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學派與“大分流”

對中西方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的差異性研究長期充斥著“宿命論”的觀點——無論是文化上，還是制度上。似乎中國有著先天性的不足：中國文化先天上不熱愛私有，中國社會先天上抵制契約精神。當然這種基于“西方中心論”的解釋在上個世紀就受到了普遍的質疑與反思，以彭慕蘭所作《大分流：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2000）一書出版為契機，在十余年前的史學界引起了一場廣泛的討論。

圍繞著“大分流”觀點，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以及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等著作相繼問世。這些學者致力于討論這一問題，即“為什么在工業革命后，歐洲和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分道揚鑣，并且最終導致了中國在十八世紀后出現了沒落”，他們被統稱為“加州學派”。

當然，跟隨著“加州學派”的形成與立論的，就是針鋒相對的批評聲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英國的農業是否如彭慕蘭所講，十八世紀前并沒有發生有重大意義的革命；二是中國江南地區的經濟繁榮是發展還是內卷的問題；三是從理論上展開探討。簡而言之，中國和英國是否可比，又以什么模型進行比較。

對 “大分流”理論的修正

“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國斌先生，顯然在十年中一直持續著對批評的反思與進一步探究。2011年，他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更加詳細地解釋與修正了“大分流理論”。本書的中譯本由四川大學周琳老師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大分流之外》修正了彭慕蘭《大分流》一書中的一些觀點，比如并不鎖定某種特定的資源（如煤炭）或機械（如蒸汽機）的發明對經濟的推動力上，而是將視野擴大到一個時期的政治、制度原因及其所帶來的廣泛影響。

相比于彭慕蘭的研究，王國斌將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殖民化看作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較之于耗費高成本在國內尋求資源與市場，發展海外殖民無疑是更為便利和可行的。當然這也呼應了全書的一個主題，即中國與歐洲的分野并不是某種偶然事件或是某種稟賦不同，而是各自政治形態在調控各自資源配置時產生的必然后果。中國之所以沒有殖民活動，是因為國內市場已經足夠消化國內的生產力，而相對長時間的和平使國內交易成本最低，所以沒有海外殖民的迫切性。

這種“資本以最小代價實現最高收益”的說法同樣用于解釋如下問題：中國的工場手工業集中于鄉村而非城市，中國沒有發展出成熟的信貸體系。簡言之，就是因為這一切在一個非競爭的地域環境中，太容易實現了。而歐洲所謂的“制度化”“契約化”“規模化”“代議制”都是一種“生于憂患”的意外收獲。

當然，比較史學都非常可能陷入一些先天的困境，這也是考驗歷史書寫者的地方。首先，“加州學派”最被人稱道的，就是去“歐洲中心化”的研究方式。這種研究前提在今天來看，已經不算是一個“新聞”，而可以歸為常識了。但是既然是比較研究，就要確立比較項。

“中心化”的一個好處是，比較項是自然生成的，比如：歐洲有大機器生產——中國為什么沒有？歐洲在近代有明顯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為什么沒有？但當中心被強行抽離了之后，我們就只看到了不同。毫無疑問，比較史的前提，都是認為某種歷史現象是“可比的”，而并非毫無關聯的兩個系統。

無論是彭慕蘭還是王國斌，之所以采用了“Divergence”（分流）這個詞，并且為這種分流找到了時間點。那么前提都是預設了，中國和歐洲在某一個時間點之前，經濟發展至少在形態上表現是相似的。王國斌將這個時間點定在了蒙古征服前，正如作者所說：“到了19世紀，中國和歐洲的經濟大分流已經越來越明顯，但是其肇因卻潛藏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時代。”

至于為什么要選擇在這個時期，作者沒有言明。從時間的節點上來看，和中日學者所說的“唐宋變革論”很切合。不過不論是內藤湖南還是錢穆，“以宋為界”都是出于政治制度上的討論。以王曾瑜先生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雖然認為對唐宋之界的劃分是經濟學上的，即：“從中唐至明清的情況看來，最基本的階級關系變化有兩條。一是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農民與地主的身份性差別有所縮小；二是雇傭制逐步有所發展。”但是時間又與王國斌所劃定的有所出入。

