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我們正面臨一個全球巨變的時代。無論是世界范圍的政治經濟動蕩，還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模式的走向，都是社會各界近年關注的焦點。2024年年底，經濟學家高柏新著《把脈：全球巨變與中國經濟》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后便引發廣泛關注。該書從歷史長周期提出國際國內政經問題的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大變局”的歷史前緣與底層邏輯，以比較與歷史的視野呈現世界大國曾經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并探尋其間的共性與規律以為中國鏡鑒。

三聯學術論壇第24期 “全球巨變與中國經濟的未來”海報

1月4日，三聯韜奮書店2025年開年首場學術論壇“全球巨變與中國經濟的未來”在北京舉行。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封凱棟，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雷少華從國際秩序、產業政策、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等多個面向，共同探討當今世界面臨的深刻變化及其實質，從歷史經驗出發，思考中國如何有效應對當下挑戰并展望未來發展方向。

論壇現場

“打通福利國家內循環模式的任督二脈”

何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脈》一書開篇即提出：全球化鐘擺運動、霸權更迭和科技革命三大歷史長周期的同頻共振。百年前，這三個歷史周期的同頻共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金本位崩潰、大蕭條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全球蔓延，最終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認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三個歷史周期又一次出現同頻共振的趨勢，正在形成一種結構性力量，將世界推向與百年前十分相似的局面。

《把脈：全球巨變與中國經濟》  高柏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12

“如果希望充分理解世界今天所經歷的深刻變化，并在此背景中思考中國的未來，我們不僅要看一個世紀前所發生的，而且要看到世界大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是如何應對兩次大變局的，進而探討這些國家及中國所走過的路對今后的選擇有何啟示。”論壇開場白中，高柏表示。

在高柏看來，科技革命帶來了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而各國之間在這些產業的競爭則會改變各國的力量對比。“另外一方面的動力來則自于全球化本身。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受損害的群體會要求政府施行貿易保護主義、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的運動。新興產業競爭以及全球化帶來的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就使得霸權國開始擔心被新興大國取代，這等于是從全球化的概念過渡到霸權周期的層面。”

高柏

“于是國家安全的考量開始取代效率優先。在全球化階段，效率被視作主要的經濟治理的原則，現在大家如果關注媒體報道，可以看到各國主要的擔心都是國家安全。在奔向修昔底德陷阱的路上，國家安全取代貿易帶來的效率和福利，成為大國管理經濟的新原則。地緣政治的激烈競爭徹底改變了各國對全球化時期形成的相互之間經濟依賴的看法。”

“在20世紀20到40年代，‘生存空間’是許多國家主導對外政策的原則，最近幾年其翻版開始以‘脫鉤’‘去風險’‘友岸’或者‘近岸生產’的新形式出現。從國家安全的視角看經濟現象的另一個后果是把經濟依賴武器化，既存霸權國經常依靠經濟制裁來壓制新興大國。英國在一戰期間對德國實行了廣泛的禁運；30年代末期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是日本決定偷襲珍珠港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烏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把俄羅斯踢出SWIFT，并對它實施了數以萬計的經濟制裁。俄烏危機以來西方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的行為，導致許多國家開始尋求去美元化，這正在削弱以美元為關鍵貨幣的國際金融秩序。在這種日趨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各大國之間必然會進一步降低對潛在敵對國在經濟方面的依賴性，并確保萬一爆發軍事沖突時本國供應鏈的安全。這些都構成了中國經濟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因此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就構成了一個極大的挑戰。”

談及中國對此的應對之道，高柏認為有兩方面：一是休養生息，二是強筋壯骨。

“我在這本新書中有三篇文章都是講產業升級換代，發展一系列戰略產業的競爭優勢。這仍然寄希望于國際市場，以電動汽車為代表，只要我們有競爭優勢，在國際市場仍然會有競爭能力。雖然我們跟發達國家的貿易有下降，但同全球南方貿易有上升。下一步如何利用全球南方的大市場支持中國的出口，實際上是許多學者應該研究的題目。”

“休養生息則是發展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居民的消費作為國內循環主要的支撐點。”

從跟跑、并跑到領跑，“我們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雷少華在發言中提出，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 2023年中國GDP制造業總規模達到全球35%，其中制造業的增加值占據全球29%，“當下中國經濟和產業是冰火兩重天，新興產業發展如火如荼，傳統產業哭爹喊娘。為什么出現兩個極端的情況？我認為是全球發展的根本性邏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雷少華

