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歷史記憶研究者，近年來，我的研究聚焦于代際繼承下的二戰記憶，在學術上拓展了“后記憶”（Post-Memory）和“負遺產”（Dark Legacy）研究維度。前者揭示了個體如何在家庭紐帶、社會脈絡及文化傳承中，構建對過往事件的記憶與認知框架；后者則囊括了戰爭創傷、社會不公、道德沉淪、環境玷污以及承載沉痛歷史記憶的建筑物與事件，這些如同一道道傷痕，鐫刻著過往的黑暗與殘酷。步入2024年，我在繁忙的教學與日常工作之余，步履不停于二戰及戰后的“負遺產”現場，在德國、日本、韓國的土地上輾轉沉思——歷史書上的柏林、慕尼黑、達豪、紐倫堡、和歌山、姬路、舞鶴、長岡、釜山、光州、坡州、首爾鮮活了起來，并在克服歷史與清算、戰爭“負遺產”敘事的林中路上產生分歧與爭鳴。??

遺產的精髓，首要在于建筑本身的依托。橫向比較曾步入的日本參議院、韓國青瓦臺與德國奧格斯堡市政廳等歷史建筑，在這些融合“西方議會風范”的建筑主體與裝置藝術中，政治議題悄然萌芽并蛻變，歷史的概念或許就在正廳的一次演講中，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如同時間的見證者，喚醒國民深植的文化記憶。

相較于亞洲國家快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德國則以一種溫和的步伐守護著前現代文明的痕跡。奧格斯堡的富格爾社區（Fuggerei），這座始建于1521年的古老住區，不僅是世界上最早為低收入群體建造的公共住宅，更是首個具有前瞻性的社會實驗。歷經二戰的洗禮，曾是居民生命避難所的防空洞，如今則成了德國人深刻反思歷史、勇敢跨越過往的重要場所。今日，富格爾社區通過豐富的文獻、圖像和視頻裝置，生動展現了昔日戰火的創傷與今日修復后的風貌，將歷史遺產的守護與城市的重生直觀呈現。建筑，成為調和社會經濟與科技發展矛盾的智慧結晶，也是烏托邦式政治理想的現實映射。

德國奧格斯堡富格爾社區的地下防空洞

長久以來，我沉浸于探究日本戰后文化的深淵，目光聚焦于其國民性及其折射出的歷史表象文化。兩次世界大戰的風雨洗禮，各國均留下了對戰爭的深刻烙印。首次踏上德國的土地，懷揣著對歷史與教育延續性的深刻思考。與華東師范大學第五屆歷史教育海外研修同仁們在奧格斯堡學習時，德國大學教學樓墻上的涂鴉，如同歷史的低語，傳遞著深邃的歷史意識。城市工業設計中的“后冷戰”風格俯拾皆是，更彰顯了這個國家獨特的氣質——凜冽、嚴謹、專業、克己。步入德國的中學課堂，時間軸與歷史圖像的交織，設問與回答的碰撞，構成了德國人歷史課的獨特風貌。教科書上，風格迥異的漫畫肆意揮灑，展現出解構宏大歷史的獨特魅力，雖無統一標準，卻共同指向了歷史意識的深刻挖掘。我尤為關注的是德國教科書中對亞洲的描繪，思索著歐洲人眼中“異域”“他者”的亞洲形象。然而，書本傳承中的亞洲形象卻顯得稀薄而模糊，仿佛是一個“沉默”與“失色”的亞洲，其古代與近代文明在字里行間若隱若現。歷史教育的“隱形而深遠”難以在短期內全然領悟，然而，我仍決定踏出腳步，去德國各地的二戰“記憶場所”探尋那悲愴歷史下德國人的深刻自省。

