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初，晨光撫送柔和，將春天的預言協同那場年度舞會的期許，灑落進巴黎一隅的高墻內。

這是位于十三區赫赫有名的薩爾佩特里爾醫院，當初的乞丐貧民收容地，如今已位列世界頂尖醫療中心榜單的第八名，這座曾經的軍工廠（法文la salpêtrière的陽性形式le salpêtrier意為建造硝石——火藥的主要材料——的工人）重建于路易十四時代，落成伊始旨在照顧并收容當時的窮苦人，可太陽王真正的意愿則是要讓街道上再沒有乞討者與殘疾人，他要他的城市成為名副其實的光明之城。然而陰翳是光明的另一面，表面越是光鮮亮麗，內里的陰暗就越發深沉。從波旁王朝的鼎盛時期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一百多年間，這座醫院已經變成了收容癲癇癥和精神分裂癥患者，以及“生活困苦”女性的機構，更確切點說，是妨礙社會和家庭的不穩定分子收容所。

小說《瘋女人舞會》的背景就在薩爾佩特里爾醫院。《瘋女人舞會》是這部小說的名稱，也是彼時令花都翹首以盼的薩爾佩特里爾醫院年度盛會。這座女子病院在19世紀末專門收容巴黎落魄妓女和有精神疾病的窮苦女人，而正是得益于這里大量的病患，現代精神病學才有了飛躍性的發展，大名鼎鼎的讓-馬丁·夏科醫生更是將這里塑造成了歐洲的精神病學中心。本書從病區女總管吉納維芙的照護工作視角出發，通過她自身從護士到病人的轉變，以及年輕女患者露易絲被數次欺騙并強奸的悲慘遭遇，還有出身布爾喬亞家庭，有著與亡靈溝通能力，卻被家人視為異類的小姐歐也妮為三條主線，相互并行逐漸蜿蜒交集于這座當時臭名昭著的女性監禁所，以一種冷靜平和卻愈行愈近的凌厲筆觸，描繪了一百多年前那個男性絕對統治的時代，女性所遭受的戕害、誤解，以及在困境中萌發的珍貴情感。

《瘋女人舞會》

開篇伊始，讀者隨著吉納維芙的視野走進薩爾佩特里爾醫院，她是龐大病區的女主管，是出身醫生家庭，受過規訓的護士，所以她代表了一種大眾皆已習慣的傳統觀念視角：醫院里都是男性在治療女病患，護士們只是某種附屬，是聽命于教授和其助手還有其他醫生的“輔助工具”。只有醫院內聲名卓越的夏科教授這個男人——這個人，才能推動醫學進步，這位當時全巴黎最著名的神經學家不僅被吉納維芙視作神明一般的存在，在伴其左右近二十年后，她甚至在內心有了別樣的思緒。然而字里行間巴黎公社的寓意并非只是簡單四個字，女主管從依順的女兒、信仰科學俯首聽命的護士，到終于通過歐也妮和自己已經逝去的妹妹得以溝通，從而開啟了自我覺醒，以全新的眼眸開始看待世界——她終于認清了依附于男人根本無濟于事，能夠帶來自由的，是以女性自己的力量承認、承擔這世間的懵懂之事，盡可能幫助飽受非難的無病之人歐也妮逃出薩爾佩特里爾醫院，并借她之手，扶持更多的人。

歐也妮出身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的別稱），出場時還帶著稚嫩孩子氣的她，卻有著可以看到亡靈的非凡之瞳，這注定了她斐然的命運，也正因為此，祖母向她父親告發了這種“天賦”，于是這位天真爛漫的小姐被父親與兄長送進了薩爾佩特里爾醫院，以一種最殘酷的方式被家中舍棄，就算有可能損壞名聲，這種“怪胎”也不被允許存在于家中。布爾喬亞雖說是當時的中流砥柱，但這個階級無非是帝制時代貴族的一個替代品，他們自認為是維持社會運轉的關鍵，是共和國的體面，所以他們樂于看著薩爾佩特里爾醫院這樣一個所謂的垃圾堆、瘋人院、監獄愈發擴張，圈起家庭中“機能不良的女人”和社會中擾亂穩定的分子。歐也妮是本書具像化的革命精神，她從布爾喬亞家庭跌落進瘋人院，在完成了階級轉變后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巴黎公社精神的傳承者，于一種虛構的敘事中，擎住了非虛構的讀者與作者的呼吸，用自己天賦異稟的能力和禮貌教養，既安撫了癲癇發作的露易絲，也獲取了吉納維芙的信任與援手，最終，她在舞會的高潮時刻化身勝利女神，離開了這座困住時代瘋女人的牢籠，奔向了可以肆意飛翔的彼方。

