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華（章靜繪）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教授最近出版了新書《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講述了發生于十九世紀徽州一個普通鄉民的生活世界的故事。在細致解讀這個主人公及其家人留下的長達四十年的日常行事紀錄的基礎上，以其生命歷程為經，生活世界為緯，全面再現了這個世界的不同面向——從農田耕作到商品販賣，從飲食、穿著到關系、人情，從時空感知到讀寫實踐，從儀式展演到政治體驗，重估那個時代鄉民生活的實際境況及其變動，為中國史領域的微觀史研究提供一個具有一定典范價值的作品。在接受《上海書評》的專訪時，劉永華教授談到了本書長達十六年的研究、寫作思路，將這種糅合微觀詮釋、整體史分析與民族志方法的寫作方式稱作“個體層次的整體史”。

《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劉永華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12月版，544頁，98.00元

您這部書的核心材料是排日賬，能否先介紹下什么是排日賬？它包含了哪些主要信息，使您能夠重建程允亨三代的生活世界？

劉永華：沒錯，這部書是在解讀排日賬的基礎上寫成的。我曾跟朋友開玩笑說，這部書是一篇篇幅較長的文書解讀作業。這是玩笑話，不過本書的研究工作，確實是圍繞一組排日賬的解讀展開的。

程允亨所記排日賬

不到二十年前，還沒人知道這種文獻的名字。首次發現這種文獻的學者稱之為“農民日記”。2007年我在徽州跑田野的過程中，才弄清了在婺源當地，它們被稱為“排日賬”。排日賬是一種頗具特色的文獻類型。從形式看，它們登載了記錄者每天的收入與支出，這一點類似于常見的家用賬。不過與家用賬不同的是，它們還記錄了每天的天氣、記錄者及其家人（主要限于男性）的行事等信息，這又使它們看起來與日記相近。只是排日賬只記錄日常行事，所記內容通常就事論事，基本不涉及記錄者的內心感受、態度與看法。排日賬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們多出自沒有功名的普通民眾之手，是這一階層生存狀態的“實錄”。二十世紀前，直接記錄普通民眾生活的史料本來就不多見，更不必說出自他們之手的文字，故而這些文獻是了解他們生活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近些年出版的徽州文書資料集及學者的研究中，已先后公布、討論了不少排日賬，我在徽州跑田野過程中，也陸續搜集到一些排日賬。不過總體而言，這些材料內容比較零散，通常僅有一兩年的記錄；或出于私塾學童之手，史料價值有限。相比之下，本書處理的排日賬，有幾個較為獨特之處：它們來自同一個農戶，記錄者姓程，為祖孫三代；所涉時間較長，記錄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即鴉片戰爭兩年前，訖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即義和團運動后一年，跨越了晚清長達六十余年的時間（中間有二十余年的空缺）；大都出自成人之手，記錄相對翔實，十三冊排日賬共計三十多萬字。這就為我們重建十九世紀中國農戶的生活世界及其變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微觀史的寫作近年來比較盛行，《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也被認為是一部微觀史著作，您能介紹下自己的寫作思路嗎？

劉永華：微觀史是起源于意大利的一個史學流派，也是一種史學研究方法，其興起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一流派的研究取徑與書寫方式，有別于當時在史學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的歷史學年鑒派，對西方史學乃至人文社科研究都帶來了一定影響。中國史領域有意識的微觀史寫作總體起步較晚，不過近些年來已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也受到了學界的關注。這種研究的短長，不同學者見仁見智；它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有待觀察。不過我認為，不應排斥微觀史方法，故而在開展本書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借鑒了微觀史的一些方法。

我之所以選擇微觀分析的取徑，首先跟我處理的材料有關。本書解讀的排日賬，主要記錄的是與程家有關的信息，體現的是程家自身的視角。換句話說，它們對應的層次是個體和家庭。我們自然也可以各取所需，擇要利用里面記錄的信息，去討論十九世紀鄉村經濟和社會的某一面向。但如果想要正面解讀、妥貼利用這組文獻，那么，圍繞這個家庭或其中某一成員，展現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最為合適的。

當然還有更具體的原因，最重要的理由有幾點。其一，我同意意大利、法國微觀史學者的看法，通過調小觀察尺度，有可能發現宏觀、中觀層次難以觀察到的事實。其二，我認為個體視角有助于從關系、網絡的角度觀察社會，從而提供一個有別于目前偏重從群體、組織觀察社會的主流做法的取徑。此外，個體視角還可以提供個體對歷史進程的體驗，呈現這種體驗對于踐行人文主義是有意義的。

