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完善檢察機關法律監督體系，最高檢日前發布《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其中，關于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制度的表述，引發公眾廣泛關注。

訊問合法性核查，即對偵查機關偵辦的案件，由檢察機關通過詢問犯罪嫌疑人，查明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一經發現，就應當及時排除非法證據，并不得作為提請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 

受刑事偵查技術發展局限，過去不同程度存在“重口供輕證據”的情況，加之有“命案必破”這一硬性要求，偵查人員往往通過先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進而搜集書證、物證等證據，此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供述成為案件偵辦突破口，導致個別偵查人員使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進行訊問，以獲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嚴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實，不能忍痛者吐不實。從之前平反的河南趙作海、湖北佘祥林等眾多冤假錯案可以看出，致錯的根本原因無不歸咎于刑訊逼供，刑訊所得口供無疑成了“毒樹之果”。 

有鑒于此，“兩高三部” 2016年聯合印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強調從刑事訴訟的源頭開始，就必須按照裁判要求和標準，全面、規范地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從而確保案件裁判公平正義。次年再次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進一步明確了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要求，就證據取得、審查和認定對偵、訴、審相應機關均作了明確規定。

在刑技發展現狀下，“沉默權”在我國尚不具備實施基礎，但民眾對人權保障、司法公正的需求刻不容緩。正義不僅應當實現，還應當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雖然“零口供”已倡導多年，但在諸多現實境況下，刑訊逼供仍然以各種隱蔽的形式出現，并且可以預料到，在較長日期內都還不會銷聲匿跡。

在這種形勢下，檢察機關主動作為，積極探索出訊問合法性核查這一監督方式，尤為值得肯定。訊問合法性核查，不是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的簡單細化，而是一項全新的制度。目的是將防范冤假錯案的關口前移，實現源頭治理，從而防止證據帶病進入逮捕、審查起訴直至審判階段，對偵查工作形成倒逼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讓這一良好制度落到實處，發揮應有作用，實現預期效果，還需要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細化措施和配套機制： 

如將重大案件推廣到一般案件；將依職權詢問推廣到依依職權和犯罪嫌疑人申請（要求檢察機關履行告知義務）相結合；將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納入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內容，確立核查剛性權威；將該項制度作為刑事案件必經程序等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面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機關監察委，檢察機關能否迎難而上、有所作為。

要徹底鏟除刑訊逼供的土壤，單靠訊問合法性核查這一個制度，檢察機關一個部門在短時間內終究難以完成。但正如西諺云，“上帝的磨盤雖然轉得慢，但卻始終在轉”，在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破題，理應值得期待。（作者系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