也許書中最為悲慘的是露易絲，這個過早發育的十六歲花季少女遭受的摧殘是最為人不齒的，自巴黎北端的美麗城（貝爾維爾街）至南端的薩爾佩特里爾醫院，她的身體好像不屬于自己，而只是為了滿足男性的獸欲，從最開始看似嚴肅疏遠的姨夫，到病院中的實習醫生于勒，男人對她的身體一次又一次施行了強奸，作為養母的姨媽不僅沒有庇護她，反倒對她加以斥責，露易絲突發癲癇的癥狀讓姨媽驚恐又作嘔，于是這個正值芳華的女孩像廢棄的包袱一般被扔進了薩爾佩特里爾醫院，而實習醫生的關愛有加則預示著再度的侵犯，這種侵犯不止是生理上的，還是話語中的，以視線和口舌之姿，刺進露易絲尚未成熟的軀體和精神，讓她由身至心全部陷入到一種絕對的麻痹，墜落進最陰沉的黑暗。醫院中的病友不乏受此種重創之人，從露易絲到苔蕾絲，從有名到無名，她們身上烙印著男性對女性最深的傷害，過往的反抗與掙扎，如今都變成了被迫的屈從，無論時代如何改變，這種瘡痍始終存在，或許薩爾佩特里爾醫院的高墻是一種保護，雖然可悲又缺少自由，但至少能讓她們遠離紛繁復雜的社會，以最無奈的形式逃避陽光下的罪惡。

電影《瘋女人舞會》劇照

“最不幸的命運不過如此：失去丈夫或父親，意味著失去所有支持，再也沒有人關心她的存在。”書中第66頁這句話是本書的主旨，也是一種悖論。吉納維芙對父親和夏科醫生，有著作為女兒和精神伴侶的絕對忠誠，她的形象曾經如此的堅毅挺拔，然而她卻最終被二者拋棄，被現實敲得支離破碎；歐也妮被祖母告發，繼而被父親和兄長送進這座病院，她遭受到的是家庭的重創，而這家庭本應是她身后最強大的支柱；失去雙親的露易絲在被收養后卻被姨父強奸，進入薩爾佩特里爾醫院后又被實習醫生哄騙，以婚約之名遭受了侵犯，她自始至終都在以殘破之姿示人…這些女性都失去了男性的支持，對他們再無信任，然而并非沒有人關心她們的存在，歐也妮的兄長飽受父親的權力壓迫，最終決定幫助妹妹逃出醫院，這是對女性力量的肯定，也是對自己的人性救贖；女病友之間的溫暖、安撫，給予了露易絲另一種存在感，她會用編織拾起所有的碎片，將這種慰籍傳承下去；在變成所謂的“瘋女人”之后，吉納維芙說道：“人生在世，妙不可言。”此番話語是頓悟之后的感嘆，不僅意味著自身意識覺醒開始后的自我重塑，也成為了所有“瘋女人”的宣言。

本書作為歷史小說，描繪的是19世紀末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涌動的一種社會風貌，這景象貼滿了女性殘破的面容和扭曲的身體，然而精神病學卻高呼著成功，夏科醫生在醫院中每年舉辦的四旬齋舞會，不僅是科學研究的成果展示，更是給予翹首以盼的布爾喬亞們一場娛樂的盛宴，病院外的人走進來卸下偽裝，暢所欲言且毫無忌憚；高墻內艱難度日的女病人們則在這一天喬裝打扮，穿上艷麗的霓裳，裝成正常人的模樣。然而抹去時間的特征，這番景象真的是歷史嗎？當下的各種作秀節目，是否仍然還在以“真實”、“多樣性”之名，娛樂并且消費著女性的精神與面貌？觀眾對她們的指指點點還有評頭論足，和進入到薩爾佩特里爾醫院里滿心期待的布爾喬亞們有何區別？時代的進步賦予被觀察者以金錢和知名度等物質上的優待作為補償，然而瘋癲與正常的界線，從未被真正嚴格地劃分過，首當其沖被話語詆毀的，總是女人們。

自啟蒙時代以來，女性通過越來越廣泛的行動來擺脫現實的壓迫和令人窒息的討論，然而限于當時的物質和階級差別，貧窮和富裕決定著女性自身可跨越的空間，本書中出身布爾喬亞家庭的小姐歐也妮就是典型的富有女性形象，她們以階級身份作為一種天然屏障，發現并將自身智慧用于被男性禁止的方向，就算最后的“革命”成果可以為社會或者科學的發展做出些許貢獻，但大多也要付出慘痛的代價。然而富裕階層畢竟是少數，大眾階層中的貧苦女性自始至終都游走于社會的邊緣，她們會因缺少教育而行為魯莽，娼妓、女工是她們的主要身份，這種群體現象匯聚成了越發沒有自由的空間，一直無法逃脫男性的擺布。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女性好像從來沒有構成歷史或體系，而只是一種表現和參與。

女性從來都沒有呈現為主體，那么女性是什么？眾多的相關著作都回答過這個問題，書中呈現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工業革命帶來的美好時代，可這片璀璨光芒下卻是女性最為痛苦的歲月，被男性以二元論來與自身割裂的女性仍主要提供著功能價值，夏科醫生雖然聲名顯赫，卻殘酷地將露易絲們作為“教具”，彼時的疾病定義，甚至是社會規則，正是“受害者有罪論”的呈現，對于瘋癲的定論，一直都在男性掌權者的手中，而最為飽受其罪的就是女性，但無論是歐也妮們，還是從未離開過病院的吉納維芙們，都已經看到了春天的萌芽，終有一天，女性會從破碎的身體與面容中重新建構身份，擺脫瘋人院再度出發，找尋作為主體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