溯源悲劇的源頭之一，我來到了紐倫堡，德意志民族對歷史的尊重與崇敬之情在此得到了最真實的體現。除了“戰爭審判”這一沉重標志，日耳曼國家博物館同樣引人入勝，它宛如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勾勒出日耳曼民族歷史文化構建的復雜軌跡?；厮葜亮_馬帝國時代（公元98年前后），塔西佗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亞志》中，細膩描繪了日耳曼人——這群自遠古以來便棲息于此的純血統族群。他們勇敢、誠實、節制，珍視集體，謙遜而好客，熱愛音樂，道德高尚；同時，也酗酒、貪婪，行為粗獷，有時殘忍無情?！叭斩币辉~，在多種語言中象征著勇猛無畏的戰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本初衷無涉種族主義的簡短小冊，竟搖身一變，成為納粹種族清洗的理論基礎。1924年秋，希姆萊邂逅《日耳曼尼亞志》，它仿佛一枚石子，在他心中激起了層層漣漪。希姆萊在日記中袒露心跡：“從此，我們將效仿日耳曼先祖，重振往日輝煌。”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

位于慕尼黑布萊恩納街34號的納粹文獻中心，借助生動的圖片、深刻的文字與直觀的圖表，為世人揭示了納粹從萌芽到猖獗的全程——從一戰的血腥傷亡到戰末的反戰浪潮；從希特勒精心策劃的演講照到御用攝影師的鏡頭篩選；從納粹的極端民族主義到反猶主義的囂張氣焰，這段“暗黑篇章”令人觸目驚心。漢娜·阿倫特在戰后指出，德國的二戰反思不應忽視“平庸之惡”。二戰不僅是希特勒納粹帝國的暴行，更是全體德國人在意識形態機器下失去獨立思考與責任感的產物。參與其中，意味著放棄個人的思想、無條件服從命令、放棄價值判斷的權利，而非僅僅將自己視為龐大機器中的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齒輪。

1996年，英國旅游文化研究學者馬爾科姆·費爾列與約翰·萊儂率先開辟了一個新視野——“黑色旅游（Dark Tourism）”，專注于那些承載著悲劇、死亡與人權抗爭歷史的紀念地的文化政策，旨在將其轉化為旅游目的地。此類體驗型的觀光，使歷史場景與“游客視線”交匯，通過緬懷與悼念那些歷經哀傷的靈魂，激發悲憫、憤怒與恐懼等情感共鳴，使之成為一場穿越“人類悲傷記憶”的旅行。在德國轉車三趟，終于抵至達豪集中營。這座營地是納粹德國最早的集中營，始建于1933年，直至1945年被美軍解放，其間發生了駭人聽聞的“達豪大屠殺”。在這段黑暗的歷史中，超過二十萬人被關押于此，其中四萬一千五百人失去了生命。步入營區，眼前是一片廣闊而寂寥的景象，一時不知道該去向哪里。四周盡是砂石，寸草不生，如一片無盡的勞動荒漠。鐵絲網外的車輛不時駛過，仿佛在提醒著人們，八十多年前，這道網隔離的是自由與苦難。這里流傳著兩句著名的口號：“勞動賦予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以及“通往自由之路，以服從、勤奮、誠信等美德為里程碑”。戰后，德國人民及其政府終于鼓起勇氣，正視國家歷史上的這一陰暗篇章，并深感懺悔。1965年，在巴伐利亞政府的資助下，達豪紀念館建成并向公眾開放，向世界傳遞著最堅定的聲音：“Never Again”——“悲劇絕不再現！”“達豪的名字將永遠不會從德國歷史中抹去，他代表納粹在其領土上建立的所有集中營?！?/p>

德國達豪集中營

在反思猶太大屠殺記憶歷程中，作為奧斯維辛的重要記錄者與見證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深刻洞察到，再現大屠殺這一集體文化創傷背后隱含著復雜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問題。萊維用“沒有面孔的男人”來比喻集中營中猶太人的生存狀態。在那片絕望之地，被囚者自我異化，信仰被放逐。萊維為猶太人開出的解藥是拒絕被集中營強加的記憶枷鎖所束縛。他堅信，記憶應成為一聲呼喊，喚醒全人類的良知，因為猶太人遭遇的危機，實則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斑_豪”與“奧斯維辛”，盡管物理形態已消逝，但在每一位幸存者心中，它們的印記卻愈發深刻，成為個體創傷與猶太民族乃至全人類傷痛的共同象征。后世的繼承者們，通過多元化的文藝創作與歷史傳播，不斷重現這場震撼猶太民族的人類悲劇。他們不僅從整體角度進行再現，更從個體視角切入，試圖與所背負的“后記憶”達成和解。

