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近年來，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2024年，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再次當選不僅象征著右翼民粹主義的強勢回潮，更凸顯出政治自由主義在捍衛自身合法性與效用方面的困境；歐洲多國右翼政黨的崛起，也反映出對傳統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廣泛質疑。這一趨勢或許尚不足以宣告全球舊秩序的全面崩塌，但其深層次的結構性危機已經昭然若揭，為自由主義的未來投下斑駁的暗影。人類文明再一次站在調整的十字路口。

自由主義是否可以在危機時刻重塑其自身，抑或只能被迫讓位于某種晦暗不明的新秩序？要理解自由主義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僅從當代政治表現入手是遠遠不夠的。在“新冷戰”或然降臨、全球政治迅速極化的背景下，我們或許正處于最后的機會窗口，可以重新檢視自由主義的現實與傳統。這不僅有助于回溯現代自由主義思想轉型的歷史過程，澄清冷戰自由主義（Cold War liberalism）作為防御性框架的具體語境，還可避免將當前的危機簡化為無從挽救的宿命論。一些思想史研究者也試圖從過去找尋可能的未來。耶魯大學法律與歷史學教授薩繆爾·莫恩（Samuel Moyn）正是一位將思想史研究本身看作是一種政治行動的學者。莫恩的研究領域涵蓋人權史、自由主義思想史和當代政治理論，其代表作《最后的烏托邦》（The Last Utopia）和《基督教人權》（Christian Human Rights）曾掀起關于現代人權起源及功能的廣泛討論。在《反對其自身的自由主義：冷戰知識分子與我們時代的形成》（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中，莫恩試圖為自由主義的現實危機提供一種歷史性解釋：自由主義的危機有著明確的冷戰起源，而冷戰自由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自由主義傳統的背離。他以兼具思想性與歷史性的筆觸，勾勒出朱迪思·什克拉（Judith Shklar）、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等冷戰時期的歐美知識分子如何重塑自由主義，并拋棄了自由主義傳統中的重要因素。莫恩指出，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創生之初，與啟蒙運動、浪漫主義和進步主義等緊密相連；其早期的核心價值包括作為個體和集體自我創造的自由，對民主和國家支持的社會正義的承諾，以及對于未來的樂觀愿景。然而，冷戰自由主義者將其塑造成我們今天更為熟知的自由主義版本：以幾乎排他性的個人自由為先，從全球性的普遍主義理想收縮至大西洋范疇，甚至集中于美國語境之中。莫恩提醒我們，“冷戰自由主義對自由主義本身來說是一場災難”，單純沿用冷戰自由主義的理論工具和政治實踐已無法應對當代自由主義的困境（第1-2頁）。相反，他主張超越冷戰遺產的束縛，追溯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挖掘其內在矛盾與潛力，通過重構普遍自由與平等的積極框架，為自由主義思想以及我們的時代開辟新的前景。

耶魯大學法律與歷史學教授薩繆爾·莫恩

莫恩力圖剖析冷戰自由主義內部的思想斗爭，尤其是在知識分子們面對啟蒙傳統、浪漫主義、歷史主義及去殖民化等命題時的分歧和互動。他并未采取簡單的“單方擇取性論證”（cherry-picking）來拼湊一種“隱匿對話”，而是通過文本解讀與歷史性分析，交織建構起思想家之間及其與同時代自由主義者的動態關聯。朱迪思·施克萊（Judith Shklar）在早期作品《烏托邦之后》（After Utopia）中對冷戰自由主義者背棄啟蒙思想的指控，成為莫恩探討這一思想網絡的靈感和切入點。施克萊指出，冷戰自由主義普遍認為理性本身催生了極權主義，于是削弱了啟蒙運動試圖解放的人類的主體性，將自由從“道德和智識上的自我實現”重新定義為“不被約束的狀態”，這是啟蒙思想核心的流失而非其實現（18-20頁）。施克萊與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在哈佛大學極權主義討論會上短暫會面；年輕的施克萊批判了這位“浪漫主義對宏大烏托邦的過敏反應的典型代表”，認為她的浪漫主義情懷和對現代性的厭棄導致了一種無法正視自由主義潛力的冷戰式退縮（120-121頁）。但莫恩遺憾地指出，隨著冷戰的深化，施克萊在后期逐漸轉向了“恐懼的自由主義”，強調以最低限度的政治框架遏制暴力和壓迫。在莫恩看來，冷戰自由主義者通過將啟蒙思想、法國大革命以及德國理念論等思想資源納入“反典范序列”，意圖構建一種新的自由傳統，以擺脫被其視為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相連的思想根源。不僅如此，冷戰自由主義者進一步放棄了自由主義傳統中的完美主義與進步主義。他們譴責浪漫主義，放棄了對“最高生活”的系統闡釋，而這也意味著放棄了現代自由主義試圖通過創造性主體性發掘可能性的理想。這樣一個為創造性的個體生活奠定基礎的現代社會理想，正是包括邦雅曼·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曾畢生致力于建構的。

