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解放。5月下旬，徐永煐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僑事務處副處長，次年2月初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代理主任（徐慶來《徐永煐紀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18頁）在此期間，上海遭遇了震驚全國的“二六”大轟炸。因為當晚放行了一份電廠向美國總公司報告轟炸損失的電訊，徐永煐還為此作了深刻的檢討。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敗退臺灣的國民黨仍不甘心，轉而使用艦艇封鎖大陸海岸線，使用飛機襲擾大陸重要城市。從1949年6月起的一年間，上海遭到敵機侵擾多達七十余次（《關于“二·六”轟炸前后本市人防工作情況資料》，1962年，上海市人防辦檔案）。1950年初，蔣介石在臺北草山召開軍事會議，通過了對上海的發電廠、自來水廠、碼頭、倉庫、船只、車站、鐵路、橋梁等重要設施進行廣泛轟炸的決定（《上海軍事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486頁），試圖通過全面破壞上海的重要設施，來造成這座大都市經濟和生活的癱瘓（杜江彩，《1950年上海“二六”轟炸研究》，東華大學歷史系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1950年2月6日，國民黨空軍出動轟炸機十四架、戰斗機三架對上海實施轟炸，在一個半小時內投下五百磅炸彈六七十枚，炸毀房屋兩千余間，炸死炸傷市民一千四百多人（《關于“二·六”轟炸前后本市人防工作情況資料》，1962年，上海市人防辦檔案）。這就是著名的“二六”大轟炸，堪稱上海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此次空襲中，上海五所發電廠（美商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閘北水電公司、南市華商電氣公司、盧家灣法商電車公司、浦東電氣公司）均成為國民黨飛機的主要轟炸目標，其中當時上海最大的發電廠——楊樹浦發電廠損失最為慘重，十枚重磅炸彈直接命中廠區。主要發電設備中，四臺循環水泵、四臺鍋爐、一臺透平發電機、四條輸煤皮帶嚴重損毀，九臺鍋爐、四臺透平發電機部分損毀；職工傷亡多達五十九人。輸出動力占整個上海四分之三（數據來源于徐永煐檢討）的楊樹浦發電廠，在轟炸的瞬間發電負荷驟降為零，所有電力設施停止了運轉。突如其來的災難導致市區工廠幾乎全部停產，絕大多數街區失去電力供應，自來水供應困難，交通秩序混亂，城市陷入一片恐慌（劉統，《1950年中蘇聯合上海防空保衛戰》，《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一輯，163頁）。

轟炸過后，徐永煐立即來到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查看損失情況。電力公司的業務經理汪經镕告訴徐永煐，要打電報給美國總公司呼吁阻止再炸。離開電廠后徐永煐馬上與上海市市委、公用局有關人員一起商談轟炸之后的善后、治安等問題。

傍晚時分，徐永煐回到外僑事務處，和上海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提及汪經镕電報的事情，黃華說國際電臺已把電報送來，請外事處確認是否需要扣發。徐永煐向黃華確認了電報內容，與汪經镕所說的完全一致。忙碌了一天的徐永煐認為，楊樹浦電廠被炸的消息，可以向外界披露國民黨的罪行，因此沒有必要扣發。黃華同意了這個判斷，隨后通知國際電臺發出電報（上海真如國際電臺是當時唯一由國家經營的國際通信機構，使我國與世界各大城市直接或間接通報通話）。

深夜到家后，徐永煐躺在床上仍在回想那份放行的電報，下午未及確認原文，而且電廠方面使用的是明碼無線電報，如果報告內容不只有電廠被炸，還報告了具體損失情況，豈不是成了國民黨最好的情報材料？由于是明碼電報，對方甚至能夠馬上收聽到具體內容，更可怕的是，如果據此信息修正轟炸計劃，國民黨方面可能會考慮阻止電廠的修復工作或采取進一步的摧毀行動，那么電廠還將遭受更大的損失。次日一早，徐永煐馬上向黃華再次詢問電報內容，了解到其中開列了楊樹浦電廠被損壞的鍋爐、透平發電機的情況。徐永煐感到，昨晚自己放行這份電報，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徐永煐心情沉重地自我批評道：

我們也必須盡可能的修復和維護現有的發電設備。革命工作必須發揮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有利條件，避免任何有害行動，一點一滴的來累積戰果，減少損失。粗枝大葉，缺乏警惕，在嚴重時機，緊要關鍵上不審慎的，實事求是的處理問題，單憑主觀了解來輕率提出，足以產生嚴重后果的意見，這是對國家對人民不負責的表現，必須糾正的。電訊工作人員把這個電報送檢，這表明他們有正確的認識。因為我的錯誤意見所引起的不扣發這個電報的決定，把他們的正確認識混淆了。因此必須在他們面前檢討和糾正我的錯誤。

他非常擔心因自己的錯誤判斷而放行電報，可能會給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不必要的損失，造成嚴重的后果，請求上級給予他處分。

徐永煐的擔心不無道理，當時的上海防空實力薄弱，無力抵御飛機空襲。大轟炸后的次日，國民黨飛機三次飛臨上海確認戰果，2月8號又有大編隊機組轟炸上海。而且在上海解放之初，國民黨不斷派遣特務抵滬從事破壞活動。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獨立臺臺長羅炳乾秘密潛入上海后，為臺灣當局提供了大量的轟炸目標，并報告轟炸效果。雖然1月底羅炳乾就被上海公安逮捕，但國民黨方面還是根據他之前提供的情報，完成了“二六”大轟炸。2月7日下午，作為“二六”大轟炸的主犯，羅炳乾被上海公安局執行槍決。

轟炸發生之后，上海市衛生局立即開展救護工作，收容傷患，為市民提供緊急醫護服務。上海市人民防空治安委員會整合政府、社會組織、群眾等各種資源，建立起覆蓋全市的救護網絡，不僅將國民黨飛機已經造成的傷亡減少到最低，而且為能預見到的潛在危險準備了充足的救護力量（張犇《1950年上海大轟炸》，110頁）。筆者另收藏有一份1950年2月9日，嵩山區衛生事務所所長王宗元致函衛生局，申請為東南平民診療所成立防空急救站的報告。報告中寫道：

頃準東南平民診療所二月七日函為：“日來匪敵為作垂死掙扎頻以機群轟炸本市損失甚大尤以市民慘遭死傷為數甚眾該所有鑒于此并本服務人民之宗旨自即日起擬組織防空急救站以減免市民傷害而濟危急函請準予成立”等由。

此次轟炸的目標之一，盧家灣法商電車公司受損不大，但如報告所說，炸彈給附近的嵩山區與盧家灣區的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八百多戶受災，死難人數中的七成均來自這兩個區。

轟炸發生后，除上海方面積極應對之外，隨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蘇聯應中國政府請求出動空軍給予支援，并屢次擊落國民黨進犯戰機；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海南島，劍指舟山群島，迫使國民黨撤離這座重要的海空軍基地；以及美國政府也向臺灣當局施加了壓力。得道多助，1950年5月底，上海領空徹底解放，防空作戰取得勝利。

在“二六”大轟炸中損失最大的楊樹浦發電廠，于1950年12月30日實行軍事管制、收歸國有，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應上海市政府節能減排的要求正式停產；徐永煐則北上進京，嘔心瀝血十年，主持翻譯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英譯工作；而人員傷亡最大的嵩山區與盧家灣區，也合并到了如今的黃浦區。“二六”大轟炸紀念碑樹立于徐家匯路泰康路路口，當年受創最甚的棚戶區，今天已是車水馬龍的商業中心。它默默地提醒著人們，勿忘那段沉重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