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的竹子

我國崇尚竹子的文化傳統可謂源遠流長。人們稱松、竹、梅為“歲寒三友”，稱梅、蘭、竹、菊為“四君子”，這兩種美稱都包含竹子。因為竹子挺拔瀟灑，形象優美，同時又象征著氣節、虛心、堅貞等高尚品格，所以在國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然而，杜甫卻在詩中說：“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四）詩人稱竹為“惡竹”，而且還要“斬萬竿”，是不是有點兒匪夷所思？

其實杜甫是很喜愛竹子的，他自稱“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寄題江外草堂》），“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客堂》）。他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卜居之初，那里并沒有竹子。杜甫特地從一位做縣令的朋友那里要來了綿竹。他的“籠竹和煙滴露梢”（《堂成》）、“風含翠筱娟娟靜”（《狂夫》）、“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三絕句》其三）、“但令無剪伐，會見拂云長”（《嚴鄭公宅同詠竹》）等詩句，都充滿了對竹子的喜愛之情。

但是，杜甫砍竹也確有其事，而且砍的還不少。不過他砍竹是為了騰出地皮加蓋茅屋（所砍竹子也可用于蓋屋），并不是因為討厭竹子。對自己伐竹的原因與經過，杜甫在《營屋》一詩中說得很清楚。

既然杜甫愛竹，為什么還要說“惡竹應須斬萬竿”呢？

首先，為了推崇甲事物，而故意貶低乙事物，這是古人在修辭上比較常用的一種方式。例如：“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李白《將進酒》）這是為了推崇“飲者”，故意貶低“圣賢”；“吳郡張顛夸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這是為了推崇“吾甥”，故意貶低張旭；“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趙翼《論詩五首》其二）這是為了強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故意說李杜詩篇“至今已覺不新鮮”。宋代人把這種夸張的寫法，叫做“尊題格”。而“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正是此類寫法。對于“尊題格”，讀者不可信以為真。

其次，還應結合杜甫所處的時代環境來分析。古代文人墨客對竹子從喜愛到推崇備至，竹子從普通的植物到高尚人格的化身，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杜甫所處的時代，竹子還沒有多少名氣，還沒有產生道德的光環。因此，杜甫雖然多次在詩中贊美竹子，但是當他自家的竹子瘋長到“甚疑鬼物憑”的時候，也不妨以“惡竹”稱之，不必有什么顧忌。

從宋代開始，竹子的知名度才逐漸高起來。蘇軾說“寧可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於潛僧綠筠軒》），文同善畫墨竹，創“湖州竹派”，被后世人尊為墨竹畫的鼻祖。二人一個是大文豪，一個是大畫家，對竹子的盛名的逐漸形成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宋、元一些畫家喜畫墨竹、墨梅，將竹、梅和松畫在一起，稱“歲寒三友”。南宋林景熙《霽山集·五云梅舍記》云：“即其居累土為山，種梅百本，與喬松、修篁為歲寒友。” 這大概是“歲寒三友”最早的出處。

“四君子”的說法，起源更晚。明萬歷間黃鳳池輯《梅竹蘭菊四譜》，陳繼儒題稱“四君”，“四君子”的稱謂即由此而來。

在這樣愛竹、敬竹、寵竹的歷史氛圍中，誰要再說“惡竹應須斬萬竿”之類的話，就顯得不合時宜，甚至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嫌疑了。

一得之見，姑妄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