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的歷史軌跡》，李懷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5年1月出版，420頁，89.00元

時代轉型與理論創新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身處歷史中，往往又會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迷惘和感嘆。當歷史走到今天，這種不確定感似乎變得更加明顯，因為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如何實現進一步發展，都充滿著變化和挑戰。在西方，新自由主義全面擴展帶來的貧富分化，加劇民粹主義主義泛濫，而政黨分裂又使這種社會分裂進一步惡化，“政治強人”和右翼政黨紛紛登場，代議制民主制遭遇諸多挑戰，世界不穩定性在增加。面對這種變化，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對西方體制多有批評，比如曾經高歌“歷史終結論”的新保守主義陣營重要學者福山將西方政治經濟體制比喻為一部電梯，他對這部電梯如今是否還屬于上升狀態持明顯懷疑態度。

中國則處于發展道路深刻轉型的關鍵時刻。一直被視為中國發展重要動力的地方政府競爭，因為累積的債務而激勵不足，面臨增長動力如何轉換的問題。至于建立在勞動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出口戰略，也由于勞動力成本增加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的擴展，同樣需要轉變。因此，基于既往經驗和市場主義邏輯構建的解釋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無論是否承認，都面臨著因時代變化帶來的關于適用性的質疑。當歷史出現諸多新變化的時候，自然呼喚理論創新，而大變局時代，往往為理論創新提供重要契機。

1935年1月1日，當人們還因“大蕭條”而深感迷茫的時候，凱恩斯在給同情蘇聯體制的著名文學家蕭伯納的回信中，對正在寫作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這樣評論道：

我正在撰寫一本經濟理論著作，自認為它將產生革命性影響，在總體上改變人們對經濟問題的思考。當然，依我所見，這樣的影響不是立刻出現，而會發生在今后的十年的歷史進程中。一旦我提出的新理論被人充分吸收，與政治、感覺和激情結合起來，我無法預測它最終將會對人們的行為和事務產生什么樣的結果。不過，肯定會有巨大變化，具體說來，馬克思主義依賴的李嘉圖理論的基礎將被徹底敲碎。目前，我無法使您——或者說任何人——相信這一點。可是，就我自己而言，我并非僅僅希望我說的東西將會實現。我內心深處對這一點相當確定。（[英]梅納德·凱恩斯：《社會、政治和文學論集》，《凱恩斯文集》第十三卷，嚴忠志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53頁）

凱恩斯的確實現了他所期待的影響。當時關于“大蕭條”問題的主流診斷，是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完成的，按照這一學派的說法，危機僅僅源自過度投資和資源錯配，為應對危機，必須采取一系列清算措施。然而，隨著降低實際工資的措施并未能像理論論證的那樣阻止“大蕭條”進一步蔓延，經濟學家開始質疑自由放任原則，并思考是否應該讓政府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而凱恩斯則通過構建完整的理論體系來支持模糊的直覺，從而破除經濟學家們心中的矛盾，經濟學家往往把《通論》出版作為宏觀經濟學誕生的標志（[比]米歇爾·德弗洛埃：《宏觀經濟學史：從凱恩斯到盧卡斯及其后》，房譽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頁）。當市場主義理論在現實困境中無能無力時，主張通過國家干預以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凱恩斯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而從更廣闊的視野而言，亦是時代成就了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

如今，中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創建具有主體性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但這種理論構建不是憑空而來，首先需要我們回望曾經走過的路。那么，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和前途？

將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放回歷史

相信讀者閱讀完李懷印教授的新著《中國的現代化》，就會對上述問題有著更清晰的認知。作者長期任教于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是海外學界中國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同時他又和國內學術界一直保持著密切交流。這種經歷，使得他更能跨越文化分歧而從宏闊的學術視野分析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與現實。

在筆者看來，貫穿這部著作的核心是強烈的中國主體意識。這種中國主體意識意味著應該深入反思那種將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納入西方普遍主義現代化敘事的做法。其關鍵在于，應將中國現代化作為中國人有意識地探尋適合自身國情的生存和發展道路，以及中華文明經歷巨大轉型并實現復興的過程，而不是對西方亦步亦趨的過程。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研究者以大歷史視野跨越古今中西的間隔，從歷史中探尋中華文明的堅韌性和適應性，李懷印的這部著作明顯體現了此種研究風格。

