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12月24日，展覽“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在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開幕。展覽由顧錚策劃，匯集了35位長期生活于上海的攝影師與藝術家的268件作品以及其它相關80余件/組資料、展品。四大板塊“光影前驅”“紀實立場”“多元表現”“特別呈現”中，“江河對視”“繁花時光”“街頭劇場”“記憶相冊”“都市更興”“眺望視點”“觀看實驗”“虛構圖景”等八個單元徐徐鋪陳，展現一個多世紀以來，在攝影中被觀看與呈現的上海。

以“攝影之都”為名與上海這座城市做聯結。策展人顧錚談及了何以將上海稱為“攝影之都”，開展前的一個下午，他與澎湃新聞記者介紹了展覽中自己選擇攝影師和藝術家的標準：對攝影這個媒介有一種持續的關心、探索和熱情。與此同時，對“在歷史長河中攝影與上海互相塑造的進程”，以及“在世界維度中上海的獨特性”這些問題，顧錚亦一一給出了他自己的觀點。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展覽，策展人顧錚現場導覽。澎湃新聞記者 高劍平 圖

澎湃新聞：這次展覽名為《上海：攝影之都》，何以稱“之都”呢？

顧錚：“什么什么之都”，首先可以從體量意義上來考察，看這座城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能不能、是不是已經具有足夠的方方面面的積累？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對外交流的窗口，攝影扮演了它應有的角色。直到今天，攝影始終在某種意義上保持著跟進和記錄城市變遷的角色，當然，城市自身的變化也引發了藝術家和攝影家對攝影這個媒介潛力進一步開發的欲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海相比其他城市，在攝影實踐方面也許也擁有更充分的積累。理論上，內陸和其他沿海城市也有各種各樣的攝影實踐，但從歷史考察來看，上海還是有著更多重要的攝影刊物、重要的攝影社團，而且又因為它重要的歷史地位遭遇了重大的歷史事件，使得更多的上海攝影家有更多的機會用攝影跟進歷史。從種種因素來看，可以說上海是一個催生攝影不斷發展的現代大都會。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聞記者 吳棟 圖

澎湃新聞：您設置的時間段是 1910 ~2020，整個時間段你是怎么選的呢？

顧錚：一定程度上來說，我希望選取的攝影家，他的工作需要有一定的體量保證。我們看攝影史，看以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攝影刊物以及報刊雜志，里邊有一些人的照片拍得不錯，但是我們只發現了幾張，沒有足夠的體量讓我們進一步去判斷這個人的攝影觀念，去認識這個人他是不是對攝影這個媒介有一種持續的關心和探索，包括熱情，這樣就可能難以判斷其成就。基于我自己有限的了解，我選擇丁悚作為這個展覽的第一位攝影家，是因為去年我在劉海粟美術館做了丁悚的研究展，他從1910年代開始攝影，留下了 900 多張照片。那我就有信心以他的攝影實踐作為展覽的起點。在這次展覽中，我以他1918年發表在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的《美術》里的上海美專學生在龍華寫生的照片作為開始。盡管他沒有把自己定位成攝影家,但現存900多張照片足以證明他對攝影這個媒介持續的熱情。再后來，比如說郎靜山、陶冷月、莊學本等人，他們的攝影生涯都是長期持續，留存后世的作品保有足夠的體量。這應該是我們必須考慮的一個標準。展覽里活躍于民國時期的攝影家有7位，其中，金石聲的作品我們分了三個時段。上世紀30年代的第一階段，他是一個年輕的攝影家和《飛鷹》雜志的創辦人。十多年前，我給東京大學博物館館長西野嘉章先生看《飛鷹》雜志，他說，在當時的亞洲，這本雜志的質量是一流的。第二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后的作品，然后是他80年代的作品，其中有他拍下了上海天際線的變化的照片，上海電視塔探出頭來了，說明城市在變化發展。這個展覽中有個攝影家我想著重提一下。他叫但杜宇，在我們中國現代攝影史上幾乎沒有被特別關注過。他生涯早期是月份牌畫家，畫過“百美圖”，但杜宇后來成了電影導演，但他同時又是攝影家，出了一本畫冊叫《美的結晶》。因為有其個人攝影集作為保證，我就希望給攝影的“上海性”以新的內容，同時也與我的選擇標準相符。

