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44年，大宋慶歷四年，大遼重熙十三年。

這個年頭，挺有意思的。掐指一算，距離北宋960年建立，已經過去了84年。抬頭一看，距離北宋1127年滅亡，也是剩84年。所以，今年算是北宋歷史的中間點。

但是這一年之所以有名，還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因為“慶歷四年”這個詞。“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千古名篇《岳陽樓記》開頭第一句，咱上學的時候都背過啊，這個年頭就這樣印在了每個中國人腦子里。所以我們《文明之旅》講到了這一年，咱也沒得選，只能講范仲淹和他的《岳陽樓記》。

我們多次講到范仲淹。從寒窗苦讀到考中進士，從地方官到京朝官，從經略邊疆的儒將，到主持改革的宰相，我們真是看著他一步步長大的。范仲淹偉大嗎？偉大。但是把他這輩子做的事情拉出清單來，好像也就那么回事：要說苦孩子逆襲成功，中國從底層出身拼出來的人物，那是車載斗量；要說為政一方造福百姓，那中國歷史上這種好官兒多了去了；要說上戰場為國征戰，宋朝是前有狄青、后有岳飛，最后還有個文天祥，范仲淹的軍功并不突出；要講政治改革，咱們上一期節目都說了，慶歷新政是失敗的。無論是當時的影響力還是后世的政治遺產，它跟20多年后的王安石改革沒法比。

你看，這么一捋，范仲淹好像也沒有那么了不起。但是，古今中外的人對范仲淹的評價又是出奇地高。

比如，南宋的大學者朱熹就說，范仲淹有一項大功勞，什么呀？我朝士大夫的精神為之一振啊。比朱熹晚大概一百年，南宋學者呂中說得就更狠：我大宋朝排名第一的人物是誰？范仲淹啊。這是宋朝人對他的評價，還有北邊的金朝人呢？——金朝跟宋朝可是敵對關系啊——金朝大學者元好問，他說，像范仲淹這樣的人物，一二百年不見得有一個。你聽聽，已經不是宋朝第一了，是幾百年間的天下第一。到了明朝，思想家李贄說，宋朝雖然亡了，但是范仲淹沒有亡啊。這就有點說他永垂不朽的意思了。那當代學者的評論呢？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就說，北宋以來，士大夫階層把范仲淹當典范，這是一個共識。

這是不是有點奇怪了？中國人講立功、立德、立言，范仲淹的確是都做到了，但是就是他做的這些事情、這些成就，至于讓后人對他評價這么高嗎？什么本朝第一，什么百年一見，永垂不朽？

好，那就帶著這個問題，我們穿越回公元1044年，來看看范仲淹到底給中華文明帶來了什么轉變？也重新來讀一讀這篇《岳陽樓記》，看看它又是為什么能夠成為中國文明回響千年的黃鐘大呂。

儒家的缺陷

范仲淹當然很了不起，但是一個人如果獲得了那么高的評價，那肯定不是因為他對當時當世所作的貢獻，而是因為他在文明的關鍵轉折點上的關鍵作用。就像有人評價孔子，“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你聽聽這個話，孔子的地位，哪是他老人家活著的那73年能衡量的？衡量的標尺不說是萬古吧，至少也得是整個中華文明史。

好，那如果換一個標尺來評價范仲淹的話，這根新尺子是什么呢？那我們就要到整個儒家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去找了。

儒家是什么？我們腦子里會出現一大堆的聯想詞，可能是“仁義道德、四書五經、士大夫”，也可能是“虛偽保守、愚忠愚孝、老頑固”。但是請注意，這是我們這代人從后往前看，兩千多年的儒家的身影疊加在一起的結果。每個時代，儒家的面貌其實都不太一樣。再深想一層，我們這代人看儒家這個詞，就像端詳一個博物館里的展品，老想給它下一個簡單的定義。因為它定型了，不再演化了嘛。而在中國古代士大夫那兒，儒家是從周公孔子流到他們眼前的一條河流，他們是會往這條河流里面加入新東西的。哪有什么一成不變的儒家？儒家是每一代士大夫用思想和行動不斷創造出來的，是日新月異的。

