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上海歐洲學會與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外交學人”合作推出的“歐洲觀察室”專欄的第52篇。政壇的動蕩表明德國已陷入一個長期困局中，若非進行深刻社會、經濟改革和調整，德國有可能陷入“日本化”的泥沼。

德國總理朔爾茨  新華社 資料圖

12月16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對總理朔爾茨的不信任案，迫使德國不得不在明年2月下旬提前進行議會選舉，以更換目前由社民黨和綠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此前不久，朔爾茨解除了來自自民黨的林德納的財政部長職務，使自民黨退出了“紅綠燈”執政聯盟。

德國政壇的動蕩，歸根結底在于經濟發展長期低迷，聯合政府內部對如何解決經濟頹勢和相關民生等問題意見不一，逐漸使現政府分崩離析。然而，明年新上任的德國政府要解決目前的經濟困境和民生困頓也非易事。可以說，德國已陷入一個長期困局中，若非進行深刻社會、經濟改革和調整，難以擺脫困局。

德國當下面臨的四大困局

德國當前的主要困局體現為如下幾方面。

第一，對傳統制造業具有嚴重的路徑依賴。

德國是制造業立國的國家，具有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和能力，不僅是全球最主要的傳統燃油汽車的生產和出口大國，也是全球“隱形冠軍”最多的國家，占有大量先進傳統制造業技術和專利。然而，在當今第四次產業革命風起云涌的時代，德國傳統制造業的產業優勢卻成為它向數字、人工智能、新型材料、生物醫學等產業轉型的絆腳石。

大量制造業企業是德國實現充分就業的基礎，長期具有高附加值的制造業也是德國高福利體系的基本保障。德國長期以來依賴這一產業優勢，在諸多領域雄居世界前列。然而，面對如今中美等主要大國都致力于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新產業發展時，德國受制于傳統制造業尾大不掉的局面，只能繼續醉心于傳統制造業的技術開發（譬如，為了就業和燃油車行業的穩定，保留燃油動力系統以開發生物質動力汽車，以滿足歐盟的綠色發展目標，但這喪失了發展有競爭力的電動車的機會），形成對傳統制造業的嚴重的路徑依賴，難以趕上全球最先進技術產業發展的洪流，這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十分深遠。

第二，創新能力不足。

德國并非不理解或不重視高新技術發展的意義。早在十一年前就提出發展德國工業4.0，但時至今日，這一計劃大體依然停留在紙面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國在提出目標后，并沒有全力推動全國上下致力于技術和企業創新。德國財政歷來對風險領域的投資并不充分，大量補貼和投資流向了汽車等傳統優勢產業領域，對于新型材料、人工智能、云計算等領域關注不足。

筆者在今年10月的“柏林全球對話”上，親耳聽到時任德國財政部長林德納感嘆說，德國和歐洲的創新投資并非不夠多，而是不夠好。言下之意，該投的地方沒有足夠投入。然而，高新技術研發與產業發展的草創階段都需政府積極財政支持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另外，害怕失敗的保守主義文化傳統也使私人資本的風險投資在德國得不到鼓勵。因為創新領域的投資不足，使得德國的創新能力發展受限，從而在高新技術及其相關產業的全球競爭中落于下風。

第三，對外政策的影響。

為應對所謂安全挑戰，在俄烏沖突中，德國支持歐盟對俄羅斯進行能源制裁，但帶來的后果是德國工業生產能力和產品競爭力大幅下滑。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使德國本就不足的能源更加短缺，盡管從美國和挪威等獲取了部分替代能源，但高昂的價格推升了德國工業生產成本，使不少在德企業外移，或競爭力大幅下降，通脹水平上升，居民消費能力下降。另外，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德國執行反核能的政策，在俄烏沖突期間，將核能視作不安全能源而停運了境內全部核能設施。較為諷刺的是，為彌補能源缺口，德國大量進口了由法國核電站所生產的電力。

除了制裁俄羅斯能源進口導致本國生產能力和產品競爭力下降外，德國又積極推動對華“去風險”政策。德國政府積極支持歐盟層面推出的對華經貿“去風險”政策，并于2023年7月提出對華戰略報告，著重強調在經濟領域的對華“去風險”。然而，德國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海外市場，中國是德國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場和投資目的地之一，強化對華“去風險”政策的后果會大幅度切斷德國商品的出口市場，并給本土生產帶來供應鏈上的困境和潛在的投資冗余。