第二，既然是可比的，用以比較的個體設置到什么層級，且比較項精細化到什么程度。經濟史內部對之前彭慕蘭觀點的反對也集中在這兩個方面。以黃宗智為代表的反對“加州學派”立論的經濟學家，傾向于將中西歷史放入更精細化的對比當中。而羅伯特·布倫納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英國不僅與中國不同，與歐洲也有不同。

王國斌在本書寫作的過程中，顯然對這兩個問題都做了一定的回應，但是似乎又不太明確。本書列出的比較項，如“家庭組織形式”“工資”“市場分布”“信貸規模”“契約形式”“政府收支”等，都是一些介于宏觀與微觀之間的選項。但是這些選項的內在邏輯是怎樣的，是不是全部的可比項，作者都沒有系統說明。

關于地域間的對照，雖然作者反復強調：“每一個理論或模型都充分地考慮到了經濟結構的差異，不僅僅是歐洲與中國之間的差異，還包括各個地區內部的差異。”但是作為一種“中觀”的切入視角，本文顯然更側重于表達歐洲既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整體，又存在著英國、法國、德國和低地國家的巨大差異。相反，作者很少提及中國在廣袤國土上的差異性，雖然這使比較簡單化了，但是對于區域差異的處理，便顯得頗為曖昧。

《大分流之外》的表達方式

我們非常欣喜地看到，本書已經發展了十余年前關于“大分流”的討論內容，并沒有繼續執著于解釋“邊際效應”和“斯密式增長”，而將研究深入到更為具體和廣泛的環節中。

本書在敘述如下觀點時，構建了一些函數模型方式，為了便于理解，我將各函數所顯示的結論總結如下。

家庭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結論是社會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加大，核心家庭與擴展式家庭提供勞動力的差異會大大縮減。

推論：家庭結構、勞動力市場和工資。結論是以擴展式家庭為主的經濟體較以核心式家庭為主的經濟體工資更低，并不意味著兩種經濟體的生產力水平有實質差異。

正式與非正式的契約實施機制。中國人和歐洲人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其實是取決于交易的性質。

推論：當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都可利用時的契約實施問題。結論，除了商業借貸之外，市場需求不大的商品一般都依賴非正式制度進行交易。而那些與個人品味直接掛鉤的商品，都依賴正式制度，在陌生人直接進行交易。

戰爭與制造業布局。結論是戰爭會造成鄉村資本單位增加，使鄉村的勞動力優勢喪失，從而使制造業向城市集中。

推論：戰爭、制造業與資本密集程度。結論是戰爭中的歐洲會比和平中的中國擁有更大規模的城市制造業。

信用的定價。結論是違約風險更大的借貸者，無論大額、小額，都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如果說中國的借款人信用不足，那么即使他們申請的是小額貸款，借貸成本同樣很高。

推論：從一個市場到多個市場。結論是由于中國的借款人通常是擴展式家庭的“棄兒”，所以即使在平均借貸收益相同的情況下，中國信用市場的利息率也應該高于同類的歐洲信用市場。之后進一步的推演是，中國在此情況下衍生出了自己的借貸體系，與歐洲并無優劣之分。

稅收和公共產品。結論是當權力集團的規模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會把一個國家的所有稅收用于發展公共產品，所以一個專制國家往往不如民主國家富裕，但是作者同時質疑，這個模型是否符合十八世紀歐洲的歷史事實。

將戰爭的變量引入模型。結論是當戰爭發生時，公共開支較大的國家的稅收會增加，公共產品投資會減少，戰爭使中國的稅收從整體上低于歐洲。

當這些主題和結論都列出來之后，我們發現了一個結論：一些傳統上被我們認為是導致歐洲與中國分流的因素——家庭組織形式、契約精神、金融市場、資源稟賦，在中歐之間并不存在著明顯優劣，而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是戰爭，而直接控制戰爭發生頻率的，就是政治形態。

當然，王國斌以研究的細膩精致聞名，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在研究中致力于構建若干個小而精致的模型，而非一個大而普適的框架。之前在對彭慕蘭和杰克·戈德斯通的爭論中，王國斌就表示，單一因素決定論在歷史研究中是行不通的。在《轉變的中國》一書中，他就試圖全面回溯中西歷史分野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種種因素，以再現一個宏大的經濟社會生態。