最早的儒家什么樣？這個問題，在當年的民國學術界還引起過一場大爭論。像章太炎、胡適、傅斯年、馮友蘭、錢穆，都有各自的觀點。總體上不過是幾種結論，要么說“儒”是一種職業，在民間主持各種婚喪嫁娶的儀式的；也有說，“儒”就是老師，是傳授知識的；也有說，“儒”是一種官職，是負責音樂歷史之類文化活動的。

咱們不陷入學術爭論，咱們就找點感性認識，你看漢代的許慎那本《說文解字》，上面說“儒”是什么？一個字，“柔”啊。兩個字，“術士”啊。說白了，那個時代大家對儒的印象，恐怕就是遠遠一看，一個柔柔弱弱，走路斯斯文文的，穿得寬袍大袖的人，就知道這個人的肚子里有很多學問，什么學問？不是怎么種田、怎么做工，而是各種各樣的禮儀規矩，那這個人就是“儒”。

至于他具體干什么，那就得看雇他們干活的東家是誰了。民間要辦婚喪嫁娶祭祀儀式的，怕自己壞了規矩，要請儒來操辦，跟今天需要婚禮司儀是一樣的；國家需要繼承前代的規矩禮儀，也是怕壞了傳承，要請儒來做官；當時社會的知識總量很小，主要的知識，就是各種禮儀，所以要請儒來當老師。

但是你發現沒有，不管儒具體干什么，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有東家的人。用今天的話說，都是靠甲方訂單吃飯的乙方。

儒家這種靠著東家吃飯的形象，在民間是有刻板印象的。當時不喜歡儒家的人，比如墨家，就嘲笑他們，說每當富人家里有喪事的時候，儒家就最開心了，奔走相告，“買賣終于上門了！這回可以吃上飯了。”

我們今天提到儒家，都把它看成是一種精神主張，一種意識形態，但是在很長一段歷史中，儒家總體上其實就是工具人，就看甲方是不是用得著。

比如，漢高祖劉邦，剛開始是一百個看不上儒家，拿著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他為啥這么傲慢？因為他覺得儒生講的仁義道德那一套，打不了天下嘛。甲方覺得他們沒用，就把訂單取消了嘛。但后來劉邦又為什么重用儒生？有一個故事——

劉邦剛立國的時候，手下大臣們跟他都不見外，打交道的時候很松弛。松弛到什么程度呢？大臣們經常在大殿上喝醉了酒，拔出劍來就砍大殿的柱子。這么沒大沒小的，劉邦就不高興。那怎么辦呢？其實解決方案是現成的，人才也是現成的，就是重新啟用儒家啊。有人就跟劉邦說，哎，我們儒家打天下是不行，但是守天下我們拿手啊。要不我幫你找找山東的儒生，幫你制定一套上朝的禮儀，保管你滿意。這個工程不小，搞了兩年，終于制定了整套上朝的禮儀，誰先誰后，幾點幾分，什么角色怎么行動，全都有規矩，這一大套整下來，群臣一個敢亂說亂動的都沒有。把劉邦爽的啊，“今天我才曉得了，曉得做皇帝的那種尊貴的滋味哦”。

你可以咂摸一下這個故事的意味，對于儒家，侮辱也好，重用也罷，在劉邦這個甲方那里，你都是個工具，在該用你的地方用你而已，談不上什么尊崇。有人可能會說，那到了漢武帝時期，不是有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嗎？儒家的地位不就上去了嗎？其實這個問題，學術界一直有質疑。咱們不管學術爭論，只看一點就行：皇帝甲方們非常清楚，統治國家這個事，是不可能只用儒家的。從漢朝到清朝，只要是有皇帝的時候，都是所謂的“外儒內法”，即使口頭上再尊崇儒家，那也只是一種工具性的態度而已。漢宣帝有一次對太子恨鐵不成鋼，一著急，就把真話說出來了：我們漢家的制度，既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是雜著用的，哪能死心眼只用儒家呢？