丁悚《 上海美專學生龍華戶外寫生》1918年

陶冷月《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1920s

莊學本《什谷屯的責族少女-四川理縣》1934年

沙飛《魯迅與青年木刻家》1936年

郎靜山《臨流獨坐》1933年

但杜宇《玉人來去影珊珊》1920-1930年代

金石聲，同濟大學學生跳水，1933年

金石聲，人民公園建成，1952年

金石聲，北京西路福田村，1980年代

澎湃新聞：我們看到展覽分了幾個板塊，除了傳統展覽里的攝影作品，還包括許多實物的展示，如老相機、雜志等。

顧錚：展覽中有展出一些實物，比如一些重要的和參展人物相關的畫冊、雜志等文獻。在“特別呈現”板塊中則有照相機展出。之所以稱上海為“攝影之都”，不僅僅是由這些攝影家藝術家的創作來確保，更有意思的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上海是國產照相機重鎮。這次展覽請到了上海老相機博物館協助，展出了涵蓋了1958年開始上海生產的各種型號的“海鷗牌”照相機。我們想說，“攝影之都”不僅是創作意義上，也有物質基礎方面的保證。根據《上海輕工業志》，1985年，上海產海鷗照相機年產量達到了50萬臺的規模，這也在物質條件上促進了中國攝影的發展。

在“特別呈現”里還有個板塊，是我們展出了一本相冊，內容是記錄1956年“上海出口商品暨國外商品展覽會”的相冊。我們展出了其中的一些照片。這部分照片和相機的陳列形成一個對話，讓人們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時期，上海還保持著對外開放與交流。這樣的上海形象，被攝影細致地記錄了下來。所以，我們可以從多元的角度、復調的敘述來理解上海之所以成為一個攝影之都的原因。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展出的老相機。澎湃新聞記者 吳棟 圖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中《上海出口商品暨國外商品展覽會》相冊的放大照片。澎湃新聞記者 吳棟 圖

澎湃新聞：之后就進入了上世紀90年代，這個時期的上海，特別是影像中的上海已經被很多人所熟悉了。

顧錚：上世紀80、90年代是一個重新激活了從個體立場看社會變遷的可能性的時代。像雍和老師、許海峰老師，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攝影，都努力從個體立場出發記錄眼前事物。我的部分主要是從 86 年到 90 年左右的街頭攝影，還有1990 年拍的上海女子搖滾樂隊。那個時候我還是年輕人，拍了她們的排練，拍攝中有共鳴，這些照片現在就成為了一種記憶。展覽有個單元叫“記憶相冊”，本來我并不太想要放我的照片，但因為我覺得這個單元需要有記錄當時精神文化層面的圖像記憶材料，而這些圖像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從80年代開始的活躍和開放，從她們的面孔和身姿可以感受到當時人們的朝氣和活力。我們都知道，一旦給上海以可能性，它可以激活很多東西。“記憶相冊”里還有侯劍華的《地鐵》，周明的《蝸居》等等，這些照片屬于那個時代上海物質生活方面發生變化的視覺記憶。還有些單元也值得關注。哺育滋養上海的兩條河流，攝影家一直有關注。陸元敏的《蘇州河》聞名遐邇，若干年后，突然出現張春海這個相對年輕的攝影家拍的黃浦江系列，于是就有了“江河對視”單元。在“繁花時光”單元里，有雍和老師和許海峰老師拍攝于90年代到新千年之交的照片，兩人從不同角度記錄上海的種種發展。雍和老師的展覽作品聚焦在活躍的經濟活動。這樣的安排里邊不免有一種用照片在為改革開放后上海的變化和發展做圖注的感覺，但也確實希望通過照片看到攝影家本人自己的獨立意識和獨特的視點。雍和老師的照片沒有停留在記錄的層面，而是以敏銳的洞察力甚至把上海人的性格特點都展現出來了。而許海峰老師的新千年圖像，無論是時間意義上的轉變，還是說延續了雍和老師這里下來的上海的變化，都展現了更為開闊的視野。

