識日本古代美術的優秀性，并把日本古代美術的特點歸納為‘輕妙’這一概念，目前應該要凸顯日本輕妙這一獨特的美學概念，而化成外來美術種種。總之，作為人類一員的日本，應發揮真善美的國粹，對人類幸福做貢獻”。 

三宅雪嶺與《真善美日本人》書影

正如傅佛果強調的一樣，在日語中，“代筆”與“速記”之間是有著明確區別的，三宅雪嶺只是將大致的意思表述出來，而具體的執筆寫作則完全委托給湖南。因此，《真善美日本人》書中的很多內容其實是湖南自身思想的表露，例如，關于中國文化部分的見解幾乎“原封不動”地取自于他自己此前撰寫的文章。由此可見，“二者思想中所能見到的共通性，并不是他們思想交流和相互影響的結果，而應當是他們原本就有著共同見識的緣故”。

另一位對湖南產生重要影響的國粹主義人物是高橋健三。高橋出生于尾張藩的一個劍道師范世家，后來專攻書畫藝術。在東京，他結識了岡倉天心（1863-1903）與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收藏家費諾羅莎（Earnest Francidco Fenollosa，1853-1908），并創刊美術雜志《國華》，欲意重新評價日本美術史。1892年，他接受《大阪朝日新聞社》的邀請并擔任編輯。湖南則是作為高橋的秘書，隨他一同轉職大阪。

費諾羅莎、岡倉天心、高橋健三

1893年6月，高橋與湖南一同前往奈良旅行，參觀了春日大社、東大寺、興福寺、正倉院、藥師寺、法隆寺等“上代之寶庫”。他興奮地寫道，“南北兩京之名勝，探究略盡，如大和諸名伽藍，皆觀賞不下五六回，亦有十幾回者，涉獵雕刻繪畫”。對于湖南而言，與日本美術的接觸不僅加深了他對日本文化的理解，也是研究作為日本歷史源頭的中國文化的重要參照。作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湖南呼吁不局限于文獻資料，而是強調實地考察，做實物鑒定。這可謂是具有劃時代的研究方法。

高橋對湖南的影響并非僅有藝術，還包括政治。1896年9月，第二次松方內閣成立。在新內閣中，高橋就任書記長官一職，湖南則繼續作為秘書隨他一起加入了政府。高橋需要起草新內閣的施政綱領，而實際執筆工作則委托給了湖南。在此施政綱領中，“言論、集會以及出版的自由得到了強有力的保證。然而，許多內閣大臣不愿意接受如此自由主義的方針。最終，該綱領草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湖南極度失望，此后對政治失去了向往。

正如三田村泰助指出的一樣，湖南通過與高橋的交往，即“窺見了政治中樞的表與里，也接受了古典美術鑒賞的啟蒙教育”，特別是在甲午戰爭期間，隨高橋走訪廣島大本營，成為了湖南此生“最為深刻的體驗之一”。但對湖南而言，與其說是高橋留下的“政治”，不如說是“文化”的影響更為深遠。他后來專攻于文化史學理論，撰寫《中國繪畫史》等等，都受惠于高橋的指教。原宗子甚至認為，“正是由于高橋的庇護，使得湖南擁有了專注于學術著述的時間……使他發掘了自己作為‘大學者’的資質。就這一點而言，他言無疑是十分幸運的”。換言之，正是通過高橋的栽培，湖南得以順利地轉型為日后引領京都學派的學術大家。

明治時期的奈良東大寺；內藤湖南著《中國繪畫史》書影

政教社活躍的十九世紀末，正是日本從“民族國家”轉變為“大日本帝國”的關鍵時期。就國家形勢而言，一方面，國內的法律制度逐漸完備，另一方面，對外關系日趨緊張，特別是圍繞朝鮮半島問題，中日兩國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風險。在這種形勢下，政教社的關注點也逐步偏向國外。例如，湖南就十分擔心“運輸和通信”手段的更新對日本不利，俄國通過“跨西伯利亞大鐵路僅需十日左右就可將軍隊從圣彼得堡運送到平壤，這對中國和朝鮮而言是災難性的事態。而事實果真如此發展的話，那么日本也將被一口吞下”。

事實上，正如中野目徹指出的一樣，以清帝國的北洋艦隊訪日與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道的鋪設為契機，“東方問題”逐步取代了“文化爭論”，成為國粹主義者關注的焦點。“對外強硬”開始成為民間的主流輿論。其在文化上的表現，便是盛行一時“天職”觀念。例如，內村鑒三（1861-1930）就宣稱，“余堅信，欲使器械性之歐美介紹于理想性之亞細亞，欲以進取性之西方打開保守性之東方，是東、西兩方之仲裁人之職，乃吾日本帝國之天職也”。竹越與三郎（1865-1950）也認為，“我們有一大天職，這便是向東方宣揚文明，而欲向東方宣揚文明則首先向清朝宣傳”。大多數的日本知識人認為，在接受西洋文明這一點上，日本比中國更為先進。將西洋的“文明”傳播至落后的中國，是日本的天職。

內村鑒三與竹越與三郎

雖然湖南也承認日本具有“天職”的使命，但他的出發點卻與以上論者截然不同。“日本之天職即日本之天職，不在于介紹西洋文明以傳之于中國，弘之于東洋，亦不在于保中國之舊物以售之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之文明、日本之趣味風靡天下，光被坤輿也。我國位于東洋，東洋諸國，以中國為最大，故宣傳工作必以中國為主也。”換言之，他并不認為“西洋文明”有多么優越。恰恰相反，他指出“以征服他人、征服異邦，而求達其身家、其邦國之逸樂富饒，偶或糾結不通，則爆燃轟炸，相殘虐殺，而毫無憐恤之心”的西洋文明是極其墮落的體現。因此，“以西洋之弊而救中國之弊，可謂奇法”。在他看來，“中國雖迂腐，然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前時文明之跡，典籍所存者，汗牛充棟”。只有從這里出發，才可以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但是，這里的“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的概念，毋寧說是一個等同于“東洋”的文明概念。

內藤湖南《禹域鴻爪記》

湖南隨即提出“文化中心移動說”，暗示日本已經取代清朝，秉承了振興“東洋文明”的使命。“日本降有大命，有識者須久審此事”。他呼吁學者們“開赴亞細亞大陸探險，收集學術新資料”，“成就東方之新極致，以取代歐洲而興起，新的坤輿文明之中心，豈不在反掌之間耳？”毫無疑問，在湖南的思想中，與西洋文明的對抗的意識十分濃厚。如果日本國力尚弱，與西洋的競爭舞臺僅限定于國內的文化主導權的話，那么它是以國粹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如果日本對外戰爭的勝利使得與西洋的競爭舞臺擴展至了整個亞細亞大陸，那么，他的思想也開始傾向于大亞細亞主義。所謂“文化中心移動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形成的。

1899年3月，一場意外的大火燒毀了湖南在東京江戶川町的住宅。他苦心收集的五六千冊藏書以及書稿都化為灰燼。以此為契機，湖南告別了記者的生涯，開始專注于中國的歷史研究。同年秋，他第一次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途。日后的湖南，給后世留下了一副東洋史研究巨擘的印象，但是，其學術思想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無疑是直接來自于那場世紀末的“國粹主義”運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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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中央公論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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