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大上，朱德在軍事報告中提出：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標志著抗戰相持階段到來。這個觀點已被史學界普遍接受。但是，近來學術界有人提出不同說法，認為在1939年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的國際形勢下，在日寇更加困難與中國絕不妥協投降的國內條件下，毛澤東認為中國進入了抗戰相持階段。那么，毛澤東是如何看待武漢保衛戰對中國抗戰形勢影響的，他有沒有將武漢失守作為中國抗戰形勢出現轉折性變化的重要事件？朱德在中共七大提出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始于武漢失守的觀點，是否得到毛澤東的同意與認可？這些問題都需要厘清。因此，筆者將對毛澤東關于武漢失守與中國抗戰形勢關系的論述作一梳理，以豐富、深化對傳統的“抗戰相持階段到來”說的理解與認識。

一、毛澤東認為武漢保衛戰將對中國抗戰產生重大影響

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迅速占領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之后將矛頭指向武漢。1938年5月29日，武漢會戰拉開序幕。對日本而言，占領武漢有著特殊的意義，它認為只要國民政府還堅守在武漢，蔣介石政權就能“始終指導著抗日民族戰爭，事實上發揮著中央政權的威力，長時期的威脅著新政權（指1938年3月日本扶持成立的以梁鴻志為行政院長的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發展，妨礙著新中國的新秩序的確立”。而一旦占領武漢，日本就可以“把漢口以下的長江流域歸入統治圈內”，國民政府則就“喪失了湖南湖北的糧倉地帶和中國內地唯一的大經濟中心，不但會造成該政府經濟自給的困難，并且會減弱現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輸入通道——粵漢路的軍事、經濟價值”。由此，日本就可以借機“謀求經濟的獨立，以及實現華中戰區的復興”。

作為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早就估計到武漢保衛戰將對中國抗戰形勢產生重大影響。1938年3月3日，他對延安陜北公學第六、七、八、九、十隊畢業同學指出：“如武漢失守，就會出現動搖妥協與懷疑應否繼續抗戰的問題，前方后方都可能發生這樣的問題”；“武漢一失守，局勢一定是很壞的，主和的人一定會出來的”。同時，他又樂觀地指出，武漢保衛戰即使失敗，也不要緊，因為中國的抗戰一定會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5月底6月初，就在徐州失守、武漢緊張之際，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演說。演說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的論調，指出中國抗戰必須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演說認為：中國抗戰還處于第一個階段，但敵人士氣已開始頹靡，進攻銳氣已不如初期，財政經濟已呈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發生，這意味著中國抗戰的第一階段已接近“末尾”，抗戰相持階段就要到來。演說還指出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敵我雙方的具體表現：于敵而言，“企圖是保守占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游擊戰爭”；于我而言，一方面“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另一方面“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地增長”，因此需要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毫不動搖地堅持戰爭。

正是根據上述認識，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武漢失守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武漢失守雖不等于“舊階段的完結，新階段的開始”，然而“相持局面快要到來了”，因為敵人在占領武漢后，雖然“還有一點余威”，但“在進攻武漢的戰斗中，他之強的力量已經進一步發揮了”，“他的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的弱點將更形暴露”，“在其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之后，氣力勢將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總的戰略進攻接近了一個頂點”。相反，中國的抗戰力量卻在增加，雖然增加的程度還不足以停止敵之進攻，這主要表現在“全國的團結，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文化的進步，人民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的提高。主力軍雖后退了，游擊戰爭卻前進了。一部分地方雖損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卻進步了”。毛澤東的這些論述表明他已經敏銳地意識到，隨著武漢的失守，中國抗戰局勢將要發生轉折性變化，但由于不知道日本是否會繼續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所以采取了抗戰相持階段“快要到來了”這一較為靈活的說法。

武漢會戰

二、毛澤東認為武漢失守后中國抗戰形勢發生了轉折性變化

武漢失守前后，毛澤東估計日本將進攻西安、宜昌、長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及附近地區，甚至準備進攻整個粵漢路與西蘭公路。但是，這一預計的情形并沒有立即出現。相反，日本在占領武漢后，迅速改變了對華侵略政策：一是在淪陷區積極扶植各類漢奸偽組織成立偽政權；二是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加強打擊力度，對國民黨則以政治誘降為主。在這一背景下，國民黨陣營出現了以副總裁汪精衛為代表的妥協投降逆流。雖然有些變化，但總體情形與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對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敵我雙方具體表現的預計仍然大體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武漢失守標志著中國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但認為中國抗戰形勢已經在發生轉折性變化。

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的序言中指出：“抗戰在武漢、廣州失守后正在向著一個新的階段——有利于中國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階段發展，這個階段就是敵我相持的階段。”1月28日，毛澤東在第十八集團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上又指出：武漢、廣州失守三個月來，敵人在側后打得很兇，但正面沒有大舉動。之所以如此，他認為主要是“敵人國小，人少，兵少，現在戰線又是這么長”，“再加上這個兵力分散，強兵也便變弱了”。在這里，毛澤東雖沒有提及武漢失守與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關系，但認為武漢失守后，中國“將更加困難，同時更加進步”，而且這種進步能夠克服困難，“使戰爭轉到新階段”。1939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的報告中，又將九一八事變后的日本侵華史分為三個階段，并認為武漢失守之后已經是第三個階段，因為日本發表的關于調整中日關系方針的重要宣言，“明顯地表示改變策略”。這也表明此時毛澤東對武漢失守與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關系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判斷。