在二戰“西方中心論”的媒介敘述中，戰敗國德國在戰后飽經分裂與統一的磨礪，面對西方戰勝國的嚴厲追責，德國深刻反省，著手構建起一套完備的反戰與反納粹政治、軍事及司法框架，勇于承擔并嚴厲追究二戰的罪責，展開了一場深刻的“去納粹化”革新。德國以“懺悔政治”為橋梁，力求在民族與國家間搭建理解與寬恕的紐帶，并致力于戰爭賠償，力圖逐步抹去“戰敗國”的屈辱標簽，其“和解主義”下的戰敗反思無疑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自德意志零年——1945年起，德國人始終聚焦于那些曾經的“精致的嚴苛”“優雅的魔鬼”如何蛻變、認罪的過程。他們時刻警醒，即便在戰后，納粹的陰影依然徘徊，恐怖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便是其遺毒。

在慕尼黑宏闊的市政廣場，希特勒曾在此發動了著名的“啤酒館暴動”，納粹掌權后，將此地作為象征之地。在此配上警衛要求，經行的人們不管是走路、騎車還是開車都必須行元首禮，而一些不想行禮的人們，就躲到了廣場旁高樓后的一條小路上。今天，人們將這條路曲曲折折地標識出來是為“開溜小道”，銘記那段沒有不舉手權利的歲月，也銘記那些冒著危險、用盡智慧去尋求不服從與抵抗的人們。

慕尼黑“開溜小道”

2000年，德國政府攜手企業界，共同創立了“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其核心使命是為曾被迫為納粹服務的勞工提供經濟賠償。截至2007年，該基金會已向來自近98個國家和地區、總數達到166.5萬的二戰期間納粹強制勞工支付了接近59億美元的賠償金。在這些受害者中，非猶太裔的波蘭與烏克蘭勞工構成了最大的受償群體，他們曾在納粹德國的工廠、礦山、企業和農田中被迫進行無償的苦役勞動。此外，基金會的剩余資金將用于建設相關歷史資料中心，并資助多個醫療與人道主義項目。盡管這些賠償被視為“象征性”的，無法完全彌補勞工們所遭受的深重苦難，但它們卻代表著在受害者被遺忘了幾十年后，德國社會終于對他們的苦難進行了公開的承認與紀念。自2003年起，德國財政部定期發布名為《納粹暴行的賠償與規定》（Entsch?digung von NS-Unrecht， Regelungen zur Wiedergutmachung）的二戰賠償報告，以此向國際社會彰顯德國七十多年來在賠償納粹受害者方面的誠意與巨額投入。據德國財政部于2021年6月發布的最新賠償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德國政府已向二戰納粹受害者支付了高達790億歐元的賠償金。

在柏林考察德國歷史博物館時，一個反向思維的特展——《未選擇的道路  或許：歷史也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引起了我的關注。該展覽采取逆向思維，旨在通過對德國歷史關鍵時刻的深入挖掘，回顧19至20世紀的重要事件，揭示歷史發展的多元與開放性。展覽中，一系列德國歷史的重大轉折躍然眼前，映射出歷史進程中潛藏的多種可能性。這些轉折或是偶然所致，或是個人抉擇的結果。展覽以逆序時間軸展開，通過非正統的歷史視角，重新審視過往事件，以此領悟歷史的深層意義，并洞見人類行為的繁復多樣。歷史上那些未曾涉足的道路、理性邊緣的徘徊、人性束縛下的狂野，才是更值得銘記與傳承的。