從核心線索方面，作者關注中國如何在不同歷史情境中探索一條適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從而實現富強，并以此分析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如何實現巨大的轉型。作者認為，自十九世紀開啟的中國現代化，本質上是世界范圍的現代化運動的一部分，這種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為西方國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又使得非西方國家遭受屈辱。對非西方國家而言，面對這種情形，必須尋找出路，這種尋找出路的過程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首先，與屈辱史敘事不同，作者認為，從1850前后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晚期，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避免被瓜分的命運，而從梁啟超開始，再經過胡適和蔣廷黻的詮釋，人們往往將這段歷史等同于一部喪權辱國史。但是作者則頗具啟發性地指出，如果將視野放回至歷史，當時擺在當政者面前的有兩大任務即東部各省的“海防”以及西北內陸的“塞防”，雖然甲午戰敗割讓臺灣，但是在西北內陸方面則取得成功，而后者對中國地緣戰略以及民族生存都具有重要戰略地位。中國在喪失部分主權和領土的同時，相對完整地從一個傳統的王朝體制轉型為近代主權國家，大體上維持住清朝在十八世紀中葉鼎盛時所奠定的疆域格局。放眼近三百年來的整個世界，所有其他的龐大帝國或王朝國家早已支離破碎，只有中國能夠做到維持疆域格局的大體完整和長期延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在作者看來，近代中國在大變局時代之所以能做到這點，與傳統中國文明的強大韌性密切相關。這種韌性不僅來自建立在擇優錄取的科舉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官僚國家所展現的動員和調適能力，而且也源自中華文明千百年來發育成長所享有的大國紅利，也就是龐大的人口規模和資源優勢，正是這種國家能力的“強”與規模之“大”的奇特結合，支撐了中國作為一個文明體在十九世紀整個非西方世界所展現的超乎尋常的抗壓能力和應變能力。

因此作者認為，在頭半個世紀，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完成了兩個必要步驟：一是頂住了西方的反復沖擊，避免了既有疆域的分解和整個文明的衰亡，從而為中國在二十世紀轉型為一個現代國家提供了牢固的物理空間；二是在反復試錯的過程中，擺脫了原有的“天朝上國”心態，認識到變更制度和實現國家轉型的重要意義，其關鍵在于，如何從原有的傳統的疆域國家打造為高度集中統一的現代主權國家，即對外成為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且得到國際承認的國家，對內要形成高度統一和集中的國家組織。

傳統國家體制必須轉型，主要原因是傳統國家體制無法適應近代中國的內外變局。作者強調，在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疆域基本穩定，與周邊的國家的邊界也有明確的劃定。清朝以行省和藩屬兩套不同的治理體系，中央對內地各省在省級和縣級官員的任免、賦稅的管理以及布防等方面，擁有高度統一集中的權力。這套治理體系雖然在十九世紀之前基本有效，但存在明顯弱點，主要是它建立在地緣政治的均衡的前提下，其財政和軍事布防缺乏擴張能力，長期處于大體穩定、停滯乃至退化的狀態，一旦外部和內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產生對國防安全和王朝統治的致命威脅，原有的一套財政軍事體制難以應對。

清代在適應近代大變局中形成一種“地方化集中主義”的格局，這種格局對中國國家構建路徑選擇產生深刻影響。作者認為，鴉片戰爭以后，清朝面臨一系列困境，在財政收支結構大體固化的條件下，清朝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在維持中央對省級行政和軍事組織的有效控制的同時，允許后者在籌集經費和應對危機方面具有一定的機動性，這種新的權力格局既避免了王朝衰落中經常出現的國土四分五裂局面，同時它又是建立在地方督撫對中央的忠誠和認同上。當中央在“新政”名義下所進行的一系列集權舉措，嚴重侵犯了地方領袖的既得利益后，最終導致后者的離心離德和清朝的最終覆滅。