不過如何進行寫作，卻頗費了一些思量。微觀史早期的三部經典，各有各的寫作路數。《馬丁·蓋爾歸來》有較強的敘事色彩，《蒙塔尤》的敘事色彩則弱得多，《奶酪與蛆蟲》算是介于兩者之間。它們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寫作方式，我想既取決于它們處理材料的差異，也跟各自探討的主題相關。我在處理排日賬的過程中認識到，這些文獻包含的信息，也許更適合選擇《蒙塔尤》的寫作方式，但又有所不同。《蒙塔尤》處理的信息，來自宗教裁判所的審訊記錄，牽涉蒙塔尤的諸多村民；而程家排日賬提供的主要信息，是有關程家家人自身的，其他村民的信息則比較單薄。同時，排日賬所涉時間，要長于《蒙塔尤》。

我也試圖從民族志的寫作方法吸取靈感。民族志秉承人類學的整體主義關懷，致力于呈現所涉文化的不同面向及這些面向之間的內在關聯。在這一點上，民族志的寫作手法，與年鑒派的整體史方法實有某種共通之處。我平日喜好閱讀民族志書籍，對其寫法有具體的認知，這也在有意無意中影響到我的寫作思路。特別是人類學的生命傳記，在展現生命史與歷史進程之間的關系方面做過很多嘗試和思考，書中提到的“史中史”一語，便出自美國人類學家西敏司撰寫的一部生命傳記。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例子，是林耀華先生的《金翼》。這部名著的主要敘事策略，就是以主人公生命歷程的展開過程，推進對社會生活面向與重要歷史進程的闡述，這一策略對本書的寫作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

《金翼》書影

我最終選擇的寫作策略，試圖糅合微觀史、整體史與民族志的書寫方式。具體做法是，以本書主人公程允亨的生命歷程為經，他的生活世界為緯，以此重建程家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在寫作過程中，我嘗試兼顧兩個面向。一方面，系統呈現程允亨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舉凡生計活動、飲食穿著、人際關系、儀式實踐、時空觀念、讀寫能力、與衙門代理人打交道的方式等，都進行了專門討論。另一方面，細致呈現程允亨從出生到成婚，從分家到去世的生命歷程，并在他的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中，穿插論述個體生命史與重要歷史事件、王朝制度和長時段歷史進程之間的交錯關系。我將這種糅合微觀詮釋、整體史分析與民族志方法的寫作方式稱作“個體層次的整體史”。

您這部書是基于個體層次的經驗事實呈現的整體史，從排日賬零碎的信息到整體史的呈現，在整理、研究及寫作中遇到了怎樣的困難，您是怎么處理的？

劉永華：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多說幾句。

從2006年初次接觸到程家排日賬，至2022年交稿，這部書的研究與寫作前后進行了十六年。雖然在這十六年當中，我還開展了不少其他方面的研究，不過在這項研究上面確實投入了不少心血。這項研究之所以如此“曠日持久”，主要與材料的解讀難度和個體知識的限度有關。

為了系統處理這些文本，我采取了田野考察與文本解讀相結合的方法。在拿到材料的第二年春季，我就前往徽州進行考察。根據材料自身提供的信息，我斷定它們來自婺源北鄉的沱川地域。從廈門乘坐不同交通工具輾轉抵達沱川后，我訪問了當地幾個程氏聚居的聚落，最后確定程家居住的聚落，是一個位于大山山麓的小村上灣，這個村子毗鄰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理坑。我在小村遇見的第一位程氏族人，就是程允亨的曾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我詢問他祖父的名字，他的回答是“同倉”。由于他的婺源口音較重，我再次詢問后，才確認他提到的人是程允亨的兒子程同倉。通過這次巧遇，材料的來源地得到確認，這為開展進一步的資料搜集與解讀工作提供了新起點。

后續的田野考察活動，主要是以排日賬為指南，全面考察沱川盆地的大小村落，繼而追隨程允亨及其家人的足跡，探訪他們經常前往的那些市鎮、村落，如婺北重鎮清華，位于婺源、休寧界鄰地帶的市鎮溪口，婺源西鄉重鎮賦春，清華附近的石灰產地長林，程允亨兒媳的娘家大連，程家朝山進香的齊云山等地。隨著考察的開展，程家的生活環境和場景逐漸清晰起來；對排日賬語焉不詳的一些重要事項，如婺北地域水旱地的開墾與利用，程家經常造訪的聚落的社會經濟狀況，沱川各聚落的祠堂、寺廟，沱川地域的儀式活動等，也有了更加具體的了解。在清華一位老人的鼎力幫助下，還確認了排日賬提及的多數村鎮的地點及其距離上灣的遠近，這就為重建程家的生活空間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基礎。在考察過程中，還搜集到幾種重要文獻，如沱川余氏的宗譜、大連的魚鱗圖冊等。前者的發現尤為重要，余氏宗族是沱川最重要的宗族，與程家的關系異常密切。這套宗譜的尋獲，為了解沱川余氏宗族的歷史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信息。

