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間2024年12月29日，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去世，享年100歲。在戰后美國總統中，卡特是比較少見的未能連選連任的總統，同時因他對蘇緩和外交、處理伊朗人質危機失利、因應全球南方民族解放運動不力等因素，卡特在民調中的支持率始終偏低，在各類總統評分榜中排名靠后。特別是在7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的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卡特對外政策過于擁抱自由制度主義和緩和思想，在應對蘇聯戰略武器擴張及其全球南方擴張問題上過于軟弱，右翼力量還批評卡特執政后期過度重視中國，配合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當地時間1978年1月30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白宮行政辦公大樓的禮堂舉行了全國電視新聞發布會。

在對內政策上，右翼力量批評卡特政府長期擁躉凱恩斯主義，療治美國經濟滯漲難題乏力。但在新政自由主義者聯盟和美國對外戰略溫和派看來，卡特外交獨具特色，溫和且謙遜，他繼承了尼克松、基辛格時代的緩和思想及大國戰略穩定理念，呼吁弱化冷戰爆發以來美國強調外部威脅、追求絕對安全、張揚黑白二元論的弊病，主張以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籌建五大力量中心戰略穩定為核心，進而共建穩定有序的國際秩序，創設不同大國共生共存的寶貴社群意識和文化規范，修正美國對外戰略十字軍主義的癔病和迷失。

同時，卡特總統開創了戰后美國人權外交的話語體系，有力促進了7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激發與人權事業改善。對于中國，卡特執政后期聽從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和國防部長布朗的聯華建議，自1978年大大提升中美關系層次并于次年對華建交，開啟對華尖端技術轉讓，開創中美初步戰略關系。作為國際體系中心國家，美國歡迎中國四個現代化事業和改革開放，為改革開放平穩推進等奠定了堅實且有利的外部環境。卡特晚年還一直致力于公共服務，口碑甚好。有鑒于此，中國讀者有必要了解卡特總統的人生經歷、對外政策、對華思考，并基于后冷戰時代視角給予其充分和公正的歷史評價。

作為海軍軍官和核物理專家的吉米·卡特

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佐治亞州普萊恩斯，祖先是愛爾蘭人，1637年移居弗吉尼亞，1830年前后才遷到南方的佐治亞，其祖父和父親都經營小規模農場并售賣雜貨，因規模不大，卡特幼時家里生活并不富裕，得經常起早貪黑幫助家里干活。受其參過軍的叔輩影響，卡特少年時便對軍事很感興趣，再加上為獲得免費上軍校的福利，1943年卡特進入位于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學習。卡特1946年從海軍學院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在820名畢業生中名列第59名。兩年后他加入美軍潛艇部隊，1949年前后其服役所在的“鯧魚”號潛艇還在華東地區巡弋。卡特后來對1949年時曾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的鄧小平笑稱，當時鄧小平指揮的華東解放軍差點就把他本人抓捕了。此外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卡特生日是10月1日，他后來很感慨地認為這注定了他一生同中國的不解之緣。

由于素養頗佳，1950至1953年，卡特被派往紐約攻讀反應堆技術與核物理研究生課程，隨即派駐美軍第二艘核潛艇服役，他還參與搶救出現事故的核反應堆。核潛艇參軍及核事故搶險經歷深刻形塑了卡特的世界觀和安全觀，是其后來執政時期十分注重推動美蘇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并，在全球范圍內避免核沖突和核戰爭的重要端由。

治理佐治亞州和“我不會對你們說謊”

1953年卡特退役后回到家鄉普萊恩斯，不久萌生投身地方公共服務事業的想法，隨后加入地方立法機構并擴大家族花生農場生意。至70年代初期，卡特農業經營大獲成功，資產超過100萬美元，按照現在幣值相當于近3000萬美元的巨額財富。受其母親影響，卡特雖然生活在保守的佐治亞，但其本人并不贊同種族隔離，因而他于1962年成功以民主黨人身份當選州參議員并于1964年連選連任。經過努力，卡特1970年第二次競選州長成功，任職期間他推動佐治亞的民權、反貧困、興修基建、嚴肅財政紀律等事業，頗獲民望，同期他逐步獲得共和黨溫和派大佬戴維·洛克菲勒的注意，洛克菲勒家族的隱性支持為卡特1976年大選險勝奠定了基礎。這是因為共和黨溫和派的一些對外政策選擇相對更接近于民主黨人，而非以羅納德·里根為代表的共和黨保守派。