正是在這種復雜的轉型過程中，一個強大的現代中國最終形成。作者指出，與近代歐洲國家相比，中國避免了因傳統國家的解體而造成的衰退和瓦解，而是從一個統一的、多族群的傳統大國向現代主權國家平穩過渡的連續過程，這是轉型中所具有的優勢。但是轉型同樣面臨困難，十九世紀后外來軍事入侵和大規模內亂的反復沖擊，最終打破了清朝的高度集中的財政軍事體系，權力呈現地方集中化狀態，尤其是袁世凱死后，很快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面，這些軍閥完全掌控財政軍事和行政資源。而國民黨在廣東打造了一個高度集中的地方政權并通過北伐戰爭打敗或降服各省軍閥，于1928年宣告完成全國統一。但是，國民黨并沒有建立起高度集中統一的財政軍事體制，只是形成了一套半集中主義狀態。而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就非常重視政權建設，建立具有高度政治認同和集中的財政軍事體制，這套體系和經驗對后來能夠打敗國民黨并順利完成工業化建設任務起到深刻影響。

總之在作者看來，與近代歐洲國家轉型明顯不同，中國的國家轉型產生了一個既大且強的現代中國。謂其“大”，是因為轉型并未發生帝國裂變和眾多民族國家的興起的現象，而是在疆域格局和族群構成上具有顯著的延續性。謂其“強”，則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建立起權力結構高度集中和制度建設高度統一的制度體系。而此種特征又是在晚清和民國時期，通過地方化集中主義、集中化地方主義、半集中主義和全面集中主義，一環扣一環地形成。

因此作者主張，應該深刻反思那種將歐洲經驗簡單套用至對中國國家轉型解釋上的做法。首先，不能用歐美近代史中常見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套路來理解近現代中國歷史，晚清和民國所發生的是從一個多族群的疆域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過程。第二，不能把經過這場轉型所形成的現代中國，簡單地等同于歐美歷史視角下的“民族國家”，歐美歷史的國家轉型中經過“從帝國到民族國家”所產生的現代國家，普遍具有“既小且弱”，而中國則恰好相反。

如果說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現代化的主題是國家構建，那么在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改造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全新主題。作者認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國家迅速推進工業化，通過有效動員和利用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以調控全社會的消費需求為代價，全力從事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建設，其目的在于，如何在兩個超級大國主導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條件下確保中國的自主生存和發展能力，通過一整代人的奮斗，中國成功地建立起一個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并且具備了足以確保自身安全的國防能力。而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國家的經濟戰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利用相對寬松、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前三十年所奠定的工業化基礎，致力于改變宏觀經濟調控機制，改造微觀經濟組織，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并且通過吸引外資和擴大貿易，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從而帶動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作者并不贊同關于中國經濟奇跡的兩種代表性解釋，這兩類解釋都忽略了地緣政治的深刻影響。一種是強調市場機制的引入和產權制度的變革，另一種則主要關注中國充分利用了充沛而廉價的勞動力，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的發展戰略。關于前者，作者認為，無論是1949年以前的中國還是戰后第三世界國家，并沒有因為市場和私有產權的存在而實現經濟起飛，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最多只能說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但并非最關鍵因素，僅有市場機制和私有產權，并不能確保經濟起飛和轉型升級。關于后者，作者的觀點是，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在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全球范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進行貿易往來，但實際情況是，地緣政治而不是純粹的市場機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發揮關鍵甚至決定性作用。中國自八十年代起之所以獲得歷時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市場特征和產業定位與大國主導的世界產業鏈具有兼容性，滿足了發達國家低端產業外移的需求，使跨國公司的資本投入集中于高端產業，從而獲得利潤的最大化。與此同時，大量來自中國的低端廉價商品的涌入，也有效地抑制了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的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有助于這些國家維持國內社會的總體穩定。

這種地緣政治方面的影響尤其表現在，當歷史走到新千年以后，伴隨著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兩大趨勢，中國的趕超速度令人驚訝，從而讓力圖維持其全球科技、軍事和金融霸權的美國倍感壓力，比較優勢戰略則難以為繼，阻撓、限制、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升級和突破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重中之重，至少在高端產業領域，全球化已經開始退潮，比較優勢戰略也走到了盡頭。因此在作者看來，當歷史走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進入關鍵階段，探索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成為中國知識界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僅經典的現代化理論早已過時，盛行一時的全球化理論也已成為明日黃花，如何認識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自然就成為關鍵問題。