不過，與此前出版的《禮儀下鄉》一書（英文版、中文版分別出版于2013年、2019年，主要研究工作完成于2001-2002年）相比，本書的寫作更依賴案頭工作。排日賬所記每日行事，總體來說相當簡單、零碎，直接摘引行事內容撰寫文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思考如何利用這些文本，費了不少心思。我發現，這些材料雖然簡單、零碎，但其基本信息是重復的，一些行事日復一日地被記錄下來。從這種重復的記錄中尋找結構，是年鑒派系列史著作最擅長處理的問題，可以借鑒。隨著解讀的推進，我逐漸將研究聚焦到排日賬所記的地點、行事與人物這三個事項上，在這個基礎上獲得了三組數據。

對地點的分析是最早完成的，這項專題研究受到了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生活空間研究和人文地理學的行動空間研究的啟發。稻田利用近代日記中的地名信息，重構江南一個地主的生活空間。在稻田和地理學研究的啟發下，我系統搜集了排日賬中的五百多個地名（扣除重復地名，實際地名三百多個），并有幸在婺北幾位老人的協助下，在地圖上確定了它們的位置，這樣就畫出了程家的行動空間。接著，統計了這些地點的出現頻次，從出現頻次了解哪些地點對程家比較重要。通過具體考察程家在這些大大小小聚落的行事，可以了解它們對于程家生活的不同意義，這就賦予程家的生活世界一個空間維度。最后是通過估算不同地點出現頻次的變動，分階段討論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動。借助這個方法，我們重建了程家生活世界的空間維度，這個方法還為探討程家生計模式的變動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這個專題2009年就已基本完成，不久之后寫成了專題論文，這是利用程家排日賬寫成的第一篇論文。不過文章的發表遭遇了不少曲折，印出來時已經是2014年了。

清華老街

第二個專題是對排日賬所記行事類型的分析。這個分析的早期工作，記得是2011年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完成的。我的做法是，系統搜集賬中記載的近一萬九千條數據，將之分為各個小類。接著統計不同類型的行事數據及其所占比例。最后分階段觀察這些數據的變動趨勢。這一專題接續了從行動空間研究中獲取的認識，結合國際性、全國性和區域性等因素，對不同時期程家的生計模式進行了正面考察，進而思考了其生計模式變動的邏輯。這項成果也于2015年發表了。

對賬中所記人物的分析，是最費心、處理難度最大的一項工作。這是因為人名多有重復，而且不少人物與程家的社會關系不太明確。由于程允亨所記排日賬中人物信息相對齊備，我將統計范圍限定于這部分文本，但就算縮小了統計范圍，我處理的人物仍然多達六百多位。為了排除重復的人名，更重要的，為確定這些人物與程家的社會關系，我搭建了一個小型數據庫。通過這種方式，程家的人際關系圈子重建起來了。庫中根據類別提供了每個人物與程家的社會關系及他們之間的互動信息，特別是互動頻次和內容。根據排日賬自身的分類，我將程家的人際關系分為宗親、姻親、朋友、鄰里和熟人五大類型，統計了分屬這五大類的人物與程家之間的互動情況。這組數據做下來，對程家排日賬行事記錄的分析才算基本告一段落。

排日賬記錄中，另有一類信息，就是每天的收支信息。對日常行事記錄的分析，是將非數據性信息轉化為數據；而排日賬所記數據，則必須經過評估、修正、增補，轉化為相對可信的數據。本書在這個方面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對不同時期程家福利比率的估算。福利比率是近年來經濟史用以估算生活水平的一種方法，具體來說，是指特定個體（或家庭）收入與維持生存所需費用之間的比值。比值越高，顯示生活狀況越好。福利比率的估算，有待于全年收入（也可以折為日收入）及維持生存所需食物、衣服等費用總和的估算。為了了解程家生計狀況的發展走向，對其生計費用的估算，還牽涉幾個不同時期家庭人口數、糧食總產量等數據的估算，而糧食總產量的估算，又涉及其不同時期耕種的全業地、租種地各自的收獲量、租額等，總之相當繁瑣。收入方面的估算也不容易，主要原因是記錄時有遺漏。我還對程家的消費結構進行了估算。由于排日賬記錄的消費信息到了光緒朝后期才相對完整，所以我只做了四年的統計。此外，我還重建了婺源北鄉一帶歷年的米價和茶價。由于排日賬記錄不夠周詳，書中估算的數據談不上非常精確，不過有了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相對明確地了解從鴉片戰爭前后至義和團運動前后程家生活狀況的大致走向。從讀者的角度看，書中有些章節的論述使用數據較多，可能或多或少影響了閱讀感受。不過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用數據說話，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基本要求。

