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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中感受甲午之戰：李鴻章丁汝昌墨跡匯聚清華

澎湃新聞綜合報道

2025-01-01 19:04

來源：澎湃新聞

2025年開年第一天，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推出新展“怒海丹心：甲午風云人物墨跡展”，甄選了甲午戰爭時期關鍵人物的珍貴墨跡資料170余件，涵蓋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丁汝昌、鄧世昌、張謇、康有為、嚴復等人的書札墨跡，試圖使觀眾從筆墨中感受甲午之戰的深遠影響。

1894年（甲午年）7月，日本發兵侵略中國和朝鮮，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彼時，由于日本蓄謀已久，而清王朝倉皇應戰，這場戰爭在1895年4月以清軍戰敗、北洋水師覆滅而告終。甲午戰爭的結果標志著東亞傳統秩序的終結，它不僅是一次雙方兵力之間的較量，更是事關中日歷史走向的國運之戰。

黃海大戰稟李鴻章稿，丁汝昌，1894年，紙，21.8cm×51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展覽分為“朝堂風云”“軍中搏命”“覺醒求變”“警示長照”四個單元：“朝堂風云”部分，選取了晚清權力核心人物如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等人的書札墨跡，從“求和”與“求戰”雙方對立的意見里，深刻反映了清政府在面對內外挑戰時的遲疑與困頓；“軍中搏命”部分，精選了清軍官兵，尤其是北洋將領的墨跡，無論是丁汝昌的奏疏還是鄧世昌的贈聯，既是軍人抗敵意志的真實寫照，也是戰爭失敗的悲愴見證；“覺醒求變”部分，則聚焦于甲午之戰的巨大余波之中，社會各個階層為救亡強國而作出了各種努力的有志之士，著重選取了張謇、康有為、嚴復等人的墨跡，展現了甲午一戰對中國全方位的影響；“警示長照”部分，則通過展示侵略方的關鍵人物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的手跡，呈現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野心，提醒我們時刻銘記歷史，勿忘國恥，以古鑒今。

第一單元朝堂風云

1840年后，面對鴉片戰爭的慘敗與國內的天災人禍，清王朝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開啟了洋務運動，試圖重振國勢。然而，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既缺乏系統性，又難覓一以貫之的決心與力度，最終步履蹣跚，淺嘗輒止。在充斥著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清王朝根本無力遏止國勢的衰頹。甲午戰爭不僅是東亞權力格局的轉折點，更是清廷內部一場關乎國家走向的激烈博弈。對駕駛著清王朝這艘緩行巨輪的王公權臣們來說，斗爭從來不只局限在戰場之上，更在朝野之中。在權力中樞，主戰與主和的矛盾貫穿整個戰爭。

作為本單元的核心人物，李鴻章是北洋水師的主要創建者和清廷的核心決策者，他在戰前的奏疏中多次提到財政匱乏、軍備不足的問題，力求通過保守策略穩住局面。然而，在戰爭爆發后，他的主和立場使其成為戰爭失敗后輿論的集中批評對象。與之相對，以翁同龢為代表的主戰派力圖推動改革和軍事抵抗，但也最終未能改變局勢。在本單元，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立場的權臣們圍繞甲午戰爭進行的交鋒，以及他們試圖通過內政和外交手段來實現或自保，或自強的嘗試。

本單元通過展出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等清廷要員的墨跡，一方面有助于了解他們的個人情懷與思想，另一方面也能從某種程度上展現當年清王朝所面臨的不利局面既是軍事準備不足的結果，更是朝堂內部搖擺不定決策失誤的體現。

甲午戰爭時期李鴻章照片，1894-1895年，30.2cm×23.8cm，威海市博物館

李鴻章題北洋海軍聯，1894年，紙，234cm×69.5cm×2，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院

行書屏風，李鴻章，副島種臣，1878年，紙，134.5cm×66.3cm×2，錦樹堂

行書，恭親王奕?，1895年，紙，27.5cm×22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冷金扇面，翁同龢，紙，16.5cm×49.7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西晉張華《勵志詩》語，張之洞，紙，27.5cm×22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蘇東坡手札，榮祿，紙，27.5cm×22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晉書·張天錫傳》語，徐用儀，1895年，紙，27.5cm×22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八言聯，汪鳴鑾，紙，173cm×41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第二單元軍中搏命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在豐島海域對中國運兵船實施偷襲，拉開了甲午戰爭的序幕。戰爭的陸上戰場遍布朝鮮、遼東、山東。海戰方面，在9月17日的黃海大戰中，北洋水軍損失慘重，清朝軍隊徹底喪失了戰爭主動權。甲午之戰，清軍損失了大量如鄧世昌一樣訓練有素的一線官兵，更失去了以丁汝昌、左寶貴為首的高級將領，而旅順、威海、奉天等重鎮和要塞的失守也令清廷元氣大傷。