雍和《上海申銀萬國證券營業部，B股市場對國內投資者開放第一天，股民搶購；之前 B 股僅限外國人買賣》2001年

許海峰《世紀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陸元敏《蘇州河》1990年代

張春海《黃浦江》2010年代

顧錚《上海女子搖滾樂隊》1990年

侯劍華《地鐵》2005年

周明《上海蝸居》系列1992-1996年

朱浩《天堂后巷》(長白電影院出口）2012-2013年

“街頭劇場”單元，包括了郭博、沈浩鵬、嚴懌波和我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街頭攝影這個攝影獨有的視覺樣式如何被城市催生，在城市里成長的上海版本。這些畫面同樣也顯示了城市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再比如，在“眺望視點”單元里有胡介鳴、朱浩、鄭知淵、徐昕、陳榮輝等人的作品。徐昕那張上海報的作品十分壓得住。陳榮輝有個《上海摩登》系列，也非常個人化地重新定義上海的“摩登”為何。朱浩的作品也跨越了兩個單元，在“記憶相冊”里還有他的《天堂后巷》系列。還有“都市更興”單元，將金江波、馬良、鳥頭和徐昕的作品匯聚在一起，展現上海城市因為歷史性機遇而發生變化時給攝影家的觀看帶來的震撼和影響。要注意不是“更新”，是“更興”。這里展示了金江波拍世博會時期上海的建設，也有作為新村長大的孩子的鳥頭，因為世博會動遷而引起的感情波動，拍攝了名為《新村》的紀實作品。這些單元屬于“紀實立場”板塊，意在多角度展示上海的迅猛變化。再后來進入到“多元表現”板塊，希望展示一些當代藝術家如何以攝影作為一種觀看實驗的探索。

郭博《俯瞰江西中路與九江路》1989年

沈浩鵬《上海_ 巴塞別墅》2021年

嚴懌波《上海莊園》2021-2023

胡介鳴《兒子》2008年

鄭知淵《滬閔路，上海》2015年

陳榮輝《摩登上海》，2015-2024年

徐昕《大都會》2020年代

朱浩《上海默片》2004年

金江波《上海呀！上海：引擎計劃》 2009年

鳥頭《新村》2006年

澎湃新聞：展覽里并不只有拍上海變化的攝影家，還包括許多以攝影創作的藝術家。比如廖逸君、秦一峰，他們作品里并沒有關于城市直接的痕跡，看參展名單的時候我在想，這部分選人是怎么考慮的？

顧錚：廖逸君上海出生的，現在活躍于國際舞臺，我覺得展覽里能夠有她的作品也是順理成章的。她作品里體現的女性主體性很有意思，某種程度或許可以聯想到上海女性的一些特點。秦一峰的作品質問了攝影邊界和本質，極具實驗性。

在“多元表現”板塊的“觀看實驗”單元里，展示了秦一峰、張恩利、胡介鳴、鳥頭、倪有魚，廖逸君、羅永進、胡為一等人的作品。這當中，張恩利、羅永進、倪有魚和鳥頭等四人的作品則是將攝影拼貼的潛能做了各自不同的發掘。胡為一的作品對攝影的古典技法做了新的開拓。

廖逸君《攝影師和她的繆斯一》2014年

秦一峰［2021 09 20 11：38＋21 11：26 消失］2021年

張恩利《頭發》2014年

胡介鳴《格物系列-紅色21》2020年

鳥頭《混動 Yarnam》2024年

倪有魚，平行宇宙（軌跡）2，2024年

羅永進《金茂大廈》2005年

胡為一《侵蝕》2021年

“虛構圖景”單元包括施勇、楊福東、馬良、楊泳梁、周裕隆的作品。他們的作品挑戰了人們對攝影的“寫真”的固定觀念。在他們手里，虛構并不妨礙他們想要深入探討攝影真實的目的。

施勇《憧憬》2000年

楊福東《國際飯店No.9》2010年

馬良《上海最后一位騎士二號》2020年

楊泳梁《早春圖》2019年

周裕隆《愛多亞路的天空》2021年

澎湃新聞：兩年多前我們有一次采訪，您說上海到現在還沒有攝影博物館，您覺得有點遺憾，這兩年，“之都”有沒有什么進步？它離您理想化的“之都”是不是還有距離？

顧錚：我覺得這兩年來，在上海攝影的活躍程度有了大大提升。包括一些外來的攝影機構，以及一些攝影品牌的新展示空間等的出現，使得上海的攝影生態更加豐富多元、形態多樣。作為城市的一個記憶保存裝置，我覺得攝影博物館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如果沒有一個制度性的空間來保證收納、儲存、傳播、教育這樣一整套功能來促進攝影的發展的話，那這個城市的文化功能是不齊全的。我認為我們還是有許多需要努力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確，上海離理想的“攝影之都”還有一定的距離。