第四，內部社會分裂加劇。

德國內部政治和社會生態正發生急劇變化，內耗嚴重，導致德國政局不穩，社會凝聚力下降，外部投資信心不足，成為德國各行各業發展的嚴重掣肘。

目前，德國內部社會分裂體現在多個層面。一是地域間的政治分裂。東德和西德盡管早已統一，但雙方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都存在較明顯差別。今年9月和10月的州一級選舉表明，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AfD）和極左翼的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在原屬東德的圖林根州和薩克森州等大有斬獲。這充分反映出德國東部和西部在國家統一多年后依然存在明顯裂痕，這使全國在國家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方面難以協調出統一立場。

二是政黨間分歧明顯。不久前瓦解的“紅綠燈”執政聯盟深刻反映出了這一事實。目前社民黨、綠黨、已退出聯盟的自民黨和在野的基民盟，在俄烏沖突、國家預算、稅收等重大政策領域立場各不相同，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則在沖擊所有傳統領域的政策主張。而黨爭過于劇烈，必定影響國本和國家穩定。

三是不同產業存在爭議。傳統的大型制造業企業主張自由貿易，對外開放，而一些競爭力較弱的小型企業或行業則主張貿易保護，增加財政補貼支持。尤其在對華政策上，不同行業協會的立場甚至截然相反，這使德國對華經濟政策首鼠兩端。

德國政治、社會和經濟各領域的分裂與內耗給德國整個國家發展帶來相當負面的影響。

德國滑入“日本化”道路的可能

面對上述重重挑戰，德國若不認真思考和采取積極行動加以解決，不僅會讓德國陷入經濟不振的局面，走上一條長期增長停滯甚至萎縮、社會失去活力和創造力的“日本化”的道路，而且也會影響歐洲一體化進程。德國作為歐洲頭號經濟體的影響力，有可能使德國的“日本化”蔓延到全歐洲。

實際上，德國要解決上述問題并不復雜，依靠目前的實力和固有資本，只要做到以下幾點，德國經濟的復興和在歐洲領導力的恢復還是可能的。

第一，盡快推動終止俄烏沖突，減少和杜絕在這個問題上的持續“出血”點，將寶貴的財政預算用于國內經濟建設，尤其包括對高新技術領域的風險投資支持。同時，在俄烏沖突結束后，盡快恢復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解決居高不下的能源短缺和高價狀態，并一定程度恢復核能等電力設施的生產。

第二，德國在真正關乎國家安全的領域“去風險”無可厚非，但在除此之外的領域應重新恢復與中國市場的緊密聯系，實現互利共贏的相互依賴，牢牢抓住中國市場，共同推進全球自由貿易，抵制美國潛在的嚴厲貿易保護主義，恢復世界貿易組織的權威。

第三，實行國內產業深度改革，實現從依賴傳統制造業向新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轉型，大幅扶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活動，及助推技術的商業化進程，支持和補貼風險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外來投資給予適當優惠政策。

第四，敦促歐盟放松在數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領域的過度監管，促進創新領域的研發和提高生產效率，去除過多來自歐盟的針對外部市場的歧視性指令（如“碳邊境稅”等）。

第五，德國各政黨放棄相互攻訐，放棄對德國選擇黨和所謂極左翼的瓦根克內希特聯盟的“污名化”，相互吸收可取的立場，促進黨際和解。尤其對明年很可能上臺執政的基民盟而言，更應以大度和寬宏的胸懷去接納反對黨合理意見，以彌合國內意識形態分野和社會分裂。

然而，盡管上述道理并不復雜，方法也不難理解，但能否做到，全賴德國政治和社會精英是否意識到目前德國所面臨困局的嚴重性和嚴峻性，是否有意通過改變固有理念，以指導和推動德國實施冷戰結束以來最應進行的最深刻的經濟和社會改革。

可以說，德國正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是否會走上“日本化”的道路，就看德國改革的決心和意志有多強。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