清軍失敗的根源深植于晚清軍政體制的頑疾和改革的半途而廢。軍隊的整體建設長期受制于指揮失準、戰略失策、制度失靈等諸多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清軍將領的奮力抗敵則更顯悲壯。丁汝昌作為本單元的核心人物，其不降的努力終究成空，以身殉國卻被當作兵敗的“替罪羊”，他的經歷深刻反映了清軍當時內外交困的狀態。本單元通過丁汝昌、鄧世昌、薩鎮冰等一線官兵的事跡與墨跡，拉近觀眾與甲午之戰的距離，感受硝煙彌漫之下的愛國情懷。

同時，戰爭的余波并未止于北洋海軍提督署和水師學堂所在地劉公島的陷落。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臺灣失陷。以劉永福、唐景嵩為代表的將領保臺失敗。戰后，以袁世凱、黎元洪為代表，大量北洋出身的軍人在清末民初之際趁勢而起，攀上權力頂端，他們復雜的背景與經歷恰恰映射了時代的動蕩。這些戰爭親歷者的墨跡是一個悲壯時代的見證。

甲午戰爭時期丁汝昌照片，1894-1895年，30.2cm×23.8cm，威海市博物館

行書致黃建笎書，丁汝昌，紙，22.3cm×25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楷書八言聯，鄧世昌，紙，168.3cm×36.2cm×2，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楷書唐人高適《別董大》詩，薩鎮冰，紙，102cm×37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薩鎮冰履歷檔（復制件），紙，33.5×45 cm，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院

篆書八言聯，吳大澂，紙，182.5cm×26cm×2，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楷書六言聯，黎元洪，1967年，紙，41.7cm×32.6cm×2，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克虜伯炮表》，1872年，紙，20cm×13.2cm，威海市博物館

第三單元覺醒求變

甲午戰爭不僅是中日政治和軍事的較量，更是兩國改革之路的一次對比。在官場失能、軍隊潰敗之時，部分清朝民眾在戰火中逐漸覺醒。國力日盛的日本和舉步維艱的清王朝形成了鮮明對比，也刺激民間各方力圖改變現狀，逐漸成為推動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并在清朝的最后歲月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

在甲午之戰的巨大余波之中，許多有識之士為救亡強國而作出了多樣的努力。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馬關條約簽訂后帶領各省舉人“公車上書”，之后更成為“戊戌變法”的主要領導者；張騫、黃思勇等人投身實業，欲以工商興國；嚴復、吳汝綸辦學興教，從文化上對接世界。這些人物的手札墨跡不僅僅是其心境的體現，更是時代洪流里的點點星光。甲午戰后，無論是戰敗的恥辱，還是割地賠款的重擔，都刺激了中國在政、經、文、教多個層面，或主動、或被動的巨大轉變。本單元通過求變之士的墨跡，為觀眾呈現與前兩單元不一樣的時代視角。

行書，康有為，1917年，紙，18cm×91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臺灣雜詩，梁啟超，1914年，紙，122cm×25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黃思永，紙，27.5cm×22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行書七言聯，張謇，紙，163.5cm×39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山水草書扇面，宋伯魯，1922年，紙，23cm×66cm，香江博物館（翰墨軒）

第四單元警示長照

甲午戰爭無疑是中國近代史的沉重一頁，同時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崛起的關鍵節點。在黃海的另一邊，1853年“黑船事件”后，日本憑借“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迅速崛起，以“富國強兵”為綱領，全面推進近代化改革，其實力與野心迅速增長，開始將侵略的目光投向鄰國。

本單元展品涵蓋多位“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他們同時也是對外侵略的始作俑者。無論是神尾光臣的勸降書、還是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東鄉平八郎等人的墨跡，這些展品都昭示了十九世紀晚期彌漫日本政軍界的自狂與野心。鑒于甲午之戰獲勝對日本的巨大影響，日本國內對戰爭有著詳細的記錄和描繪，包括職業畫師繪制的浮世繪版畫，以及大量關于戰爭的影像資料。同時，戰爭也吸引了歐洲媒體報道戰事，本單元同樣展示了相關出版物以供對比。甲午之戰從未離我們遠去，戰爭帶來的慘痛教訓將永遠警示我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