剩下的部分，主要是借助傳統的史學方法，來處理相關信息。書中對勞動安排、飲食穿著、家庭生活、鄉村組織、宗教儀式、時空感知、讀寫能力及農戶與王朝國家的關系等問題的討論，都是通過拼合相對片段的信息，用敘述的方式寫成的。

除了排日賬處理難度較大，在解讀材料過程中也遇見知識短板的問題。我不滿足于搞幾個專題研究，要求自己盡可能系統地利用材料所提供的不同方面的信息，重建程家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在此過程中，不時遇見知識準備不足的問題。比如，我的主要學術訓練是明清史，而十九世紀中后期屬于近代史范圍，故而不少知識要補課。我在研究生時代受過社會經濟史的訓練，但由于后來研究重心轉移到區域社會史，社會經濟史有所荒廢。為了解讀這批材料，不得不“重操故業”，重新拾起社會經濟史。在估算生活水平時，基本上是一邊讀材料，一邊學習。其他如十八世紀以后的海內外茶葉貿易、明清時期的徽州鄉里制度、人際關系研究等問題，差不多是從頭學起。總之，“補課”耗費了大量時間，也是這項研究曠日持久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書體現了個體生命歷程與歷史進程的結合，鴉片戰爭前后全球市場的變化，太平天國運動等，在程家三代的生活都產生了直接、間接的影響，您能具體舉例說明嗎？

劉永華：前面談到，本書借鑒了《金翼》的寫作策略，即個體生命歷程與歷史進程相結合的方法，其目的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結合歷史進程理解個體的生命歷程，從個體生命歷程觀察歷史進程對普通民眾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是通過對個體生命歷程的考察，發現宏觀、中觀分析難以洞察的歷史進程。

第一方面的工作比較容易理解。我們在研究歷史時，常常談到英雄與時勢的關系，程允亨雖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人物，但他的命運與歷史環境息息相關。晚清幾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都曾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他的生活。太平軍占領徽州長達十年之久，他們與湘軍和地方團練等武裝曾長期在徽州展開拉鋸戰，這些戰事直接闖入程允亨的生活世界，對程家的生活造成很大的沖擊。咸豐七年閏五月初二，太平軍進攻沱川附近的一處隘口，程允亨的父親程發開頭一天被派去守隘口，幸好他防守的是另一個隘口，逃過了一劫，而初一去守那個隘口的本地團練武裝幾乎全軍覆沒。從排日賬的記錄還可以了解到，隨著戰亂的開始，徽州本地的糧價也逐漸攀升，作為缺糧家庭，程家的生活肯定受到很大的沖擊。可惜太平天國運動中后期的排日賬沒有保存下來（或是沒有記錄），我們對兵燹后期程家的生活狀態所知不多。和太平天國運動相比，義和團運動對程家生活的影響更為間接。書中結合1900年前后上海茶市動向和程家出售茶葉的遭遇，推測了義和團運動給程家可能帶來的影響。運動導致當年上海茶市出現擾動，而這可能引發婺北地區茶市的波動。從排日賬可知，這一年程家售茶過程一波三折，起初茶沒賣成，賣出后又未能收到購茶款，這些情況是此前從未出現過的。背后的原因，我想可能就是義和團運動帶來的茶市擾動。由于沒有收到茶款，加之此前程家因辦理婚喪禮儀負債累累，程家一時出現了生計危機。債主帶人上門討債，抬走程家的豬，程允亨只好將布料、池魚等拿去變賣，甚至將房子出典與人。

咸豐七年五月初一日，程發開被派往當地查木坑做鄉勇

影響程家生活的，不限于聲勢浩大的歷史事件，悄悄發生的歷史進程，也潛在影響著這個農戶的生活。十八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海外茶葉貿易擴張、海內外茶市的整合，就對包括程家在內的東南山區茶鄉農戶的生活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茶葉生產原本在程家生計中不太重要，不過隨著茶葉貿易的擴張，程家在太平天國運動前就介入茶葉生產，茶葉逐漸成為其最重要的一項現金收入，每年程家可以從中獲得三二十至四五十個銀元的毛收入，為程家三代人蓋房、娶親提供了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對程允亨生命歷程及其生活世界的考察，還為了解十九世紀的歷史演進提供了一些新認識。對于十九世紀中國鄉村的商業化進程，學界已經有了不少討論，不過這個進程如何展開，我們了解得不夠多。細讀排日賬可以發現，程家在鴉片戰爭前就已介入茶葉貿易，不過他們的介入方式比較有趣。在茶季開始前，程發開挑著豬肉進山，去交換山民的茶葉。茶季開始后，他們進山收茶，再挑回沱川出售。物物交易與國際茶市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就隨著商業化過程的展開內在聯系起來。從來自海關報告等來源的貿易數據看，十九世紀海內外茶葉貿易的擴張，可能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戶加入茶葉生產的行列，不過農戶如何應對這個過程，從海關數據中是看不出來的。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將觀察的焦點從大都市切換到像沱川這樣的茶鄉。通過分析排日賬我們發現，茶葉生產對程家生計的貢獻不可謂不大，不過除了投入茶葉生產外，程家還利用各種方式謀生，如販賣食鹽、山貨、魚干、挑擔等。在家庭規模最大的時期，程家在繼續從事茶葉生產的同時，還投入大量勞力進行墾荒活動。這擴大了程家自身控制土地的面積，增加了糧食產量（主要是玉米產量），在解決缺糧問題方面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苦竹山，程家最大的茶園就位于此地