其實，這也不是皇帝一家的看法。比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把當時的主要學派都評點了一遍，他評論儒家：儒家的學問很大，但是不得要領，忙活半天，都沒啥用。所以，你要干事，別什么都聽儒家的。但是有一條，如果你要維持社會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長幼有序男女有別，那一套，儒家還是管用，作用不可替代。

你看，儒家雖然傳統深厚，但是西漢的儒家，恐怕很難說是一種獨立的精神信仰，它就是一門手藝，一種能力，有用，但是不解決全部問題；有社會角色，但是這個角色嚴重依附在甲方，也就是皇權的身上。

表面看，這也沒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一句話你可能知道，叫“干活不隨東，累死也無功”。如果甲方的需求突破倫常道德底線呢？儒家這么濃烈的乙方氣質，它的行動就可能也隨之突破底線了。比如說，讖緯，也是漢朝的時候最興盛。所謂讖緯，你可以理解成附會在儒家學說上的各種迷信。比如，王莽要篡位當皇帝，很重要的一個手段就是搞各種符命、祥瑞、讖緯。用迷信造謠，說老天爺讓他當皇帝。大家要有興趣，可以去看這本書，張向榮老師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里面的很多迷信，都是打著儒家的旗號，甚至就是當時的大儒編造出來的。讀這本書，我請你注意一個細節，就是不僅王莽，連推翻王莽的劉秀也是接著搞讖緯的。

書里面有一個故事。劉秀要搞讖緯迷信，就找到一個當時的大儒尹敏，幫他校訂這些迷信書。尹敏就勸劉秀，說這些讖緯之書啊，又不是圣人寫的，里面又有很多鄙俗的東西，還是不要搞了吧？劉秀不干，非要搞。尹敏說行吧，那我就幫你搞。最后把這批書送上去的時候，劉秀一看，里面有這么一句，“君無口，為漢輔”。君子的君字沒有口，這不就是你尹敏姓的這個尹嗎？為漢輔，不就是說你要當宰相嗎？劉秀把他叫來問話，尹敏就坦白說，對啊，你既然信這一套，大家也都利用這一套編書，萬一我添上這一句，你真讓我當了宰相呢？這就是當時某些儒家的道德水準。

你可能會說，古人沒有什么科學知識，可能確實也無法分辨什么是胡說八道吧？錯了。分辨這種胡說八道，樸素的常識就夠了。孔子當年就說，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嘛。東漢的王充，就專門跟這種胡說八道抬杠。舉個例子，當時有一個說法，某天洗頭人就好看，某天洗頭人就白頭。王充就說，試試不就行了？你找個丑人在某天洗，看看是不是變好看了，再找個年輕人在某天洗，看他是不是白頭了，不就行了。這跟今天的那個迷信，說二月二前剃頭死舅舅，一樣的，一對照就知道是胡說。而當時的各種儒生也跟著起哄，那肯定就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就像那位尹敏一樣，背后是有個人的功名利祿的目的。整個社會在這種風氣中，是很容易沉淪下去的。

你看，這就是當時儒家的一個重大的缺陷，跟著甲方的指揮棒轉，沒有自己的獨立的精神空間，是有可能墮落到沒有底線的程度的。

本來，儒家作為皇權的一個工具，就這么混下去也行。但是不好意思，到了東漢后期，它突然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本來班里就一個學霸，突然轉來一個外地學霸，混，也混不下去了。對，就是佛教，儒家要面對佛教的競爭了。