施克萊與其老師、友人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互動，為理解冷戰自由主義內部的復雜性提供了另一條線索。莫恩巧妙避開了對伯林非此即彼的兩極化評價，敏銳地指出這位“冷戰自由主義斗士”的異見者身份。伯林最著名的“消極自由”的建構與他將啟蒙運動從自由主義中排除的過程相重合，但他也支持浪漫主義的自我創造與主體性，并試圖修正施克萊對盧梭的批判。然而，莫恩隨即謹慎地指出，伯林忽視了適當的國家支持在保障個性中的作用（27-32頁）。在伯林之后，莫恩進一步將波普爾（Karl Popper）以歷史主義批判者的形象加入冷戰自由主義的關鍵譜系。莫恩指出，波普爾通過批判黑格爾哲學，特別是針對那種將歷史進步與基督教的“必然性”神學化聯結的理論，精準地觸及了歷史主義的核心問題：在理論上，歷史主義試圖將未來封閉在一條單一的“必然”路徑上，剝奪了個體選擇的多樣性與開放性；在實踐中，這種敘事邏輯同樣將個體困于被動的歷史進程之中，成為極權主義擴張權力的一種隱秘形式（78-80頁）。“反歷史主義”立場試圖通過拒絕宏大歷史敘事來捍衛個體自由，但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自由主義在應對社會變革時的適應性（第76頁）。自由主義者不再試圖回答“未來應該是什么樣”的問題，他們專注于既有當下的保護和維持，而不是對更大社會變革的規劃和未來目標的制定。

通過兩位代表性的思想家漢娜·阿倫特與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莫恩進一步對冷戰自由主義在全球去殖民化運動以及心理分析領域發生的關鍵轉向進行考察。在莫恩看來，漢娜·阿倫特即使不能被嚴格歸類為冷戰自由主義者，也無疑屬于這一思想陣營的“同路人”（115-116頁）。這不僅表現在她與早期自由主義經典之間的斷裂、對創造性自由和解放價值的棄置，更體現在其對去殖民化世界中自由可能性的文明和種族限制。莫恩的標題將其概括為一種“白人自由”（white freedom），其與冷戰自由主義者共享了以“西方文明”自我定義的大西洋主義框架：自由主義從曾經以全球擴張為目標的帝國主義姿態，逐漸蛻變為一種“失去全球興趣”的地域性自由主義。當自由主義者認定全球自由已然成為一項不可能的事業時，他們將全部的努力轉向保衛西方的自由，并以此對抗“其余世界”的所謂威脅。莫恩進一步指出阿倫特及冷戰自由主義者的雙重標準：一方面，他們普遍對新興民族主義的政治項目保持冷漠甚至懷疑態度，認為這些運動缺乏自由主義所需的政治成熟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他們卻熱情地支持以色列的建國事業，并將其視為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一個成功象征（137-138頁）。這種矛盾不僅反映了冷戰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的局限性，也揭示了自由主義傳統在面對全球正義問題時的深刻挑戰。最后，莫恩以特里林對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重新定義，將冷戰自由主義的思想發展推向高峰。通過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納入冷戰自由主義體系，特里林徹底告別了啟蒙傳統，拋棄了進步理念，認為它常被用作政治恐怖的借口，而將自由主義的核心轉向更對自我心理約束的強調（141-152頁）。特里林強調，自由不僅是對外部壓迫的反抗，更需要通過自我規訓和內省來實現。莫恩推測，特里林的這一認識可能源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歷史經驗，從而形成了一種更為悲觀的自由主義視角：這是一種“生存主義”的自由主義，其核心在于強調自由面對外界壓迫的持久性和韌性。由此，自由主義向右翼逐漸靠攏（153-167頁）。通過特里林，冷戰自由主義找到了新的方向，而這一方向的代價則是自由主義某些潛能的自我抑制與放棄。那么一旦放棄，自由主義是否還能為社會提供充足的未來想象力和變革動力？莫恩給出的答案即使不是否定的，也是質疑的。在他看來，外部威脅還尚未瓦解自由共識，自由主義者們卻從內部退縮而選擇斷尾求生；冷戰自由主義由此為新保守主義和自由市場導向的新自由主義鋪平了道路，最終帶來社會公正與自由平衡的失守。