對程家生活世界的細致考察，還為我們觀察十九世紀社會關系與地域秩序的動向提供了新線索。十九世紀的商業化如何影響社會？在宏觀的層面也許難以觀察，而當我們將觀察層次切換至微觀層次，一些動向變得逐漸清晰。我們發現，隨著茶葉貿易的擴張和山地的墾殖，程家對租佃關系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使程家在家庭規模擴大的同時，得以減少了租入土地的面積。茶葉生產規模的擴大，意味著需要雇用茶工，這就在程家與茶工之間形成了季節性的雇傭關系。由于本地茶工供不應求，不少來自江西等地的外地茶工進入程家的生活世界，本地人與外地人接觸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出現了，茶鄉的社會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多元。茶季對勞工的需求，還為本地婦女提供了不少工作機會，她們的私房錢可能有所增加，她們在當地小額借貸市場中的地位也可能有所提高。商業化及相關進展，還對程家的人際關系帶來影響。從各種買賣中獲取的收入，被用于蓋房、娶親，這為程家進行人際關系的再生產提供了可能：禮物在親友之間流動，或加固了原有的關系，或締造了新的關系。圍繞蓋房的整個過程，程家的人際圈子空前擴張，與各種工匠之間的互動變得十分頻繁。生活條件的稍有改善，還使程家有可能與當地醫生建立較為密切的關系。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給地域秩序帶來一定影響。從商業化過程中受益的一些佃仆（徽州一個地位較為卑賤的身份群體），可能獲得了挑戰大族權威的契機。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產業糾紛和沖突逐漸增加，地域秩序出現了有所動搖的跡象。如果不切換觀察層次，我們也許難以系統、明確地觀察到這些經濟、社會發展動向。

在思考生命歷程與歷史進程之間關系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通過結合這兩個不同的觀察層次，我們對歷史的理解變得更加立體、鮮活，也更加符合生活的情理。普通民眾不再是歷史進程的被動接受者，固然不少進程發生在他們的意識之外、也超出了他們的掌控，但通過他們的決策，他們也在有意無意間介入歷史進程，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歷史的創造。從這種意義上說，實際發生的歷史進程，可以說是生命史與大歷史相互“交錯”的結果。

“十九世紀”跨越了我們通常認知的明清-近代的時段界分，通過程允亨的故事，對于“傳統”“近代”或者說“近世”“現代中國”等概念有怎樣推進的、豐富的認知？在程家的生活的不同面向中，我們看到十九世紀的“變”的方面，如“生計模式的調整”“生活水平、商業化和交易形態”諸章；也看到一些“不變”或變化較細微的方面，比如“關系與人情”“時空感知”“進香、治療與娛樂”各章，如何在這種變與不變中準確把握歷史的脈絡？

劉永華：隨著排日賬解讀的開展，如何定位程家生活的時代，逐漸成為難以回避的一個問題。什么時代屬于“近代”，目前學界仍有不少爭議（“近世”的內涵要稍微明確一些，一般認為始于宋代，但訖于何時也有爭議）。有的認為始于明末，有的認為始于太平天國運動，教科書的說法以鴉片戰爭為起點。這些爭議，我相信以后還將繼續下去，因為每個人對“近代”的理解可能各不相同。我在重建程家生活世界的過程中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應該使用“晚清”“清代中后期”“十九世紀”還是其他表述方式。程家排日賬的記錄始于鴉片戰爭前兩年，故而所涉時代無法完全被納入教科書的“近代”范圍。更重要的是，如果將視野限定于這個范圍，我們將難以理解程家生活世界的一些層面，因為這些層面的基本結構，并非始于鴉片戰爭，也不始于十八世紀末，而是可以上溯至更遙遠的過去。更妥當的方法，也許是將這些概念暫時放到一邊，去正視程家生活世界不同面向的“變”與“不變”。

