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滬之間”系列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啟動。“京滬之間”旨在解析中央政策，探討上海思路。

第一場研討會，暢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上海戰略。第二場研討會，聚焦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第三場研討會，關注科技金融。第四場研討會，討論新稅制與新業態。第五場研討會，探析什么是高質量孵化器。第六場研討會，討論公共數據開放利用與上海建設國際數字之都。

第六場研討會，邀請了國家信息中心公共技術服務部發展規劃處處長王曉冬，國家數據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交通大學信息管理與理論國際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張向宏，賽智產業研究院院長、北京賽智時代信息技術咨詢有限公司CEO趙剛，上海數據交易所副總經理、上海市數商協會秘書長盧勇。

以下為趙剛演講精要。趙剛認為，公共數據開發利用引領數據要素驅動商業和治理模式創新。

賽智產業研究院院長、北京賽智時代信息技術咨詢有限公司CEO趙剛     吳玉蓉 攝

公共數據的開發與利用與數字中國建設密切相關。數字中國的概念于2015年首次提出，并于2017年進一步加速推進，明確提出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將數據要素納入生產要素體系。在《數字中國》總體規劃中，專門設立了數據資源體系，其核心內容之一即為公共數據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202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加快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意見》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戰略任務的實施。公共數據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不僅是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要舉措，也是釋放數據要素價值、促進數字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數據要素加快賦能應用場景，如何做？

對于加快公共數據的開發利用，我有五個點要強調。

第一，公共數據要融入社會的各種應用場景。數據資源可大體分為公共數據資源和社會數據資源。通過開放、共享或授權運營等方式，公共數據資源最終會衍生出兩類產品：一類是公共數據產品，一類是社會數據產品。

公共數據資源和社會數據資源共同作用，推動公共數據產品和社會數據產品的形成。公共數據不僅促進公共產品的產生，還能與社會數據融合，推動社會數據產品的衍生。社會數據資源一方面形成各類社會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與公共數據融合，推動公共數據產品的生成。這些產品不僅限于政務服務或公益領域的應用，也應當深入社會的各個應用場景，為社會發展和各類服務提供支持。

第二，數據要素現在還有很大的潛力沒有被開發出來。公共數據在總量上占比大、分布廣泛，是一種質量高、綜合性高、帶動性強的數據資源。當這些數據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時，產生的經濟社會效益可能呈現出“二八定律”，即20%的投入帶來80%的價值。

然而，目前公共數據的開放程度較低，大量的公共數據尚未得到有效開發。此外，公共數據共享目前主要是針對政府內部，如何將這些“冰山下”的數據資源更好地融入市場，是公共數據授權運營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第三，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需要公共數據先行。在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探索過程中，盡管平臺企業和行業龍頭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需要考慮績效和風險。因此，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探索和先行試驗，關鍵在于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通過公共數據資源發揮示范作用，率先探索公共數據市場化運營的實踐模式。

例如，如何實現應用場景中的“可用不可見”以及如何在不出域的情況下仍能應用等問題。這些實踐模式可以通過公共數據授權運營進行初步探索，最終形成可推廣的模式。這樣的先行試探，為數據要素市場的大規模數據資源投入和產品創新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目前已形成三種主要的公共數據利用方式，每種方式對應不同的應用場景。公共數據共享旨在解決政府內部的信息孤島問題，提升“一網通辦”與高效辦事的能力；公共數據開放則面向社會公眾，滿足每個人都能獲得數據的需求，推動公益服務；而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則通過充分開發涉及安全的重要數據，促進其投入市場，推動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三種方式各有其明確的解決目標。

從運營模式的角度來看，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的推行并非單純由領導或專家提議，而是基于地方的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例如，在主管部門、實施機構與運營機構之間的協調上，地方形成了多樣化的實踐模式，如福建模式（一體統籌、整體授權），北京模式（統一統籌、分領域授權），浙江模式（統籌協調、分場景授權）等。這些模式既能實現集中統籌，也支持各部門之間的分享授權。《意見》將這些地方的探索經驗提煉并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政策綱領。

第五，在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的探索過程中，可信數據空間的應用場景至關重要。前不久，行業內發布了關于可信數據空間建設的相關指導文件，其中提到可信數據空間特別強調共建共享。在這一空間內，能夠實現多方連接、價值共創和資源共享，這也是許多公共數據資源在不同應用場景中能夠發揮作用的關鍵目標。

然而，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仍需要進一步探索。例如，數據空間的運營模式究竟是由基礎設施提供方主導，還是由第三方運營商負責？是采用平臺經濟模式，還是由通信運營商通過管道模式進行運營？這些問題仍需持續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數據基礎設施中，可信數據空間將作為一個基礎性組件發揮核心作用。只有當基礎設施建設得更加完善，投入更為充足，數據資源企業才能共享數據空間的紅利，從而推動公共數據資源的應用創新和產業發展。

數據要素驅動商業模式和治理模式創新

公共數據資源開發與利用的一個重要方向是推動城市或區域的全域數字化轉型。通過公共數據資源的利用，不僅可以點燃整個數據開發的進程，還能通過其“化學反應”推動各個領域的發展，從而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促進全鏈條、全領域、全方位、全過程的數字化轉型。

這一改革過程可以被稱為“適數化改革”，即通過數據要素驅動，實現各個業務場景和治理模式的創新。數據要素賦能體系的構建是全方位的，數據貫穿整個建設鏈條。公共數據資源正是這一改革進程中的“燃料”和“引擎”。

可以預見，未來許多改革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創新，以及產業發展的商業模式創新，都將源自于公共數據與社會數據資源的融合，為業務模式帶來新的創新。例如，在政務服務領域，政務數據共享顯著提高了“一網通辦”、一碼辦事等政務效率，使民眾切實感受到辦事流程的簡化，不再需要頻繁蓋章或復印文件，體現了公共數據資源的應用價值。

在經濟領域，稅務部門通過“一企一檔、一人一檔”的數據歸集，對國家稅務系統的貢獻巨大。在金融領域，數據驅動的信貸、風控等創新也由公共數據與社會數據融合推動而來。在社會領域，電子病歷的數據共享、藥物研發、物流多式聯運等應用場景的創新，亦是基于數據的支持。

地方治理模式、服務模式、商業模式的創新，離不開數據的驅動，生態文明和文化領域亦不例外。因此，公共數據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不僅體現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改革創新，還推動了治理模式和服務模式的升級。

最后，上海在推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特別強調了要充分發揮公共數據資源的作用。根據上海數字化轉型的整體架構，數據作為基礎支撐，而公共數據資源則是這一基礎的核心組成部分。通過公共數據資源的推動，上海能夠助力國際數字之都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和高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