正是通過上述分析，莫恩不僅揭示了冷戰自由主義的“反典范”特征，也進一步探討了自由主義者如何試圖通過替代方案來應對一個失去解放希望的悲觀前景。《反對其自身的自由主義》無疑是一部振聾發聵的著作，通過對冷戰自由主義的批判性反思，為思考當前全球自由主義危機提供了歷史啟示。正如莫恩所言，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危機、加強于戰后的全球政治重構，冷戰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征首先在于其防御性定位：面對意識形態的緊張沖突，它突出自由“免于干涉”的消極功能，即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個人權利，強調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性，而非追求宏大的社會變革。冷戰自由主義者往往對啟蒙運動所倡導的普遍解放理想抱持戒懼，擔心這些理念可能演變為集體主義甚至專制的溫床，這在抵抗外部威脅的同時，也自行削弱了自由主義原有的道德普遍性和解放潛力。此外，冷戰自由主義者對于將歷史發展視為線性邏輯的歷史進步觀也持懷疑態度，對大規模社會實驗和革命性變革的深刻警惕。這些焦慮與懷疑直接影響了美國冷戰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情報局等國家安全機構、大量智庫組成的“軍事-知識復合體”為代表的精英治理架構，將外交決策從公眾和國會的監督中剝離，極大程度地限制大眾對政治決策的干預（Daniel Bessner, Michael Brenes & Michael Franczak, ‘A Brief History of Cold War Liberalism’, Cold War History 24: 2, 2024, pp. 301-302）。冷戰自由主義試圖調和極權主義的外部威脅與自由社會的內部矛盾，其形成不僅是對冷戰地緣政治的回應，也確實標志著二十世紀中葉自由主義從解放性到防御性的思想收縮。

正如莫恩在書中呼吁的，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冷戰自由主義，而不是復興它。當冷戰自由主義模式成為后冷戰時期自由主義的慣性邏輯時，面對全球化、去殖民化、氣候危機和數字技術等新興挑戰，或許已無法為普遍自由與社會正義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論框架。但問題是，我們一定要用求全責備代替歌功頌德嗎？莫恩對冷戰自由主義的嚴厲批判，依賴于他對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理想化重構，并將后者設定為絕對的參照系。從贊美走向譴責的分析框架是具有沖擊力的，但并不必然等于對復雜現實的全面理解。冷戰自由主義的確存在問題，其防御性邏輯常常妥協于政治現實的緊迫性，甚至為歷史上的不公正提供了辯護。然而，它也不可否認地在捍衛自由與秩序之間尋找過某種平衡，并試圖以此回應極權主義的威脅。同時，冷戰自由主義實際上延續了自由主義傳統中一種冷靜而謹慎的思路，這種思路植根于社會變化、人性洞察，以及關注自由主義理念在實際政治中的效力。例如，托克維爾的社會學洞察揭示了民主社會的脆弱性，而密爾吸收了這些洞見在自由權利與社會進步之間的微妙平衡，以其為代表的十九世紀樂觀的自由主義已經包含了希望與懷疑之間的張力，展現了一種對人類社會問題的存在性挑戰的敏銳意識（Amanda Anderson, ‘Character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cold war liberal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42: 2, 2011, pp. 209-229）。而按照歷史學家阿倫·S·卡韓（Alan S. Kahan）的觀點，這種延續性的思想路徑正是為了應對思想家所處時代的“恐懼”問題而不斷發展的，不同的恐懼不僅影響了自由主義在不同時代中的理論形態，也賦予其一種持續的歷史緊迫感。所有的自由主義變體，無論是在冷戰時期還是更廣泛的歷史語境中，始終在試圖平衡一種內在的張力：如何將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論與對“美好生活”的實質性道德承諾相調和（Alan S. Kahan, 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5-13）。莫恩承認，其著作未能全面梳理冷戰前自由主義的歷史（第7頁）。正因此，這些隱含的延續性特質作為理解冷戰自由主義歷史地位的關鍵前提，在某種程度上被遺忘或淡化了。在這種意義上，海倫娜·羅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的理論框架同樣能夠為理解自由主義的演進提供補充（參見：海倫娜·羅森布拉特：《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徐曦白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卡韓從自由主義對“恐懼”的回應切入分析其在不同時代中的適應性與演進，而羅森布拉特則通過重新審視“自由”和“自由主義”概念從古羅馬到當代的發展演進，強調了法國和德國自由主義思想在國家建設與道德完善性方面的貢獻。他們的研究不僅在早期自由主義歷史的精細刻畫上彌補了莫恩未曾著墨之處，也在試圖挖掘自由主義傳統中關于自我發展與美德的內在潛力方面與莫恩產生了共鳴。