“如果傳統經濟還在依附于西方市場、西方的消費體系，依附于傳統的能源，它很可能就會處于相對發展受限、受阻的階段，這也是我們現在看到大量外貿企業處在一個相對困境狀態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整個經濟體系放在中國新增量的發展模式上，比如說很多投資、外貿轉向了‘一帶一路’國家，很多科技、產業的發展走向了以可再生能源、可再生增量發展的模式，比如新能源汽車、無人機等這一系列領域。這些變化也使得這個現實的世界，逐漸擺脫了對于稀有資源、存量市場的爭奪，轉向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增量市場的貢獻。”雷少華說。

封凱棟在發言時表示研究趕超式發展，無論是之前的工業化趕超，還是之后的創新系統演進，國內學者的理論源泉，都是1962年俄裔美國政治經濟學家格申克龍提出的“集約資源、集中投放”的觀點。“因為工業和創新的發展都有規模效應，一定要保證投資能夠越過那個基本有效的門檻來進行集約式發展，才會取得成效。所以過往的趕超式發展，在進行資源動員的過程中，有被資源集聚的領域，就必然有被資源抽取的領域。而長此以往，就會積攢起越來越多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封凱棟

“這個模式到了今天，可以說不管是從國家內部內循環的角度來講，還是從大循環外部的角度來看，都面臨著現實的瓶頸。不僅發達國家會逆全球化，發展中國家也會在這個浪潮當中有自我保護的景象。這么多年來，我們國家也從跟跑、并跑到領跑，但事實上，我們整個理論體系和政策范式并沒有對今天的領跑地位做好充分的準備。所以一方面出海是有必要的，搞區域性的貿易集團是有必要的，但這種方法能走多遠？能夠獲得多大的空間？在現實層面，需要跟我們思考怎么樣部分輸出產能，進而如何能形成一個更大的共同體。當我們尋找中國發展出路的時候，不管是從經濟邏輯還是安全邏輯上講，它一定需要一整套邏輯上的閉環。”封凱棟說。

針對高柏在新書中把應對的落腳點放在國內經濟上，姚洋在發言時表示認同。

姚洋

“如果這些真的發生，對我們將會意味著什么”

在以上三位學者發表觀點后，高柏也在隨后的發言中一一做了回應。“從產業政策的協調上講，我雖然特別強調外在危機可能會逼迫我們走向內循環，同時就目前而言，的確也還有很多可以運作的空間。從新能源汽車領域來看，中國如何能夠系統出海，比如充電樁行業、儲能行業加上新能源行業可以徹底打通的話，為中國新興產業提供廣闊海外市場的空間是存在的。”

“關稅危機現在的確還沒有完全展現，中國去年對美貿易順差大概是3300億，對歐盟是2900億。但如果特朗普上臺后，真的提高到60%的關稅，歐洲也跟進的話，這對中國將會意味著什么？另外，隨著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最近我一直在關注新能源汽車領域，看得非常清楚，造車新勢力幾乎都是‘黑燈工廠’（由智能機器人或自動化設備按照系統指令自行完成生產的工廠）。”

“去年3月，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談了對汽車行業的最新形勢判斷，認為新能源行業已進入淘汰賽，2024至2026年是規模、成本和技術的決戰。中國汽車公司新能源產品加速投放將會蠶食合資品牌市場，未來3至5年，合資品牌份額將從40%降到10%。但如果真的這樣發生，那么對跟外資合資的這些國有大廠，對這些國有企業的職工而言將會意味著什么？”

“從發展主義的角度，我一直在觀察中國和日本。如果看問題的源起，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也像中國現在這樣，專注如何集中資源去發展。但經過幾次大的政治沖突，資方逐漸意識到安定是特別重要的指標。所以日本主流的經濟學家都特別強調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想要社會穩定怎么辦？必須解決分配的問題。”

“日本企業搞技術創新，大規模利用新技術，工會一般都會堅決反對。因為一旦自動化了，公司就要解雇工人。責任經濟學家就此提出了發展生產力的三原則：第一，怎么增加生產力要跟工人商量；第二，終極目標不是為解雇人；第三，所有獲得的利益要跟工人共享。這些觀點實際上在日本社會經過了很大的博弈，在60年代中期才逐漸成為共識。所以他們發展出了普遍的終身雇傭制、年工序列型工資，還有以企業為單位組織工會。回到國內，我們看華為、胖東來、中興國際等，這些近年來最成功的中國創新型企業，實際上也都比較好地解決了跟員工之間的利益分配的問題。”

圖/三聯書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