正當卡特初具問鼎白宮意志的同時，1972年6月突發的水門事件及73至74年圍繞尼克松總統違憲、干預司法、撒謊連篇等嚴重丑聞的爆炸性激發，大大挫傷了尼克松及后繼者福特總統的威望，卡特則逐步樹立自身“絕不對選民撒謊”“遠離華盛頓權勢集團”的清新政治形象，在民主黨內站穩腳跟，替代民主黨內元老休伯特·漢弗萊于1976年7月成為總統候選人。1976年年底的大選中，卡特以175萬張普選票優勢略微勝過時任共和黨總統福特。1976年民望很高的里根在黨內初選中曾惜敗于福特，要是里根當年就參選總統，卡特不一定會勝利，世界歷史、冷戰進程和中美關系也會大大改寫，當然這是后話了。

繼承美蘇戰略穩定、推動雙邊戰略核軍控

在對外決策方面，卡特個性比較優柔寡斷，缺乏對外決策經驗，致力于開放型決策模式，這導致美國外交主線不明，對蘇策略不夠強硬，卡特最初的競選團隊1975年時居然沒有人有護照。為解決上述難題，卡特就任后的對外政策班底同之前尼克松、福特政府有比較大的繼承關系。其中，國務卿塞勒斯·萬斯主張全面承繼前兩屆政府搭建的美蘇戰略穩定結構和美蘇緩和（Detente）格局，全面推動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落實并繼續推動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國防部部長布朗則基于自身曾為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和加州理工學院院長的學科訓練及戰略選擇，認定要強化對蘇戰略中的競爭特質，不接受70年代所謂蘇攻美守、美蘇平起平坐的國際政治現實，主張增加蘇聯在全球的地緣政治難點，激發美軍核常軍備的對蘇優勢。布熱津斯基尤其認為，蘇聯作為超級大國的崛起是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的中心特征，美國不能沉湎于對蘇緩和及戰略穩定，而要全面追求對蘇優勢、積極壓迫蘇聯，激發遏制蘇聯的新冷戰。

當地時間1979年6月18日，奧地利維也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與蘇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簽訂《美蘇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

即便如此，萬斯在卡特執政前期深刻影響了總統的對外決策，卡特全面強化了既定的美蘇緩和框架和戰略穩定護欄機制，包括核軍控及核均勢機制、核查及信任構建機制、元首及專業危機聯系熱線機制、防止海空摩擦事故機制、防止核戰爭及核危險機制、經貿相互依賴機制，以求促進冷戰平穩終結、夯實全球戰略穩定、增進國際關系可預測性、避免一發不可收拾的美蘇核戰爭。特別是憑借自身對核問題的熟悉和興趣，卡特是首位親身參加美國核戰爭計劃操演的總統，1977年10月初他親臨“象牙項目”（Ivory Item）演習，以便熟悉美軍核戰爭計劃作戰流程。演習假設了如下危機模擬，即美蘇危機已嚴重到蘇聯領導層犯下可怕錯誤，下令對美國發動洲際陸基彈道導彈襲擊，經溝通無效引發美國決定進行核報復。經過演習，卡特認為美軍核戰計劃進行反應和報復的設計流程不夠簡潔，由此大大促進了美國核戰爭計劃的有限性和可控制升級性，這是卡特致力于推動美蘇戰略穩定的一個縮影。

基于兩個階段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至1979年夏卡特同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完成維也納峰會，將雙邊核軍控和戰略穩定推向高潮，標志著雙方共同認可“相互確保摧毀”核戰略所帶來的超級大國戰略穩定。兩國在戰略進攻和戰略防御武器方面的軍備競賽得到歷史性緩解，大大裁減了雙邊的核載具和核彈頭數目，《防止核戰爭協定》《限制反導彈彈道系統條約》等戰略穩定機制也得到繼續遵守和貫徹。不僅如此，卡特外交的自由理想主義和自由制度主義色彩甚至推動總統提出過印度洋非軍事化、美蘇印度洋武器限制談判、從七大洋深海撤走聲納探測及其他反潛武器等令美國內部右翼力量十分震驚和困惑的軍控倡議，凸顯卡特熱衷和平、熱愛和平的自由理想主義風范。