莫恩對冷戰自由主義的負面診斷，也與其分析對象的取舍密切相關。在書中，莫恩聚焦于朱迪思·施克萊、以賽亞·伯林以及漢娜·阿倫特等幾位典型思想家，突出其思想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尤其是這些思想與作為評判標準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傳統間的斷裂。這一處理方式固然揭示了冷戰自由主義的種種弊端，但也可能導致敘述的單向度，忽視了冷戰自由主義內部更為多樣化的聲音。事實上，如果將視野拓展至那些未被莫恩的敘事框架所涵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我們可能會發現冷戰自由主義的內在厚度。例如，法國政治社會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與多數冷戰自由主義者一樣摒棄了進步主義與歷史主義，但在關鍵問題上與后者保持距離。對于民主，或他所稱的“憲政多元政體”（régime constitutionnel-pluraliste），阿隆既不絕望于民主的脆弱，也不將勝利寄托于歷史必然性之中，而是主張用“智識勇氣”拯救民主思想中值得保留的核心：對個人的尊重。同時，他警告“人民主權”易被極權主義者濫用，因此民主政權必須堅持法治的原則并限制權力（Raymond Aron, Thinking Politically: A Liberal in the Age of Ide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7, pp. 325–347）。此外，盡管阿隆也批判歷史決定論，他的歷史觀顯然更加開放。他強調歷史的多樣性與人類行動的偶然性，認為每一種歷史敘事都只是對復雜現實的部分抽象。然而，為了賦予個體行動以意義，統一的歷史敘事又是必不可少的。阿隆以“介入的旁觀者”（spectateur engagé）概念對這一張力加以調和，提出一種“或然決定論”，既承認歷史的因果邏輯，又突出偶然性和人的自由選擇的重要性（黃秋生、劉寅：《雷蒙·阿隆的歷史觀——走在康德和馬克思之間》，《新視野》，2019年第2期）。不僅如此，阿隆的思想與孟德斯鳩、托克維爾所代表的法國自由主義傳統之間的連續性遠大于斷裂性。面對1968年“五月風暴”事件，阿隆采用托克維爾的視角，認為民主的政治危機是源于平等躁動引發的精神危機，必須由道德權威來克服；在試圖建立西方政體與蘇聯政體的比較時，阿隆重申了托克維爾對政治的獨立性的強調（Raymond Aron, Dix-huit le?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Paris : Gallimard, 1962, pp. 53-73 ; p. 369）阿隆以其對（自由）民主的堅定捍衛、“或然決定論”的歷史觀及其與19世紀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密關系，恰恰構成了對冷戰自由主義另一種可能性的詮釋。觀念史學者雅各布·塔爾蒙（Jacob Talmon）以其《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對革命政治的批判、對先驗普遍理性方案的質疑以及對實用主義政治的推崇加入了阿隆的行列，為冷戰自由主義的思想譜系注入了獨特的深度。不同于莫恩筆下懷疑民主的思想家，塔爾蒙認為自由主義并非對民主的簡單贊美或拒絕，而是將民主視為一種充滿困境卻不可或缺的歷史實踐。他指出，法國大革命催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民主潮流：一種是以個體自由和人的自發性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民主，另一種則是以政治救世主義和絕對目標為驅動的極權主義民主（Jaco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2, pp.1-3）。塔爾蒙深入探討了這一分野，通過回顧邦雅曼·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和斯塔爾夫人（Germaine de Sta?l）在革命風暴中的困境，揭示了這些問題在冷戰時代的重要性。自由主義生而矛盾，它試圖在普遍公民權與個體自由、公共參與與有序治理、國家統一與少數權利之間達成平衡，卻始終處于一種內在張力之中。這種矛盾并不是自由主義的缺點，反而正是它的歷史特征所在：自由主義總是在對立目標之間尋求平衡，通過持續的協商和調整來應對民主的多變性（Malachi Hacohen, ‘Jacob Talmon between Zionism and Cold War Liberalism’,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4: 2, 2008, pp. 146–157）。塔爾蒙敏銳地捕捉到自由主義的模糊性，也將民主的內在張力推向極致。自由主義或許并不是一種提供確定性答案的理論，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面對復雜現實的開放性姿態。