儒家的困境

剛才講到，儒家在東漢遇到一個強勁的對手——佛教。

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迅速就野火燎原，歘地一下就普及開了。佛教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魅力？很多人對佛教有誤解，以為佛教也是憑著各種因果報應、天堂地獄的神話來開拓市場的。在民間社會，可能是這樣。但是你可能也知道，佛教其實是一種無神教，沒有什么神仙鬼怪，什么是佛？佛的本義是覺悟者。人人都能通過某種方法，能達到那種狀態，一個壞人還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佛教對于當時中國社會的上層有知識的人的魅力在于：它回答了兩個儒家不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可觀察的世界之外，宇宙是什么樣的？也就是所謂的宇宙觀，傳統儒家學說里是沒有的，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嘛。但是這一點，佛教里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什么樣，佛教說得是言之鑿鑿，有鼻子有眼。儒家什么時候才有宇宙觀的？其實也就是這個階段，也是和佛教競爭的結果。

你看，這一年是公元1044年，慶歷四年，有一個官員叫周敦頤，就是我們語文課上學過的《愛蓮說》的作者，被調到了南安軍，今天的江西大余縣工作。就在這里，他收了兩個學生，誰啊？程頤和程顥，也就是著名的明道先生和伊川先生。這三個人的相遇，為宋明理學，奠定了基礎。其中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的太極圖。這就是儒家提出的宇宙論的模型。這是后話，我們將來再說。

比宇宙論的問題更要命的是人生論問題。儒家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也不回答，那就是：在人的生死之外，那些彼岸的、超越性的世界是什么樣的？傳統儒家不討論。有學生是問過孔子的，鬼是什么樣。孔子說，怎么對待活人還搞不清楚呢，哪知道怎么對待鬼。又有人問，那死之后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說，活得還不明白呢，哪知道什么是死。

孔子的態度很實事求是。但問題是，這是一個人最根本的疑問啊：我死了之后怎么樣？人究竟有沒有魂靈？這是連祥林嫂都要追著問的問題啊。一個人想要過好，光有物質資源是不行的，他必須得尋找意義。意義在哪里呢？一定不在人生看得見的此岸，一定是在超越性的彼岸，在無盡的時空中。所謂something bigger than myself，那些比我大的東西。這就是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的嘛，“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

那既然儒家不回答這個問題，佛教就來回答，什么六道輪回啊之類的。不管人家的答案好不好，至少人家佛教有啊。在這一局的比賽上，儒家丟分丟得太多了。

我舉兩個例子，你感受一下：

第一個例子是歐陽修。現在是慶歷四年，到下一年，他就要寫出千古名篇《醉翁亭記》了。歐陽修是一個標準的大儒，他開始并不信佛，甚至主動寫文章駁斥佛教。但是，就從這幾年開始，一方面當然是政壇失意，另一方面，是歲數越來越大，就越開始追問一些關于生死的問題。當時，誰能跟他討論這些問題呢？只能找高僧。到了晚年，歐陽修的高僧朋友越來越多，對佛教的信仰也越來越深。據說，歐陽修臨終前幾天，派人到附近的寺廟去借了一本《華嚴經》，讀到第八卷的時候，才溘然長逝。我們小時候學語文的時候，知道歐陽修又叫“六一居士”，所謂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嘛，這是他晚年才給自己起的號。連歐陽修那樣的儒家學養，那樣的精神境界，最后也走到這一步，我們不得不承認：佛教對超越性問題的回答，補上了一個重大的空白，太有魅力了。

另一個例子，是我前不久去洛陽看龍門石窟。龍門研究院的高丹老師指給我看，一個非常小的佛教洞窟，上面有題記，也就是造這個石窟的功德主留給后人的一段話，字跡漫漶，很難辨認，讀下來大概是這么個意思：說我的妻子死了，我自己眼睛也瞎了，我也沒有兒子，還重病纏身，眼看就活不了了，我這輩子就像蜉蝣一樣，短暫得很。但是，我也可以花錢在這龍門的山上挖一個小洞，造一個佛像，我為了能永恒而存在啊。