德國歷史學家沃爾夫岡·施菲爾布施于其著作《戰敗文化：探索民族傷痕、哀悼歷程與復興之路》中深刻剖析了“戰敗文化”的內涵。這種文化，作為戰敗國在歷史心理與文化層面的沉重遺產，通過血脈、家族教育、民間傳說、文化產出及網絡影像等多種途徑代代相傳。它在集體潛意識的深處，悄然孕育著由“歷史恥辱感”觸發的“現實苦悶”，以及亟待正視的、旨在掙脫屈辱枷鎖的“未來復仇沖動”。相較于德國的純粹，更為重視“歷史遺產化”的日韓，在“產業遺產化”過程中舍本逐末、游辭巧飾，褪除改寫“否定的一面”，美化偽飾“積極的一面”，繼而削弱“黑色旅游”的深刻意義。例如在對日本長崎“軍艦島”的官方敘事中，將其對“日本近代化發展做出的貢獻”前景化，在一戰前夕強征中國和朝鮮半島勞工的“負遺產”記憶則成為“影子”部分，被弱化，賦予從屬位置。過去這個地方發生了什么，誰遭受了怎樣的苦役和迫害，有什么樣的對立和抵抗都被遺忘了，普遍采用“曲解”策略進行歷史自我辯解”(Self-justification)，對二戰戰敗及其罪行表現出沉默、邊緣化與模糊處理的傾向，這一現象在媒介塑造的“后真相時代”尤為顯著，“黑色旅游”淪為了單純大肆宣揚昔日繁華場景的偽飾品。

日本長崎“軍艦島”關于明治產業革命遺產的“歷史解釋”

二戰的“記憶之場”被不同媒介在情感引導中有意歪曲歷史，篡改因由或選擇性遺忘，成為歷史記憶的“反記憶”。影像的“歷史內循環”也深刻影響當下年輕一代的戰爭認知。就歷史受眾而言，圍繞戰爭記憶的探討，對簡單的“正義必勝”敘事模式已然厭乏，轉而更加關注戰爭對人性和社會倫理的深刻反思。主流記憶也不再僅局限于國家話語下的集體記憶，個體記憶日益成為時代的強音，以“后記憶”的形式再傳承，以此來撫平國民的歷史創傷。部分“負遺產”因深深植根于民間風俗與信仰儀式之中，洋溢著感性的力量，對民眾產生了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當前，亟需警惕的是這種利用大眾情感進行操控的“感性支配”，它通過視覺、聽覺以及審美體驗，將人們深深迷住并動員起來，把過往的苦難包裹在一層溫情之中，對戰爭罪行進行了一種模糊的美學化處理。通過記憶的改寫、位移乃至抹去，以障眼法將歷史的厚重抽空，或選擇性地遺落于記憶的角落；把前現代的戰爭對抗轉化為現代性的創傷敘事，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也隨之從“英雄贊歌”轉向“犧牲悲歌”，彌漫著哀婉而不自省的氣息，悄然弱化了公眾對戰爭的憎惡感；刻意模糊戰爭的背景與原因，強化人性化的情感敘述，卻不對戰爭的原因和結果做出任何道義上的評判或頌揚，將情感引導至軍人只是執行命令、無罪且無垢，因此無罪的立場，只留下一個空洞的外殼供人批判，而其中的每個人都仿佛“金蟬脫殼”，甚至將戰爭的罪惡架空、凈化。情感，成為掩蓋戰爭深刻反思的帷幕。

這樣的情感化敘事構建了一種“軟性意識形態”，它悄無聲息地植入人心。無數個體在塑造集體或國家自我的過程中會將這種意識形態內化，共同鑄就了集體記憶與國家記憶的意識形態共同體。當國家層面將加害與受害截然兩分，受害便成了一種世襲的身份，進一步鞏固了民族團結的紐帶。然而，我們需以歷史的眼光，審視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復雜糾葛的過去，打破受害者民族主義的惡性循環，這或許是通往歷史和解的必由之路。下一篇想繼續去完成在萬湖會議原址上的思考：《歷史是一代人的記憶，記憶是幾代人的歷史》。

萬湖會議舊址二樓圖書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數字時代的跨文化記憶與認同研究”、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學創新團隊“文化轉型與現代中國”階段性成果、上海師范大學青年跨學科創新團隊培育項目“新文科背景下‘影像史學’研究與實踐新探”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