作者主要從政治地理學視角為我們分析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優勢和能夠走出一條新型現代化道路的根據，同時也為后來研究提供重要思路，即如何充分釋放中國自身優勢。這種優勢首先表現在地緣優勢。戰略縱深和戰略延伸的雙重優勢，成為中國經濟全面崛起和走向世界的最強勁支撐，這種優勢也注定中國不必靠軍事擴張來進一步提升國力和擴大全球影響力，走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道路是中國的天然選擇。第二是中國的規模優勢。無論是中國的地理規模還是市場規模等，龐大的規模使中國不僅不需要像資源貧乏的工業化后進國那樣，通過對外軍事擴張、窮兵黷武來提升和鞏固國力，而且也無須以犧牲國內民眾的消費水平為代價，通過擠占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達到軍事擴張的目的。第三是中國的人力優勢。重視教育帶來的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高，農耕文化所孕育的勤勉節儉的生活態度，以及集體取向的價值體系所塑造的非個人中心的行為規范，這三種特性的結合，使中國的勞動力大軍總體上更能滿足現代企業的競爭需求，也是支撐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優勢的堅實基礎。第四是中國的體制優勢。已經融入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所有制，區別于歐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可以讓關鍵行業的骨干企業超出對企業本身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考慮，在投資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立足于全社會長遠利益。同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以及國家層面發展戰略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切割，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不斷調整糾錯的“摸著石頭過河”試錯方式等，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特色體制優勢之所在。

作者認為，上述這些優勢的匯合，則意味著中國能夠實現在不依賴西方霸權的條件下實現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的成功將向世界展示一個完全不同于歐美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現代化理論也因為中國的成功經驗而獲得修正和再生。如果到二十一世紀中葉，當全社會的高度現代化目標已經實現，并且憑借獨具特色的大國競爭優勢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主導地位時，中國便將完全有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影響，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強權國家所制造的不公平的世界秩序。

總之，作者以宏闊的歷史視野在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展開深入分析的過程中，同時深入反思西方普遍主義敘事，這種反思則意味著作者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和實際的深入研究，從而解釋為何中國的現代化乃是一條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新型現代化道路。以作者為代表的這種學術探索，既是時代的迫切要求，也意味著中華文明在現代化的征程中貢獻給世界的重要智慧。

如何重構現代化敘事？

在筆者看來，從方法論層面而言，李懷印教授的此部著作對如何重構現代化敘事同樣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現有的占據主導的現代化敘事主要是西方在“冷戰”時期構建起來的。這種現代化敘事帶有明顯的二元對立特征，帶有強烈排他性，它將任何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現代化探索通通視為“反現代化”的歧途。比如，羅斯托（Walt Rostow）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代表性著作，其副標題即是“非共產黨宣言”，對羅斯托而言，現代化理論遠遠不僅是一種學術模式，它也是一種理解全球變遷的進程的手段，從而幫助美國推進和引導全球變遷（[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第1-2頁）。這種普遍主義現代化敘事在“冷戰”結束后并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具有影響力。比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曾被廣泛討論，“歷史終結論”本質上是一種普世性現代化敘事，它希望從人類社會整個發展進程尋找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式，并將現代化視為具有明確終點的連續過程，而現代化的終點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在國際社會科學領域，以科爾奈（János Kornai）、塞勒尼（Ivan Szenlenyl）和斯塔克（David Stark）為代表的以東歐國家的轉型經驗為基礎而構建的新古典社會學理論，曾經引起國際學界矚目，但是，這些關于“后社會主義轉型”研究延續的依然是西方主流的現代化理念。

概括而言，西方現代化敘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它將資本主義作為現代化唯一道路，否認任何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其次，它忽略不同國家具體實際和歷史傳統，認為現代化即是與西方趨同的過程。這種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普遍主義現代化敘事，已經嚴重限制了人們關于現代化的想象空間。事實上，如果區別西方現代化敘事與西方現代化歷史實際本身，就可以發現，二者同樣存在著明顯矛盾：

首先，西方現代化歷史與“看不見的手”的單一面建構并不相符。正如黃宗智曾指出的，英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主要推行重商主義，國家大力推動經濟發展和殖民主義，其動力主要來自國際戰爭中要爭奪國力就必須大力支持能為其提供財力的大型外貿公司擴展。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最為興盛的十九世紀，恰恰是英國在全球進行殖民擴張的時代，建立自由放任的國際市場成為英國殖民侵略擴張的借口（[美]黃宗智：《國家—市場—社會：中西國力現代化路徑的不同》，《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1期）。