我請你切身體察一下，這個可憐人，生活在唐高宗總章二年，那個時代大人物很多，而他呢，渺小得什么都不是。他的生命馬上就到盡頭，親人也都沒有了，所有現實世界的東西對他都沒有意義了，他還能追求什么呢？其實就是人間最有魔力的兩個字：永恒啊。而在當時，只有佛教能給他這種心靈的安慰。儒家是無能為力的。

有人提出過一個思想實驗，很有意思。把一個人扔到孤島上，如果這個人是基督徒、穆斯林或者佛教徒，他們都還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因為他們仍然可以和他們心中的終極信仰溝通。但是，如果把一個儒家士大夫流放到了孤島上，那他還是一個儒家嗎？麻煩了，儒家的所有信條都是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都有處理的準則，但這里是孤島啊，只有他一個人，那他怎么還能是儒家呢？

儒家即使處理死的問題，在意的也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比如，漢語中有一個死的代名詞叫“壽終正寢”，什么意思？古時候的諸侯、士大夫，要死也得死在正房里，也就是平時辦事的大廳里，不能死在旁邊的小臥室里。為啥？因為小臥室，那沒準就是哪個小妾的地方，死在那兒，容易讓小妾們在大人物臨死的時候干涉朝政或者繼承人的人選。你看看，儒家聊死的話題，著眼點還是活人之間的關系。

你看，儒家把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個精神陣地，拱手讓給了佛教啊。

還不僅如此，佛教因為拿到了彼岸世界的解釋權，還打開了精神世界的向上提升的空間。

就拿整個唐朝來說，我們至今還在仰望他的精神世界的人，都有誰？要論帝王的雄才大略，那是唐太宗；要論詩情文采，那是李白杜甫；但是要論人格偉大，我們第一個想起來的人，應該是玄奘法師，唐僧啊，他西天取經、不畏艱難的精神，激勵了多少中國人啊。你看，又是佛教得分，儒家丟分。

說了這么多儒家的問題，不是為了批評儒家，只是想為你勾勒一個歷史發展的粗略輪廓，從東漢到隋唐，儒家確實有一個低落的時期。

但是，到了宋朝，儒家開始絕地反擊，有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更新。而范仲淹和他的《岳陽樓記》就是這次自我更新的里程碑。

儒家的復興

兜兜轉轉這么久，我們終于要說到范仲淹和《岳陽樓記》了。范仲淹這輩子的很多做為，我們在以前的節目里有一些零散的介紹。那總括起來，他這個人的特質是什么呢？

歐陽修評價范仲淹，說他什么事都要管，做事從來不挑三揀四、趨利避害。南宋時候的朱熹也說類似的話，說他，“無一事不理會過”，所有的事都認真，都擔在自己身上。這是一種什么行動做派？還是朱熹一句話總結得好，他說這叫“以天下為己任”。天下的事，都是我的事。確實，這也符合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里面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好，我就高興，天下不好，我就發愁。

今天的人，聽到這幾句話的評價，可能沒什么感覺。什么“以天下為己任”，什么“先憂后樂”，都是耳熟能詳的褒義詞，有什么呢？古往今來的仁人志士，不都這樣嗎？

不一樣。我們今天聽熟了不覺得振聾發聵，但回到《岳陽樓記》的時代，之前的人可從沒聽過這句話，是范仲淹第一次把它精確地表達了出來。從儒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出現這句話，其實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你看這句話里面，強調的這對關系，這邊是我，那邊是天下，中間什么都沒有，是我這個人和那么大的天下之間的直接關系。

你意識到什么沒有？剛才我們講的儒家的那幾個缺陷，一下子就被這句話給補上了。

首先，原來儒家是有東家、有甲方才能行動的，現在不用了。我和天下的關系，是我自己認定的，以天下為己任，這個活是我主動承擔的，誰也不用來雇我，誰也開除不了我。至于原來儒家的雇主，皇帝，在我這個邏輯里啊：《岳陽樓記》里面不是還有兩句嗎？“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我都關心，都負責。皇帝不再是我一個士大夫和天下之間的中間商了。我繞過皇帝，對天下的事情負責。

