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思想家夏爾·傅立葉（1772-1837）長期過著孤獨簡樸的雙重生活：白天，為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替資本家打工，從事他所痛恨的商業活動；到了晚上，他才能沉醉在美好社會的幻想中，徹夜寫作。其實，傅立葉本來十分富有。他早年喪父，父親給他留下一大筆遺產，附加一個依照真正商人的狡黠精神所擬定的遺囑：如果傅立葉從事商業，到了二十歲便可繼承三分之一的財產；如果他繼續從事商業并且順利結婚，那么到二十五歲時便可以繼承第二個三分之一的財產；到三十歲時便可繼承最后三分之一的財產。這個遺囑迫使傅立葉不得不從事他并不熱心的商業。可是等到他如愿以償繼承全部家產、搖身一變成為富商之時，雅各賓派攻克里昂，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革命直接導致他傾家蕩產——不僅所有資產被沒收，他本人也身陷囹圄——同時，也正是因為這場無妄之災，讓他排斥當時流行的暴力革命學說，而走向社會改良的道路。從此，他開始系統性地學習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并在十九世紀初連續出版了《全世界和諧》《新世界》等作品，力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黑暗面，構建“和諧社會”——通過由合作社組成的“法朗吉”這一新型社會組織形式（他本人的確于1832年在巴黎近郊創辦法朗吉，可惜曇花一現，次年便宣告失敗）。他的烏托邦社會改造計劃日后也成為馬恩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來源。

烏托邦一字最早出現在1516年托馬斯·莫爾發表的同名作品中。1839年，法國經濟學家布朗基在《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先將烏托邦與社會主義相聯系，后泛指空想社會主義。在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后，正是傅立葉率先提出這是“生產過剩引起的危機”，是“多血癥的危機”，是“由物資過剩的壓力所造成的危機”，從而闡明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

在《文明制度的批判》一書中，傅立葉尖銳地諷刺道：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醫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熱病；律師則希望每個家庭都發生訴訟；建筑師希望一場大火把一個城市的四分之一化為灰燼；安裝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場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打碎；裁縫和鞋匠希望人們只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壞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兩套衣服和多穿壞兩雙鞋子——為了商業的利益，這就是他們的合唱。這是反協作制經營方式或顛倒世界的必然結果”。在傅立葉看來，這就是這個暴虐社會的本質。甚至連資產階級婚姻也是“合法的賣淫”，用傅立葉的話說，“正如數學中負負得正，一對賣淫成就道德”。

與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觀點不同，傅立葉敏銳地觀察到勞動者的貧困是隨著生產的發展而增長的，并由此辯證地提出了他的著名論點：“在文明制度下，貧困是由富裕產生的。”

傅立葉對“文明”的抨擊超過古今任何一位思想家。“文明制度的機構在一切方面都是巧妙地掠奪窮人而發財致富的藝術”，對從事生產勞動的人來說“文明制度是一切災難”。受十七世紀英國溫斯萊坦《自由法》和十八世紀法國摩萊里《自然法典》等學說影響，他主張廢除私有制。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是一切罪惡的淵藪。他認為，資本主義商業“只不過是有組織的合法搶劫活動而己”。同時代的思想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曾經直白地勸告無產者，“私有者雖然在人數上比你們少得多，而他們的文化卻比你們高得多，為了共同的福利，應當按照文化程度分配統治權”。對此傅立葉表示強烈反對——他把社會危機根源歸因于圣西門之類“哲學家”的低能。在傅立葉看來，“哲學家”提出以理性為核心的政治科學和道德科學，而這些知識并不符合宇宙與世界運動的規律。據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科學學說和理論體系。

傅立葉的哲學體系非常獨特，是宗教和科學的雜糅。傅立葉認為，宇宙有三個本原：一個是上帝， 一個是物質，一個是數學。第一本原上帝是積極的、作為推動力的，第二本原物質是消極的、被動的，第三本原數學是用來調和運動的。由此出發，傅立葉將從“某種新的科學里面尋求社會幸福”作為自己的理論使命，并指出這種新科學就是“情欲引力論”。在此，傅立葉借用天體演化理論分析人的存在本質，強調引力與斥力的對立統一是決定人的存在的本質因素。“引力”表現為客觀、自然的本能，也稱為情欲引力，是人的存在的推動力，代表上帝的聲音；“斥力”表現為主觀、理智方面，代表為理性。而所謂文明社會則是過度強化理性的作用與功能，導致對理性的誤用、濫用，造成“引力”和“斥力”的對立，從而引發社會危機。傅立葉提出情欲是影響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發現情欲引力理論，便是發現社會變化發展規律。傅立葉自我吹噓這是他發現的第一種科學：“我很快就發現，情欲引力的規律在各個方面都符合由牛頓和萊布尼茨所闡明的物質引力規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在運動體系上具有同一性。”