強化聯華、中美正式建交

令新保守主義者和新右翼十分不滿的是，卡特在擁抱對蘇緩和、軍控和戰略穩定的同時，蘇聯卻自70年代中期開始全面強化在全球南方的戰略存在和兵力部署，相繼在安哥拉內戰、也門內戰、莫桑比克內戰、歐加登戰爭等民族解放運動中獲得斐然優勢，蘇聯尤其指派古巴出兵數萬在南部非洲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和革命輸出；核戰略方面，蘇聯核導彈的分導式多彈頭技術進步顯著，核軍力已顯著在數量層面超過美國，所謂蘇攻美守的表象進一步加劇。正如70年代初美方核談判代表亞歷克西斯·約翰遜所言，蘇聯應意識到美國“不會接受劣勢”，順著這一戰略思路，右翼力量加速集合起來，低調利用凈評估等新型戰略評估方法逐步拿捏蘇聯對美比較劣勢，于卡特執政后半期謀求運籌抵消戰略等強硬舉措，決意營造有利于自身的新戰略穩定階段、激發重新努力遏制蘇聯的“新冷戰”。

于是，布熱津斯基積極影響卡特的思路逐步獲得總統信任。布熱津斯基1978年后擊敗萬斯而成為美國外交戰略的主要制定者，他強調必須重視中國的地緣優勢和國家潛能。早在1977年年中，布熱津斯基便建議卡特，對華轉讓科技裝備以“化解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核心科技難點”，“進而提升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提升中國的資源開發能力”；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隨同主管技術轉讓的國防部高級官員及總統科技顧問訪華，他對鄧小平鄭重表示，“發展美中關系不是權宜之計，而具有戰略意義”，“美國樂見強大、和平且得以自衛的中國”，美中具有共同的根本性戰略利益，最重要的便是美中對全球及地區霸權主義的反對，白宮將響應中方“四個現代化”目標，全方位提升美中關系水準。至1978年底，卡特政府公開強調，“美方不就盟國對華出售防御性武器持反對意見”，先行默許西歐盟國提升對華軍售及技術轉讓水準。

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公報》強調，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

配合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與卡特政府晚期中美關系顯著升級

以1980年卡特政府國防部部長布朗訪華及隨后中美密集外交為標志，卡特政府晚期中美關系的顯著升級在這一時期明顯形塑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對美觀感和對美想象。

1980年1月5日，布朗乘坐專機抵達中國，他向中方強調，“美國正在努力尋覓，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采取果斷決策來真正改變美中關系的性質，以及相關決策能夠帶來何種具體實踐”；美國國家利益在于看到一個安全、強大、愛好和平且友好的中國，中國也期待美國保持強大、自信與全球參與及存在。上述發展對華關系的框架均獲得卡特親自編排，凸顯卡特重視中國的現實主義一面。

經過隨后會談及中美雙邊軍事外交，1980年內中美敲定軍事合作的初步框架、項目、方式乃至細節，故而1980至1990年前后存續約十年的中美防務合作及軍品貿易源于卡特總統任內。1980年11月卡特在大選中敗于里根，其所初步框定的中美初步戰略關系被里根政府所繼承。需要強調的是，里根內閣對于中國的重視程度明顯不如卡特民主黨政府，因而1981年后中美關系發展的主線趨勢低于卡特政府任內的趨勢和態勢，里根內閣在技術轉讓、臺灣問題等領域對華拿捏的程度也相對強于卡特政府。這源于里根內閣對于美國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能力與潛能更為自信，認為無需過度聯華。

卡特對華外交的地位、本質及其晚年公共服務的奉獻人生

卡特秉政時期正值中國選擇融入世界體系的關鍵階段，作為美國外交最高決策人，卡特對華戰略制定面臨復雜和新變環境。卡特開啟對華技術與軍備轉讓、迎納中國改革開放為主要內容的中美初步戰略關系，一方面是美國的現實主義政策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卡特、布熱津斯基等戰略家面對中國這個“潛在的極”而構筑包含自由理想主義對華長期戰略的必要產物。卡特時代的美國政治精英選擇顯著擴大尼克松-福特時代對華戰略的基本思維，即現實主義地聯合中國，自由理想主義地應納中國改革開放，前一思路延續至1990年初，后一思路則長期延續至2017年左右，直至大國競爭時代到來后而崩解。

2007年12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紀念活動上，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發表講話。