除了以制度設計和抽象原則為核心的傳統路徑之外，新教倫理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為代表的宗教思想家，也深刻展現出冷戰自由主義的思想多樣性及其優勢。尼布爾的貢獻不僅在于其神學視角，更體現在他對人性和社會的批判性理解，以及對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獨特關注。作為基督教現實主義的代表，尼布爾為人類的傲慢與人性之惡敲響警鐘（《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405-407頁）。在他看來，人類因其想象與推理的能力而自由，但這種自由不僅產生了道德與創造力，也滋生了驕傲、虛榮與強烈的意志沖動。自由主義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其制度設計的完備性，更在于公民個體能否在日常政治實踐中承擔自由承諾所需的思考和行動責任。出于對“人類存在不可避免的悲劇性，人類行為不可化約的非理性，以及人類歷史的迂回曲折”的深刻體認，尼布爾將精神氣質作為自由主義發展的核心。他強調寬容、謙遜、堅韌、審慎與責任等品質，并通過加入悔恨、希望和寬恕的要素，豐富了冷戰自由主義的典型精神氣質（Joshua L. Cherniss, ‘A Tempered Liberalism: Political Ethics and Ethos in Reinhold Niebuhr’s Though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78:1, 2006, p. 65)。同樣從宗教維度進行反極權主義思考的還有天主教理論家瓦爾德馬·古里安（Waldemar Gurian）和雅克·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古里安雖然在基督教倫理框架下對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進行批判，但這種批判是建設性的，他也表示自由民主是天主教的天然盟友。在政治實踐方面，古里安還通過促進跨大西洋天主教聯盟、資助出版物與教育項目等對歐洲冷戰產生影響（Udi Greenberg, The Weimar Century: German émigrés an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20-168）。馬里坦則以“整全人文主義”（integral humanism）理念，主張建立一個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試圖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中尋求平衡。同時，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將天主教倫理的普世價值引入國際法與人權討論（Samuel Moyn,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4）。和尼布爾一樣，古里安和馬里坦都是洞悉人類弱點之后仍然選擇積極行動的知識分子。由此觀之，似乎并非如莫恩所言，政治樂觀主義和可能性已全然耗盡。他們或許不能算作傳統意義上的冷戰自由主義者，但的確在理念上回應了極權主義的挑戰，也為戰后自由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注入動力，而這一貢獻植根于道德行動、社會實踐與國際合作的共振之中。

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中葉的冷戰自由主義并非單一或固定的思想模式，而是呈現出一定的內部多樣性。至少在最典型的“冷戰自由主義者”之外，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對民主和進步并沒有那么敵視，而展現出更加開放與靈活的立場；有些人試圖在復雜現實中挽救民主的核心價值，還有些人著力為自由主義注入新的道德與歷史維度。這種內部的思想張力與對話性，或許正是自由主義思想生命力的重要來源，也為后世提供了持續的思想資源和反思空間。因此，莫恩對冷戰自由主義的批判雖然極具啟發性，但若能在評價標準和分析對象的選擇上更為開放，其敘述的深度與廣度無疑將更具說服力。

從后見之明的視角出發，當然可以指出任何思想家理論建構的不足。然而，對于許多冷戰時期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所面對的往往并非理論探討的真空環境，而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嚴峻現實。面對極權主義的威脅與意識形態的對抗，他們不得不直面一個核心問題：完美的理論建構是否真正能夠經受住現實世界的考驗？而自由主義又是否能夠經受住考驗，維系其自身？莫恩在批判冷戰自由主義時，或許低估了危機中權宜性策略的必要性。其實，與其過于嚴厲地批判二十世紀危機中的知識分子，不如嘗試去理解他們的處境與選擇，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更豐富的視角，去思考如何在激烈的意識形態對抗中探索一條自由與秩序之間的中道。不得不承認，我們都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也被自身的有限性所束縛。試圖構建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往往很難帶來更大的自由與解放，反而往往會滑向反烏托邦的深淵。冷戰自由主義盡管在理論上不無局限，但其審慎的策略與對權力的深刻懷疑，正是對現實政治和人性復雜性的回應，而這種回應在動蕩不安的時代具有獨特的意義。一代知識分子以其思想的活力、方法的嚴謹、面對失控的激情時展現的冷靜，提醒我們無論置身何種境地，反思、理解與寬容都應被置于思想和行動的首位。或許，它們的價值并不遜于那些以完美主義或進步主義為名的宏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