再來。剛才我們說，和佛教相比，儒家的超越性不夠，只關注此岸的事，人間的事。但是現在有了這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那就全部補齊了。

往上看，天下是什么？天下指的可不是什么具體的領域，你能想到的所有范疇，人民、土地、悲歡，都是我要負責的對象。這一下子把一個士大夫要負責的范圍擴展到無邊無沿的境界。儒家在歷史上有類似的提法，比如，先秦的時候儒家講，以仁義道德為己任；東漢的時候，儒家講，“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你聽出區別沒有，這都是說，我要看住這一小塊地方，仁義道德，或者是精神風貌，替誰看？不還是替帝王看住嗎？說到底，還是一種乙方心態。

但是以天下為己任，直接用一個人的力量來承擔終極的責任，超越性就夠了。還記得我們前面說的那個思想實驗嗎？一個儒家士大夫被扔到了孤島上，他現在想的，不是什么婚喪嫁娶的禮儀，不是什么父子君臣的秩序，他心里想的是天下，這不就和基督徒、佛教徒一樣了嗎？都有一種終極的精神支撐。

我們再深入地想，儒家還有什么弱點被補上了？那就是關于自我的安頓。

在早先的時候，儒家安頓人的方式，就是找到合適的和他人相處的模式。怎么相處？靠禮儀。你想，禮儀的本質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內心怎么想，你只要這么做，就算是完成規范了。雖然禮儀的源頭，是人的情感，但是，禮儀的規范越嚴格，對于內心情感的要求就越不高。父母去世，你守孝三年，就算是孝子了。至于你是不是真的內心悲痛，那就管不著了。

但是你看范仲淹這句話，先憂后樂，天下好不好，是要落實在你的感情世界里的。不是搞個什么儀式，做個什么動作，就完事的。你要拿出自己當下的、真實的情感，實實在在的憂愁，真真切切的歡樂，來對應天下的好壞。你不是做給誰看的，你就是通過這種憂樂的情感體驗，讓自己的人格不斷攀援向上。

這一來就解決了儒家的一個大問題。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如果不得志的時候，我該怎么辦呢？你看孔孟的答案僅僅止步于，你就待著吧，管好自己，當個隱士就行。但是，范仲淹提的要求明顯要高一大截，那不行啊，天下有道無道，自己是窮是通，這都是外在環境的變化，都不能耽誤我在情感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還記得《岳陽樓記》里面還有一句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的情感不是跟著眼前的得失、身邊的事情波動的，我的情感是對整個天下興亡的響應。這就對一個士大夫在困境和挫折的時候，提出了人格上的要求。

你看，我們剛才分析了三個方面，儒家的缺陷都被補上了。儒家再也不只是皇權的附庸了，它有自己的獨立的精神世界；儒家再也不是只管仁義道德的說教了，它把自己責任擴展到無限大，大到要用天下來形容；儒家再也不是只看外在行為的禮儀專家了，它的道德要求一直向人心深處抵進，直達憂樂，直達人的情感底層。

我們這里這么強調范仲淹的這句話，不是說，這都要歸功于這個人和這篇文，而是說，儒家文化兩千多年的發展，跌宕起伏，由衰轉興，就是在這個階段。而它的標志，就是范仲淹這一生的人格實踐和《岳陽樓記》這篇雄文。

說到這里，我們還要回過頭去致敬孔子。因為孔子在儒家的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意義。

孔子當年，也是多少擺脫了對東家、甲方的依賴。孔子在歷史上有一個名頭，叫“至圣先師”，他是不是至圣，可以爭論，但他確實是第一個老師，通過自己辦學校、收學費，通過那個時代的知識付費，養活自己。不要小看這件事，同樣道理，貝多芬就是因為可以通過出版樂譜養活自己，不用再討好什么公爵伯爵，他才會成為一代自由主義音樂大師，他的音樂才能擺脫宮廷娛樂的定位，成為經典的、凝神貫注的嚴肅藝術。孔子也是，正因為他這一生，不只是把自己當成是某個君主的雇員，人力資源市場上的乙方，他才會有那么獨立而偉大的人格，他才敢說什么“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更重要的是，孔子也是在儒家的傳統中，最早強調超越性的。他反復提到的那些詞：比如，“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再比如，“仁”，“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都是超越性的詞。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經常當口頭禪念叨的那個詞：“君子”。