事實上，即使是在1939年8月底9月初毛澤東認為中國抗戰“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的情況下，他也多次指出武漢失守后中國的抗戰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例如，1939年10月1日，他在要求中共注重研究淪陷區問題時就指出：“在目前階段內，敵人侵略中國的方式，正面的軍事進攻，大規模的戰略進攻（某種程度的戰役進攻不在內），如同大舉進攻武漢那樣的行動，其可能性已經不大了。”10月10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抗戰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再次指出：“在現在時期，敵人如同過去進攻武漢那樣的大規模戰略進攻行動，由于他所受中國過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戰的打擊，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財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經不大了。在這種意義上，抗戰的戰略相持階段基本上已經到來。”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日本侵華政策的改變時進一步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武漢后，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于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級干部學習會議上，他再次指出：“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國主義者占領武漢以后，他們即已開始改變這個政策（對國民黨以軍事打擊為主、以政治誘降為輔的政策；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改為重視共產黨，輕視國民黨；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而逐漸轉移其主力來對付共產黨”；“自從武漢失守以后，由于戰爭失敗和仇視共產黨這種情緒的發展，國民黨就逐漸反動，反共活動逐漸積極，對日抗戰逐漸消極”。

由以上可見，毛澤東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武漢失守與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關系，但在論述中國抗戰形勢已經發生轉折性變化的問題時，都是以武漢失守作為標志性事件的。

中共七大會場

三、毛澤東同意朱德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始于武漢失守的提法

1945年前后，在抗戰勝利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中共決定召開七大，討論決定抗戰勝利后中國的前途命運和全黨的任務等問題。如何認識中國抗戰所經歷的不同階段，也就成為此次大會軍事報告的一個重點內容。

早在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七大準備工作時，就已經決定七大的主要議程為三大報告，即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朱德的軍事報告和周恩來的組織報告，同時要求就組織問題和軍事工作開始準備報告材料。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七大的準備工作時，又決定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劉少奇作組織問題報告。到5月21日，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七大的議程和各報告的負責人。其中，政治報告由毛澤東負責，組織及修改黨章報告由劉少奇負責，軍事報告由朱德負責，黨的歷史問題報告由任弼時負責，統一戰線報告及公開講演由周恩來負責。

之后，隨著七大召開日期的臨近，無論是毛澤東的政治報告，還是朱德的軍事報告和其他人負責的報告，都在黨內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和交流。例如，為了“起草七大的軍事文件”，于1945年1月1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座談會討論了軍事報告的具體內容。3月16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又研究了七大的正式議程，決定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且將“政治報告與軍事報告合并討論”。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會上，朱德介紹了軍事報告的起草情況和基本內容，并要求大家提出修改意見。與會者經過討論，普遍認同軍事報告的基本思想，毛澤東亦“提議，贊成就基本內容通過”。這表明，朱德的軍事報告內容包括武漢失守標志著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基本判斷，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是知曉和同意的。事實上，朱德準備向七大所作軍事報告的內容和中共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的。

1945年4月23日，醞釀已久的中共七大在延安開幕。4月24日，七大第二次全體會議舉行。會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并且延續了他關于武漢失守后中國抗戰形勢就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一貫認識。報告指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逐漸地將其主要軍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區戰場；同時，針對著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愿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并將賣國賊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這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

4月25日，七大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由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朱德指出：軍事報告內容遵循了毛澤東“政治報告的精神及其方針”，分為“抗戰八年”“論解放區戰場”“中國人民抗戰的軍事路線”“今后的軍事任務”“結束語”五個部分。其中，在“抗戰八年”這一部分中，朱德系統闡釋了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有關中國抗戰需經歷三個階段的論述，將中國的抗戰歷程分為“敵人的進攻”“敵我的相持”“我方的反攻”三個階段，并且指出“第二階段，亦即戰略相持階段”，“這是在武漢失守之后開始的。構成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敵人與解放區之長期反復的最殘酷的戰爭”。這也是中共文件首次出現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始于武漢失守的說法。顯而易見，這體現了毛澤東關于武漢失守后中國抗戰形勢就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一貫思想。對于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始于武漢失守的說法，這也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總結。

根據七大的會議程序，代表們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和朱德的軍事報告進行了充分而熱烈的討論，最終形成一致意見。4月27日，毛澤東主持七大主席團會議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聽取各代表團討論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的情況。5月1日，毛澤東主持七大主席團會議，強調雖不限制各代表團討論的具體內容，但“以討論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和朱德的軍事報告為中心”。5月8日，毛澤東再次主持七大主席團會議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聽取各代表團討論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情況的匯報。5月30日，朱德向大會與會代表們作了關于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指出報告內容貫徹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報告的基本內容，他在前幾天的聯席會議上談過，大家贊同他的基本觀點”。在此情形下，到6月11日，大會基本通過《關于軍事問題的決議（草案）》。至此，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始于武漢失守這一說法已成為中共內部的共識，并且為以后的史學界所普遍接受。

總之，一種標準說法的形成絕非偶然。從歷史上不同時期存在過的表述看，有些學者近年來關于抗戰相持階段到來時間的不同說法只是關注到某些歷史的片段，而并沒有抓住歷史演進的內在邏輯。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2期，原題《對毛澤東“抗戰相持階段到來”說的再認識》。作者王鳳青為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