在思考上述問題的過程中，法國年鑒派大師布羅代爾的三時段論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根據演進的節奏，布羅代爾將史學考察的時段分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短時段與各種事件相關，它們沒能產生深遠影響；中時段與社會經濟周期相關，形塑著我們的生活；長時期則是主要是地理層次的結構，其變動速度非常緩慢，以致難以感知，但限定了我們生活中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界限。這個理論是在六七十年前提出的，現在回顧這個理論，無需太過拘泥于布羅代爾在三時段與歷史對象之間建立的對應關系，而是要充分領會理論背后的時間辯證法：我們生活中的不同面向，并非僅以某一節奏在變動，而可能是各有不同的節奏。就程家的生活世界而言，有些面向變動節奏較快，以幾年、十幾年為單位；有的則比較緩慢，以幾十年或一個世紀為單位；有的則難以察覺，以若干世紀為基本單位。如果以程允亨的生命歷程為尺度，這些不同面向就顯示出了“變”與“不變”的屬性。

在程允亨的生命歷程中，除了世代更替不斷發生外，一些面向也出現了變動：經濟方面，生計模式有所調整，生活水平時有波動，商業化也在曲折推進；社會方面，社會關系對時代變動做出了相對敏感的反應，人際關系出現新動向，人際圈子有伸縮；鄉里制度方面，圖局權力有所擴張，鄉約的顯示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在我們討論的時段內，有的面向變動較為細微，或是難以察覺，如宗族和村落、時空感知、宗教儀式等面向。時空感知、宗教儀式屬于文化層面，對時間有較強的抗拒力，是可以理解的。宗族與村落是社會組織、群體，其結構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長期歷史積淀中形成的。比如宗族組織在徽州鄉村社會中確立其地位，保守地說，是在明代完成的，此后在結構層面不易看到明顯的變動。仔細觀察之下，同一個對象，比如社會結構，不同層面也可能顯示出不盡相同的變動節奏：社會組織可能體現出較強的穩定性，而社會關系則對時間較為敏感。

總體而言，“傳統”“近代”等概念仍有一定價值，或許三五十年之后，我們仍然無法擺脫這些表述。對歷史進行斷代，也是有必要的。但是，這些概念和分期，不應成為我們思考的包袱。從本書處理的主題看，我們有必要擱置類似“傳統”“近代”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維方式，也必須突破斷代的界限，不然就可能會出現削足適履的問題。我覺得尤其需要拋棄的，是那種線性的、單向度的思維方式，轉而從更立體、多層次的視角，來把握我們處理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脈絡。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也許歷史發展的線索變得不再那么清晰，但呈現出來的歷史，卻更貼近現實世界的實態。

您的工作中有一項很重要的是重建程家的人際關系，從而在宗族、村落的組織視角之外，對明清鄉村社會形成更切近的定位和認識。能具體談談這個新視角的意義嗎？

劉永華：本書之所以采取微觀分析方法，一個考慮是在不放棄組織、群體視角的同時，嘗試從個體或家庭的視角觀察這個社會。這一點認識似乎不難獲得，因為畢竟人際關系研究在“二戰”前就已開啟，此后社會網研究更是取得了長足的推進，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方法。不過就我自身而言，這是在解讀排日賬的過程中逐漸悟出來的。

民國時期的社會科學學者對人際關系就頗為看重，潘光旦、費孝通、林耀華都是如此。“二戰”后，功能主義對中國社會研究帶來很大的影響，群體、組織的視角逐漸大行其道。從宗族、市場圈、祭祀圈到族群問題的探討，大都優先考慮群體、組織視角（不過市場圈的出發點相對特殊，比較重視人際互動問題）。我在研讀人類學著作時發現，宗族研究最重要的學者弗里德曼，與網絡研究的早期倡導者、實踐者巴恩斯（J. A. Barnes）其實有過交集，但他當時似乎沒有注意這一方法所能帶來的學術改變（當然這也跟他處理的問題不無關系）。至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興起之初，這種偏重群體、組織的視角，便進入社會史領域，成為社會史研究的主要視角。我自己也是在這個傳統中接受學術訓練的，直至今日還深受其影響，畢竟群體、組織對于社會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上灣程氏宗祠善慶堂

然而，我在解讀排日賬過程中，遭遇了一個問題。排日賬記錄的是一家農戶男性成員的日常行事，包括豐富的社會信息，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程家與不同類型的人物打交道的信息，而有關所在鄉村的宗族、村落方面的信息則要少得多。要是我只關注這些群體、組織，那么材料中記錄的豐富的人際交往信息，就被當作“邊角料”丟棄了。所以我問自己，如何正面看待這些經驗事實？這些事實之所以被漠視，是因為哪個地方出問題了？這開啟了我對“來時路”的某種反思，即在體認上述經驗事實重要性的同時，審視自身所處學術傳統的局限，以此求得對中國社會的新認識。我意識到，以往許多研究忽視這些事實，與主流的觀察角度不無關系，看來有必要調整視角，將關系和人情擺到觀察的中心位置。