第二，西方現代化道路本身復雜多樣。塞勒尼曾提到，十九世紀的德國在關于如何實現現代化就興起了“特殊道路”的討論，即如何既避免個人主義的英法發展方式，又擺脫俄國式的專制方式，德國希望走出一條在英國和俄國之間通向現代化的道路，英國現代化之路是由資產階級領導，俄國現代化道路是由國家官僚領導，而德國現代化的領導者是“文化資產階級”（[美]伊萬·塞勒尼：《諸種第三條道路》，《開放時代》2011年第9期）。

第三，美國、日本及韓國的成功崛起明顯挑戰了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工業是在資本和勞動力成本都沒有比較優勢的條件下迅速發展起來的，在此過程中高關稅保護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即使在1846至1857年即美國所謂的“自由貿易”時期，平均關稅率仍高達百分之二十五（賈根良：《美國學派：推進美國經濟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說》，《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德川時代日本資本積累缺乏，而明治政府采取國家干預，高度重視對戰略性行業進行支持，由于得到國家強力支持，這些行業技術很快就趕上西方最先進的水平（[加]赫伯特·諾曼：《日本維新史》，趙陽譯，新星出版社，2018年，116-123頁）。韓國從上世紀1970年代初白手起家到1988年已擁有年產六十萬噸乙烯、三十四點七萬噸丙烯的生產能力，不到二十年時間已有能力自行設計、建造、運營石化聯合企業，這是韓國政府努力推行工業現代化計劃的一部分（[韓]金瀅基、馬駿：《政府在獲得技術能力方面的作用：對東亞石化工業的案例分析》，載[日]青木昌彥、[韓]金瀅基、[日]奧野-藤原正寬主編：《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張春霖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117、125頁）。資本主義國家趕超過程中國家強勢干預的基本事實，皆被西方現代化敘事所刻意忽略。

重構現代化敘事，意味著在對中國歷史和實際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深入反思西方普遍主義現代化敘事，從而使中國在現代化敘事中真正獲得主體性。關于兩種現代化敘事的差異，國際關系學者秦亞青曾將社會科學知識類型區別為表象性知識和背景性知識，這種區分對于我們理解兩種現代化敘事的特點有著重要啟發意義。在他看來，表象性知識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的主導型知識論觀點，這種知識主要來自笛卡爾的二元主義以及因之產生的理性主義傳統，這種話語占據強勢地位，基于非西方社會所構建的理論首先就被限制在西方主流理論框架和假設范疇中。而與表象性知識不同，背景性知識隨著具體情況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隨著情勢發展而不斷調整（秦亞青：《行動的邏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知識轉向”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2期）。因此，構建具有主體性的現代化敘事則意味著對具體情境中行為主體的行動邏輯展開深入分析，從而獲得關于真實世界的知識，這種知識將對帶有強烈排他性的西方現代化敘事形成明顯沖擊。

從此視角來看，李懷印對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的分析重要特點在于，他將現代化道路的理解置于具體情境中展開深入分析，通過與西方理論對話，從而展現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的特性：從國家轉型層面而言，與“從帝國到民族國家”框架明顯不同，中國所經歷的則是一個多族群的疆域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同時，與歐洲歷史中“從帝國到民族國家”所產生的普遍“既小且弱”國家不同，中國形成的卻是“既大且強”的現代國家。從國民經濟的現代改造層面而言，與市場主義理論所強調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通過產權改革和比較優勢才實現富裕的解釋不同，地緣政治才是問題關鍵，改革開放前中國迅速推進工業化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戰略使得中國在兩個超級大國主導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條件下實現了自主生存和發展能力。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發展，也主要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市場特征和產業定位與大國主導的世界產業鏈具有兼容性。當歷史走到今天，這種“既大且強”的特性既是中國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進一步轉型的基礎，亦是中華文明能夠實現復興的根基所在。

讀罷這部著作，掩卷而思。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波瀾壯闊的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作者強調中國自身特性和優勢，其實又何嘗不是心中那種希望國家實現富強和人民實現富裕的強烈信心和中國情懷在起作用，事實上，正是這種信心與情懷，才是中華文明能夠歷經各種挑戰而實現重生的精神源泉。畢竟，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這種民族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