 戰后美國歷屆總統中，雖然卡特的對華姿態及認知相對比較友好和開明，但其對華戰略制定仍然建立在服務美國國家利益、意志和想象之上，那就是在既扶華又抑華，既有限支持中國現代化，又排斥中國“去美國化”崛起的矛盾心理下，美國需要深度拿捏中美初步戰略關系的具體層級與內涵程度。基于此種發展中美關系的有限性指令和保守性思想，里根政府進一步張揚了上述對華戰略中的保守特質，至1984年前后，以臺灣問題和技術轉讓問題為核心，鄧小平加速感知到美國發展對華關系欠缺誠意及其戰術特性，特別是上述兩大問題成為凸顯中美關系局限性的“兩大疙瘩”。這一中美關系中的深層次抵牾不僅支配了卡特至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對華戰略的基底邏輯，還長期統攝冷戰結束前后中美關系的演繹。

卡特離職后基本遠離了美國決策層，但其以長期參與兩大事務而在卸任后收獲了良好口碑：其一，卡特一直致力于借助自身財力，幫助美國低收入者和陷入貧困者興修免費住房，甚至是在卡特年屆九旬時他仍舊身體力行參與房屋修建。卡特因為長期在工地工作，97歲那年摔傷了髖關節，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才真正成了“退休老人”。可就算這樣，他依舊沒有停止自己身為前總統的公益行為，參加各種活動也總不推辭。

其二，卡特時常充當外交特使參與美國非正式外交、民間外交和特使外交，主要是強化美國對朝外交，包括商榷核問題、解救人質、正常化美朝關系等。

例如1994年6月中旬卡特訪問朝鮮并會見金日成。卡特建議金日成直接和韓國時任總統金泳三對話，還建議金日成同意朝鮮與美韓軍隊同時減少武裝。金日成指出如果韓國愿意從三八線附近撤軍，他也愿意。卡特則向金日成保證，美國在韓國沒有安置任何核武器，也不準備對朝核打擊。基于卡特訪朝成果，美朝7月在日內瓦開始第三輪會談。會談開始時，金日成突然逝世，不過會談還是得以繼續。10月，雙方達成《框架協議》，朝鮮承諾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凍結其核設施建設，并最終拆除可疑核設施。美國則同意在約10年時間里幫助朝鮮建造兩座輕水反應堆，并在輕水反應堆建成前和其他國家一起每年向朝鮮提供50萬噸重鈾，解決其電力短缺問題。第一次朝核危機由此化解。

當然從現在半島局面回看，上述努力已成泡影，但卡特執著于對朝公共外交、促進朝鮮釋放美國人質等方面的努力凸顯其熱忱的公共服務精神。此外，強化全球范圍內防止核擴散、大力推進人權外交也是卡特執政期間留給后人濃墨重彩的一筆關鍵遺產，預示著美國作為自由主義利維坦擺脫越戰綜合征后重新激發出國家信條和國家自信。

綜合來看，吉米·卡特是身處20世紀70年代美國相對衰落、蘇聯強勢崛起階段進入執政周期的一位民主黨溫和派總統，此時美國經濟深陷滯漲、國民經濟軍事化潛能有待激發，加之承繼源自基辛格悲觀主義的歷史哲學，卡特對蘇外交尊奉緩和思路和戰略穩定思維，在前期凸顯對蘇戰略守勢特征和自由理想主義色彩。卡特療治經濟滯漲失措及對蘇守勢導致其執政前期頗受攻擊，軟弱和優柔寡斷一度成為卡特的代名詞，但1978年下半年起，卡特逐步升級對蘇強硬政策，加強聯華大戰略擘畫，自1979年12月底后正式激發對蘇新冷戰，在事理邏輯上是掀起80年代前期全面遏蘇“新冷戰”的設計師。

美國是國際體系中心國家，鑒于戰略需求和新冷戰背景，卡特內閣比較重視中國的價值，決定迎納并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故而研究卡特外交是中國改革開放史所繞不開的。綜合來看，從卡特參軍、經商、競選公職的人生履歷來看，卡特稱得上是20世紀中葉美國夢的縮影和典型代表；從中國改革開放、投身世界體系的事理歷程和中美高層外交來看，卡特稱得上是知華、友華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卡特主張人權外交和全球防止核擴散進程來看，卡特稱得上是一位開明、擔當、有理想的民主黨自由制度和多邊主義戰略家；從解讀相關解密文件、退休后長期獻身公共服務事業、建立卡特中心推動國際多邊理解且沒有貪腐及性丑聞這一角度來看，卡特稱得上是一位淳樸、和藹、善良、極富有公共服務精神的政治家和老好人（Good Old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