但上海仍有一個“好”，它十分多元，有些組織機構有一套主張，另一些機構有在另外一些方向上的努力。這次在民生現代美術館做的展覽是一種形態的對上海攝影的詮釋，而一些其他的機構也有他們的舉措。比如Fotografiska、正在何東舊居舉辦的“上海國際影像計劃”等。一個“都會”因為足夠大，所以有很多縫隙和空間。各種功能的空間各顯神通，各自有自己的定位，百花齊放，這樣步步推動攝影的發展。但我也仍然希望同時有一個有制度性的空間，如攝影博物館這樣的，因為有些空間不承擔梳理、收藏、儲存、傳播和教育這些功能，只提供展示。因此希望有一處甚至多處機構，就像給我們的城市記憶提供一顆定心丸一樣的可以保存城市記憶的機構。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聞記者 吳棟 圖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聞記者 吳棟 圖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聞記者 吳棟 圖

澎湃新聞：世界上有很多可以稱得上“攝影之都”的城市，如巴黎、紐約、東京，我的第一印象里，巴黎作為“攝影之都”所呈現的面貌是19世紀后期20世紀中期的模樣，紐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的。那上海呈現出來的面貌您認為是怎樣的？

顧錚：有本畫冊叫《紐約攝影之都》（New York: Capital of Photography），作者叫 Max Kozloff ，他曾經整理過大概上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紐約的街頭攝影和紀實攝影實踐。我們這個展覽的創作形態，已經豐富了許多，無論是攝影語言的多元，還是攝影觀念上的開放，攝影的形態有了許多新的發展。

理論上，從攝影術發明后，巴黎就可以稱得上“攝影之都”，從法國政府向攝影家下訂單去拍攝巴黎的變化，到尤金·阿杰自主地去拍攝巴黎，然后巴黎又迎來了現代主義攝影思潮。上世紀20-30年代，還出現了前衛攝影、超現實主義攝影等等，這是巴黎攝影的黃金時代。現代藝術史的一個普遍說法是，二戰后，巴黎作為世界藝術之都的位置讓給了紐約，但這并不妨礙巴黎始終在被記錄，而且巴黎這座城市本身還有著激活攝影家開發攝影語言的能力。紐約的能量始終在積聚，一直在爆發，紐約也許是攝影最可發揮的地方。東京也是，從上世紀60年代的大爆發，其影響至今尚存，盡管相比當時，現在似乎沒有后起的耀眼巨星，但城市體量在，攝影的機構多元，活力始終充沛，你仍可以對它抱有期待。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

展覽現場“上海：攝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聞記者 吳棟 圖

澎湃新聞：從歷史來看，攝影的興旺也伴隨著城市的變革。但相比上世紀90年代那樣的大變動，如今的上海，如今的城市發展已經趨于平緩，在這樣的狀態下，攝影如何面對當下的現實？

顧錚：每個城市或許因為某種歷史機遇迎來集中爆發能量的時期，這個集中爆發的能量一定會給這個城市帶來較大的變化。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展覽里，可以看到比如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到新千年這個上海這個城市發力的時期，這同時也刺激攝影爆發出它的能量。總的來看，在外部趨于穩定的情況下，我們會面臨的，也是更有挑戰性的是向內的問題，開掘都市人的心性的問題。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攝影家北井一夫帶了 NHK 的團隊來拍攝中國當代攝影。當時拍了包括北京的徐勇、上海的陸元敏等人，做介紹采訪。NHK的記者后來說，當時的日本攝影家看到他們介紹的中國攝影家蠻羨慕的，他們說中國現在（上世紀90年代）正處在一個紀實攝影大有可為的階段，而像日本，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泡沫破裂，這段時間是日本攝影家大有可為的時候，然后就進入到一個社會相對平穩和沉寂的階段。那日本攝影家就說，我們怎么辦？題材上已經沒那么多可以跟進奔赴的。他們很羨慕當時的中國攝影家。那當中國整體來說變化不是那么顯著的時候，更深入發掘生活在這個城市里人的生存狀態和心性是一種新挑戰。比如陳榮輝的《上海摩登》，就嘗試在城市從一個急劇發展到一個有序發展的狀態時，展現城市里人的生存狀態和心態的變化，這蠻具挑戰性的。在攝影語言上，可能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調整和創新。同時，平穩也并不意味著只是平穩，平穩下面更深層的結構性的問題更值得攝影家去發掘，就看你怎么理解處理這種“平穩”。而且，據我觀察，現在的攝影家對這種平穩下的深層的認識越來越敏銳了。

策展人簡介

顧錚，策展人，攝影師，評論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曾任第56屆世界新聞攝影（World Press Photo）比賽終評評委。2017-18年度哈佛燕京訪問學者（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2019年德國海德堡大學第九屆中國藝術史海因茨·葛策杰出客座教授（9th Heinz G?tze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2020、2021、2022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Jimei x Arles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藝術總監。著有多部專著，并在國內外策劃多個當代攝影及藝術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