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一早，我的導師金光耀老師來電，詢問作為雜志作者的我，是否擁有全套《書城》。他想要參考幾年前吳中杰老師的一篇舊聞，為“讀史老張”的新書作序。我告訴他知網有電子全文。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什么。那時我們并不會想到，編輯部也是在12月19日上午收到了休刊的通知。

12月26日一早，《書城》正式宣布休刊，離12月19日恰好一周，隱隱感覺編輯部在傳遞著什么。公眾號發出的休刊推送在短短幾小時內就達到了近2萬的點擊量，比以往推送的任何一條文章的流量都高。早在前幾天，關于休刊的消息已經在微博和朋友圈不脛而走。曾經的《書城》作者們都紛紛表達了自己的感謝與不舍。我得到編輯的聯系是在12月20日，一切非常突然，至今都毫無實感。編輯告訴我，原本關于三文魚的那篇稿子已經排上2025年的1月號，并說起他昨晚一夜未睡，滿嘴生泡，現在稍微緩過來一些了。其實在前一天我就注意到他發了一條銀杏樹前的大樓照片，并配文說，“是時候說告別了”。當時便覺異樣，未有多想。在通知完我們大家后，他又發出了曾經將成為、但大家都不會收到的新一期雜志的封面，說自己再也不用在每個月末加班趕點地校勘和奔赴印刷廠，但如同一腳踏空，驚醒夢中人。陸陸續續看到復旦朋友圈的老師們談起《書城》的休刊，一個讀書的時代離去了。

我和《書城》的結緣要感謝老同學郁喆雋，作為《書城》的編委，他多次鼓勵我將一些旅行和學習的經歷、體會用文字記錄下來。第一篇投稿是關于與我校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的師生一起去日本實地教學和參訪的內容，記錄了古籍的流傳保護，并探討了造紙技藝的現狀等。我將我們在日本列島關東和關西兩地的詳細情況都進行了記錄，郁老師則建議我將兩篇合成一篇，用《午夜巴黎》中的一句臺詞與“黃金時代”的概念融合來點題。文章經過幾次修改，最終發表在2016年的5月刊上。后來我又將去韓國訪書、去北美的東亞圖書館訪學等內容寫成文章。那段時間也是對外交流和看世界的高峰時期，我也將自己在歐洲各地行走的內容寫成文章，從拜倫的紐斯特德莊園到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舊居，從劍橋的帕克圖書館到愛爾蘭的國家美術館。因為留日的背景，我也比較喜歡以青年人的視角來剖析中日文化中的一些誤讀，解釋日本文化的來源和創造性。也因為這樣，我注意到，這幾年來，《書城》上寫作日本主題最多的可能就是我和評論家、出版人姜建強老師了。一般我倆的文章不會同時出現在一期中，他的文字優美流暢，轉場特別，從和服、葛根湯到二次元和萌文化，我則喜歡寫寫看起來很熟悉但其實內有乾坤的其他類目，于是從日本的醬油、香菜、片假名的菜單寫到熱門的日劇，從高橋一生的《我們由奇跡構成》寫到松隆子的《大豆田》。姜老師擅長從內部看日本，我則更多地從外部來看日本。有段時間我和姜老師的文章輪流出現在《書城》上互為補充。后來與姜老師見面時，他說一直以為我是一位旅日的華人作者，還對我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寫日本表示贊賞。

在《書城》寫作這幾年，最高產的是疫情期間。一來是居家辦公給了便利的寫作條件，二來對于當時不明朗的疫情心中總有焦慮和不安，于是思考和寫作成為了一個出口。在思考人類和疾病的關系時，在西班牙旅行期間的所見所聞給了我很大的靈感，最后構思成了《戈雅和疾病》一文，并登上了2020年1月刊的頭篇。此后一發不可收拾，學習伴隨著探索的心情愈發強烈，想要寫和能寫的內容就越來越多。

作為一本有影響力的雜志，《書城》在港澳和臺灣地區的認知度也很高，我在朋友圈分享的文章總是能得到港臺友人的關注。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和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都是《書城》的作者。就在前一陣，臺灣研究梁啟超和嚴復的知名學者黃克武老師在復旦訪學，我們也聊起在《書城》的寫作，他鼓勵我多看多寫，要像梁啟超那樣積累學問、“積沙成塔”。

猶記得幾年前文基班的老同學問起，每年寫三四篇，到時候可以集結出書。我倒是心里完全不急，非常享受這種寫作的感覺，想著等寫夠了30篇再說吧。沒想到，《書城》休刊時，我發表的文章總數恰巧是30。古人云三十而立，這也許也是一種巧合。《書城》經歷過幾次復刊休刊，結束亦是開始，唯有懷抱著熱愛寫作的心，步履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