傅立葉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組織是“法朗吉”。“法朗吉”源于希臘語“隊伍”一詞，意指整齊的步兵隊伍。傅立葉用該詞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名稱，是為了表示和諧制度中社會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協調性。傅立葉對協作制度的優越性褒揚有加——通過他精密的數學運算，他發現協作制度下的廚房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家庭廚房相比，會節省十分之九的燃料和二十分之十九的勞動力（而燃料的節省，又有助于森林的恢復以及水源、水土氣候的好轉）。

在傅立葉的設計藍圖中，“法朗吉”占地不過數平方法里，固定人數一千六百二十名（因為根據他的科學研究，人的性格共有八百一十種），這些人都居住在一棟叫“法倫斯泰爾”的公共大廈里（其中每一活動場所都與自然相接，風景如畫，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居所）。大廈的中心區是食堂、商場、俱樂部、圖書館等建筑；建筑中心的一側是工廠區，另一側是生活住宅區。“法朗吉”的資金由入股方式籌集，居民可以將自己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折價入股，資金可以自由流動，居民有權繼承、贈送、買賣股份。“法朗吉”按人們的年齡、性格、氣質配備十六個部和三十二個隊，隊下面根據不同性格組合設置謝利葉，一個“法朗吉”通常有二百個謝利葉。“法朗吉”的最高權力機關是評判會（相當于希臘城邦的“十人團”），日常事務則由管理處負責。

傅立葉的科學設計尤其注重兒童教育。“法朗吉”的兒童從三歲起就開始學習生產勞動技術和藝術活動，為此“法朗吉”設有專門供兒童使用的小工廠、小工具等等。從三歲開始直到成年，兒童必須參加各種不同勞動。在“法朗吉”里，勞動、學習和科研活動融為一體——每個社會成員既是勞動者，又是受教育者，同時也是藝術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傅立葉深信，這種新制度必將造就出許許多多的荷馬式的詩人，牛頓式的數學家，莫里哀式的劇作家和各種各樣的偉大人物。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傅立葉的教育思想極為贊賞，指出“這些觀點是這方面的精華，并且包含著最天才的觀測”。同時，傅立葉提出按照“資本、勞動力和才能來確立”的分配原則，也得到馬恩的一致好評。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援引傅立葉的理論，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工廠定義為“溫和的監獄”，便引自傅立葉著作。此外，傅立葉關于消滅腦體差別和城鄉對立的精辟思想，后來也為科學社會主義所汲取，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理論來源。在傅立葉設計的和諧制度里，舊式社會分工已不復存在，也不再存在城鄉之間的區別和對立。在這個新世界里，勞動已成為人們樂生的需要，人人都參加生產勞動。勞動不像在“文明”制度下是一種沉重負擔，而是每個人天生的愛好。傅立葉甚至說，那時，娛樂活動將吸引人們去勞動，而勞動將成為比現在看戲和參加舞會更加誘人之事。在和諧制度下，當每個人都能根據自己的興趣工作的時候，勞動就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真正成了人們的愛好，成為一種享受，此即為“勞動和享受的同一性”。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的發展與休閑的實現是相輔相成的，生產力發展為休閑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休閑也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與興趣，根據個人的不同需求，自由地調換工作，實行“短時工作”——“法朗吉”的工作日由若干“短時工作”組成，每次的工作時間最長為兩小時。一個人在一天的時間里可以從事各種類別的工作，而且每一天的計劃安排都會各不相同。傅立葉認為，這樣自由的變換工種，“勞動就成為人們的快樂生活的需要，每一個人在每一天的每一段‘短時工作’時間內都能得到‘雙重的快樂’。 ”——因為協作制度使人能夠憑興趣從事工作，能夠誠實、公正地從事工作，因此必然會導致“產量”的提高。恩格斯在1843年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評價傅立葉的“勞動和享受的同一性”的理論，并進而指出，“雖然傅立葉不像圣西門及其門徒的著作那樣閃耀天才的光芒，雖然他的文體有些晦澀，表達自己的思想常常顯得非常吃力，可是我們卻更樂于讀他的著作，從中看到有價值的東西更多，剔除他著作中神秘主義的色彩以后，就是科學的探討，冷靜的，毫無偏見的，系統的思考。”