但是這個工作談何容易。不只因為工作涉及的人物比較多，更是因為推進對這些事實的分析也困難重重。書中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多少有點新意的，可能是對宗族組織的“解構”分析。書中嘗試從一個普通族人的角度，思考宗族的意義，宗族影響族人生活的方式，以及鄉村生活中宗親、姻親、朋友等不同關系互動方式的差異等。現在看來，在一本重建普通民眾生活世界的書中，討論他們的人際關系和圈子確有必要，但如何討論得更精彩、更深入，則必須作出很大的努力。這牽涉到很多問題：如何開展人際關系的史學研究？如何對這些事實進行概念化？如何評估此類研究的學術貢獻？跟群體、組織相比，人際關系研究遭遇的困難似乎要多得多。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要理解中國社會，人際關系視角和群體、組織視角兩者不可偏廢；而且如果我們認可民國學者有關中國社會的真知灼見，那么關系視角可能更適合用于觀察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臺灣地區學者王崧興所說的“有關系無組織”格局的出現，本身就很值得深思。從這個認識出發，也許可以觸及中國社會有別于歐洲的結構特征與演進脈絡。這一格局的延續，也絕非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可能關系到中國社會體系的未來走向。

您在書中有一章討論程家的讀寫能力，即所謂“功能性識字”，我們如何看待清代民眾的識字能力？

劉永華：由于讀寫問題處于社會文化史較為核心的位置，我對歷史上民眾讀寫能力的興趣，從十幾年前就開始了，比較系統地去思考，是近十年的事。在處理地方文化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如果要討論普通民眾的文化與認知，讀寫能力大概是一個繞不開的課題；同時，我在閩西四保地域的考察經歷也經常提醒我，文字在鄉民生活中的地位，可能比我們了解的要重要得多。所以，在廈門一個會議的閑談中和幾位朋友聊到，是否存在一個文字進入鄉民生活的進程。當時我們借用了費孝通《鄉土中國》中一個篇章的標題，稱之為“文字下鄉”。這當然不完全是費老的本意，而是一種挪用。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展開討論，書中開展的工作，不過是其中一個面向而已。

“功能性識字能力”，是“二戰”后西方學界提出的一個概念，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各種掃盲計劃的核心理念，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被引入明清民眾識字問題研究。和對讀寫能力的原有認識相比，這個概念提請學者注意過去為人忽視的讀寫能力，即普通民眾在處理社會生活事務中所涉文字材料的能力。這就將讀寫能力與社會生活而非學校教育聯系起來，強調了讀寫能力的日常功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調低了讀寫能力的門檻。可惜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民眾識字問題研究，特別是民眾識字率問題研究，進展不大，不少工作還有待推進。排日賬在兩個不同的方面，為我們思考清代民眾識字問題提供了有益的線索。

一方面，“識字”內涵的理解。目前學界對何為“識字”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認兩千字以上才叫識字，有的則說掌握幾百字就算識字。排日賬為思考這個問題提供了線索。我認為，這些出自普通民眾之手的文本，是他們習得的識字能力的一種外在體現；而且這些文本延續了數年乃至數十年，內容牽涉生活世界的不同側面，較為全面地展示了書寫者的讀寫能力。因此通過統計這些文本使用的單字，可以較為準確地推導出他們的識字能力。在溫海波博士的幫助下，我們完成了對程家排日賬的單字分析。統計顯示，程家三代中，程允亨識字最多，使用過單字一千六百七十五個；程發開居其次，使用過八百二十二個單字；程同倉比祖父稍低，使用過七百三十八個單字。從排日賬還可了解到，程同倉僅念過四年私塾，還是一個有點貪玩的學童。這說明，讀過四年書，就可以掌握七八百字，習得記錄日常行事和處理來往賬目的能力。此外，我還思考了他們識字能力的局限問題。程家三代中，以程允亨識字能力最強，我便以他所記排日賬為材料，對他留下的陳述做了分析。通過分析可以觀察到，在處理頭緒較多的事情時，程允亨的陳述出現了語法問題，前言不搭后語，他的文字駕馭能力似乎已經接近極限。