孔子講過一句很令人費解的話，他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上半句好理解，君子嘛，懷里要抱著德性。但這下半句是啥意思？小人懷土？和君子對應的小人，懷里就抱著土？

后來看朱熹的《四書集注》注釋才明白了，所謂“德”，就是一種本應如此的、抽象的、超越的善。而“土”呢，就是指一個人沉溺在自己的環境中，被周邊的環境因素深深地制約，這叫“土”。對啊，我們今天說一個人“土”，其實也還是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個人被自己的環境深度影響，難以自拔，不能超越性地接受新事物，適應新環境。

你看，把“土”和“德”一對立，我們突然也就明白了“德”的意思。它不只是講仁義道德，它其實是一種超越性的要求。你要是有德，那你的那個德，就是凌駕于一切環境因素之上的，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能看情況，不能屁股決定腦袋，位置決定立場，你的標準應該是立于天地之間的永恒的標準。心里有這個行事準則的人，才是君子。

你看，孔子在先秦時代就提出來的這些創造性的觀念，經歷了扭曲，經歷了衰落，但是，在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年頭，借由范仲淹這個人，借由《岳陽樓記》這篇文章，再一次振作了起來。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說，“以天下為己任”不僅是朱熹對于范仲淹表揚，它也成了宋代士大夫對自身社會角色的一種自覺。這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以天下為己任”這句話是一把鑰匙，可以打開通向宋代士大夫內心世界的大門。

最后，還是要多說兩句《岳陽樓記》。這篇文章里，還藏著兩個冷知識。

第一個冷知識，“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這個滕子京是誰啊？是范仲淹的一個朋友，他為什么被貶謫到巴陵郡啊？因為他做官離任審計的時候，有人匯報16萬緡的公款去向不明。朝廷想要繼續調查，滕子京居然把相關的賬目，一把火給燒了，是因為這個事被貶謫的。這件事的真相撲朔迷離，范仲淹也一直在替滕子京解釋、喊冤，說根本沒有那么多，但是畢竟，滕子京留在歷史上的背影是“疑似貪污犯”。

第二個冷知識，《岳陽樓記》里面有一段，“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我看整個巴陵的景觀啊，就是洞庭湖最好，后面又是一段活靈活現的描寫：“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但你知道嗎？范仲淹其實壓根兒就沒去過岳陽樓。他只是看了滕子京給他畫的一幅畫，然后就一揮而就寫了這篇文章。不算是山水游記，算是看圖說話吧。

我不知道你聽了這兩個冷知識之后，對《岳陽樓記》的評價會不會降低？而這正是我今天最想說的：精神世界的超越性，是不被環境、載體所限制的，一篇千古雄文怎么會被這兩個小瑕疵掩去了光芒？那幾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幾句話是遠遠超越于這篇文章，超越滕子京這個人，超越創作過程中的存在了。

它早就拔地而起，直沖九霄，和天地精神獨往來，雖萬古而不磨滅了。只要是聽得懂中文的人，不管身在何處，心有何屬，聽到這幾句，必然是心頭一暖，精神一震。

這就是1044年，慶歷四年，我為你講的范仲淹和他的千古名篇《岳陽樓記》。我們1045年，再見。

致敬

本節目的最后，還說啥呢，必須致敬范仲淹和《岳陽樓記》啊。致敬的方式，就是把368字的千古名篇，給你念一遍。你也懷懷舊，我也過過癮。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2025年的第一天），致敬范仲淹，致敬中華文明史上所有的君子，他們，像漫天的星斗，像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像未來人們凝視咱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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