傅立葉常以科學家牛頓自居，曾自謂“我也跟牛頓一樣，被一個蘋果指出了思想的方向”。——他在巴黎費弗里葉餐廳進餐時一個蘋果花了十四蘇，而在外省，這一天價可以買到一百只蘋果，“于是我開始懷疑工業體制中存在基本缺陷，并從此著手探索。經過四個年頭，我發現了工業組織的謝利葉，最后又發現了被牛頓所疏漏的世界運動規律”。

傅立葉是法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預言家。基于他的科學研究，他預言未來數百年，海水將失鹽，氣候將變暖，北極會比地中海更加溫和；他支持婦女解放（他于1837年首創女性主義Feminism一詞），并贊成保護同性戀權益；他晚年鼓吹讓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以保證歐洲區域安全；此外，他還大膽預見地球居民不能超過五十億，否則會引發生態和資源危機；他甚至還預見了高消費社會的來臨——在他看來，高消費并非奢侈浪費的代名詞，相反，它會使社會生產達到普遍完善的境地。傅立葉以譏諷的口吻指出，那些宣揚苦修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者如馬布利等人，“擁護希臘和羅馬的榮譽，結果是徒勞無功的。他們向人民介紹：‘貧窮就是幸福，必須拋棄財富和刻不容緩地接受哲學的信念。’那些道德的永恒真理也是徒勞無功的”。——節制嗜好、欲望和人性需求的禁欲主義是錯誤的，是對人的本性的歪曲。

對他的科學性預言，恩格斯曾給予熱情洋溢地評價：“正像康德把地球將來要歸于滅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學一樣，傅立葉把人類將來要歸于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不僅如此，恩格斯在1846年還將傅立葉《論商業》的重要片段親自譯為德文出版，并動手添加了不乏溢美之詞的序言和按語。

毋庸諱言，傅立葉的“濟世良方”，跟他的真偽參半的預言一樣，含有十分虛幻的空想性質——以科學之名，傅立葉強行將科學問題與他的直覺創悟糅合在一起，并試圖用前者來驗證后者。而事實上，科學與直覺各有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特點，不能跨越各自的疆界——不能用科學來解釋直覺，也不能用科學來為直覺或頓悟背書。美國十九世紀著名思想家愛默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傅立葉的天才構想幾乎盡善盡美，然而“他看到的只是一系列科學數據，而忽視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愛默生的好友里普利牧師在哈佛附近創建的“法朗吉”——布魯克農莊不過數年時間便宣告破產倒閉，道理正在于此。

傅立葉的學說在當世飽受指責。哲學家杜林斥之為“最荒唐的夢囈”；理論家蒲魯東宣稱在其著作中，除了令人感到滑稽可笑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六頒布詔令對“協作理論”加以叱責，梵蒂岡并將傅立葉的著作列入“禁書目錄”之內。不僅于此，傅立葉的科學發現，也遭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冷嘲熱諷。警界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十足的狂人”而懶得去抓捕他，政界人士嘲笑他是個“瘋子”，經濟學家宣稱他的“科學”學說不過是“異想天開的哲學公式推演”，不具備任何實用價值。但傅立葉并不示弱，他在一封題為《致瘋人先生》的公開信中，引用人們對待哥倫布和伽利略的態度，指出虛妄之人一向把比他們文明的人稱為瘋子。在文章結尾，他引用法國諺語“誰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因為他確信真理在自己這邊，自己的理論觀點一定能在千載之后最終贏得世界的承認。

在他的晚年，貧病交加的傅立葉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說他準備每天中午十二點在家接見答應出資創辦“法朗吉”的富翁。此后他不論在何處逗留，總是要在中午十二點之前趕回家去——以便接待來訪者；可是等了許多年，等來的都是失望。1837年，傅立葉在巴黎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距離他預言的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歲的平均壽命相當遙遠，距離他理想的和諧社會更是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