另一方面，鄉民生活中文字的滲透深度及讀寫的功用。排日賬還為我們了解鄉民生活中文字的滲透深度提供了不少線索。“功能性識字能力”這個概念，強調文字與社會生活的關系，而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以文書類型（簡稱為文類）為媒介的。排日賬不僅記錄了程家生活中出現的不同類型的文字材料，而且還夾帶了一些書寫實物。綜合這些信息我們可以了解到，文字材料已經進入程家生活的不同側面：戶籍管理和賦稅方面有實征冊、魚鱗圖冊、稅票，經濟與法律事務方面有賬簿、商業票據、契約，社會方面有族譜、碑刻，民俗與宗教儀式方面有對聯、簽詩、命課等。特別是記賬，作為他們維續自身讀寫能力的一個基本辦法，已成為程家三代每天必修的功課之一。此外，我們可以確定，程家會到商鋪買通書，程允亨可能還閱讀、抄錄過命理、風水等方面的書籍。這些材料從側面說明，念過四五年私塾，便有可能處理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文字材料，并有能力閱讀一些難度不大的書籍。最后，大量文字材料在普通民眾生活中的頻頻出現，體現了文字在民眾生活中已變得相當重要，這可以視為長達數百乃至上千年的“文字下鄉”進程的一個結果，而程家這個個案，不妨說提供了近代普及大眾教育前夜鄉民與文字密切互動的一個例證。

齊云山簽詩（右側書“允亨簽”）

當然，有關“文字下鄉”問題，還有大量工作有待開展，比如如何重新估算明清各地的民眾識字率，如何重建文字下鄉的歷史進程，以及如何認識這一進程對鄉村社會帶來的影響。目前，這些工作正在逐漸推進中。

對于中國十九世紀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有很多著名的理論模式，比如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論，黃宗智的內卷化理論，彭慕蘭的大分流理論等，可是通觀程家的經歷，與這些理論似乎都不太容易接榫，您怎么看？

劉永華：本書的主要宗旨，是重建十九世紀一個普通農戶的生活世界。此前，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個工作一直沒能開展。排日賬這種出自普通鄉民之手的材料，為我們開啟這個工作提供了較為堅實的史料基礎。當然，在有必要的場合，本書也嘗試適當與學界的一些重要理論展開對話，你提到的這幾個理論就是例子。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有關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模式，海外學界相繼提出了幾個有影響的理論，伊懋可、黃宗智、彭慕蘭三人的理論，就是相繼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提出來的。簡單來說，三人思考的核心問題都是人與資源的關系，即有限的資源與不斷增長的人口之間的關系。伊懋可側重思考的是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如何導致市場的狹窄、資本積累的匱乏及技術的停滯。他認為從十四世紀起中國就進入“量的增長，質的停滯”的發展僵局。黃宗智主要探討的是清代以來的小農經濟如何在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下“自我剝削”，繼續在土地中不斷追加勞動力，導致“內卷”格局的出現。而彭慕蘭的研究，更多是在比較中、歐鄉村經濟的基礎上，闡明內卷困境可能同時存在于歐亞大陸的兩端，兩地在生活水平、制度安排、要素市場等方面互有短長，英國經濟出現突破性進展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他的立論，比較倚重荷蘭經濟史家德弗里斯的“勤勉革命”說，而后者的理論受到日本學者速水融的啟發。上述幾個理論影響很大，也引起了諸多爭議。

由于史料和個案自身的局限，本書難以與這些理論展開正面對話，不過程家的個案還是為我們反思這些理論提供了一些較為確切的線索。從徽州的總體情況看，農田的精耕細作程度并不很高，程家除了耕種自有、租入的土地，還投入不少勞力開墾荒地，以求提高耕地面積，農戶將勞力持續投入一塊農田之中的“自我剝削”情況沒有出現。同時可以看到，他們的勞力在農田耕作之外，還有其他的出路：他們投入許多勞力進行茶葉生產，他們還販賣食鹽、山貨及各種小商品，并從事挑擔等活動。因此，他們無需“自我剝削”，也“卷”不起來。這些情況，多少都有別于伊懋可、黃宗智的說法。此外，盡管我們難以把握程家與市場關系的總體走勢，但可以確認的是，程家對市場的依賴性很強，他們日常使用的不少物品，從大米到食鹽，從布料到農具，是從市場購買的，如程家的口糧有將近一半來自市場。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畜力所起的作用很小，更無法看到人力取代畜力的過程。這些情形與速水融觀察到的勤勉革命進程不同；不過程家與市場的關系，與德弗里斯提出的勤勉革命說有一定契合之處，只不過這些證據過于薄弱，還不足以得出明確的認識。

在有必要的場合，本書還試圖與其他一些理論和看法展開了對話，如鄉民生活水平、鄉村社會結構和讀寫能力問題。不過總體而言，本書并非一部論文集，其主要使命也不是論證或批評某一個理論。要是日后本書有幸能夠傳諸后世，那么也許不是因為書中提出了哪些有影響力的說法，而是由于本書比較細致地挖掘了排日賬記錄的信息，在重建十九世紀一個鄉民的生活世界方面下了一定功夫。

好的，就談到這里。感謝你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