針對之前對“加州學派”的研究沒有延伸性的批評（參見周琳《書寫什么樣的中國歷史》一文），本書試圖將清末到新中國乃至今日的經濟政策做一個串聯。經濟史無疑比政治史有更強的接續性，但是涉及中國近代的復雜局面，作者的論述可謂淺嘗輒止。然而本書的重點并非中國怎樣步入現代化，分流的發生和原因，至于分流之后的再次合流，算是本書論述的一個歸宿。

對經濟史研究的一些反思

我們對王國斌作品的疑問，有一些是基于其研究方法的，也有一些是基于歷史事實的。作者的聰明之處在于，對讀者會質疑的操作細節，他自己首先提出史料采用上的局限性。比如，就借貸利率而言，作者坦言對中國借貸關系的研究，是基于當鋪這一特殊的質押機制上的。

對經濟學這種需要堅實數據支撐的研究而言，無論歐洲還是中國，十七、十八世紀的數據都是非常缺失的。尤其是中國，數據不僅在數量上非常不足，在可信度上也值得懷疑。比如作者引用了濱下武志研究中清末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數據，而就清代中國的財政制度來說，收入和支出一般不會全部當年兌現，并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所幸的是，作者并沒有對這些數據做精細化處理，僅僅得出了一個量級上的結論。

和很多理論性研究一樣，本書并沒有采集一手信息，而是廣泛搜集了各類研究的結論，而關于中國明清經濟很多關鍵問題的結論，基本上都是在數據先天不足的基礎上做出的合理化推斷，那么將這些“合理”歸結為一處，得到的也只是一種“合理性”。

此外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稍加了解，我們就會發現，作者在討論的過程中，基本上都采用了“一般均衡理論”，即著眼于整個經濟的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及供求量決定的一種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并將這種理論擴大化，不僅表現出各商品間的互動關系，更追求一種市場間的互相表達，并認為給定某種狀態后，影響該狀態的因素會自行調節以達到平衡。相對于之前強調單一要素的形式模型——比如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這無疑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歷史研究中，我們經常發現，似乎連可以給定的要素都沒有，也不能排除未列入表達的要素。我們完全不能肯定，是否對某一現象有影響的全部要素，全部被列入了表達當中，這種篩選還是經驗性的。

在我們的常識中，經常會把“用經濟學方法研究歷史”（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與“用歷史的視角研究經濟”混同起來，但這在本書的理解中，尤其要分清。經濟學在《大分流之外》中，更多是作為一種研究經濟行為本身的方式（公共投資、信貸、工資水平等），而非一種廣義上的“行為效果學”。這一點雖然作者沒有申明，但是還是需要讀者從中加以辨別。作為“行為效果學”的經濟學和其他被哲學化的自然科學一樣，已經部分失去了其普遍適用性。比如書中會把所有的自然人都假定為要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這是一種經濟學上的假設，而不能推演到歷史現實中，所以亦不能在這一層面上否定作者的研究方法。

對以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國歷史問題，中國歷史學界并不陌生，建國初期對“五朵金花”的討論，是構建新中國史學理論框架的重要工作。其中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對“加州學派”的質疑或是擁護，有很多不同層面的觀點。但是我認為，這種討論應該是基于同一層面的。正如哲學難題“阿基里斯追烏龜”一樣，討論要針對——至少是理解作者的理論框架與推論過程，而非單純批評結論。因為在歷史問題的探討上，結論往往是非此即彼，也是最沒有意義的環節。所以不論是評價王國斌的作品，還是“加州學派”，也至少要站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角度上。

加州學派對我們的啟示在于，審視東西差異時，沒有非簡單地以“文化宿命論”或是歷史細節，否定差異的可知性。因為對歷史學的研究而言，“宿命論”是一種“偷懶”的做法，它將所有差別歸結于“文化或是地理上的先天差異”，從而無視更復雜和全局的思考。這種做法無疑輕松而又看似理性地詮釋了一些歷史問題，然而最終卻將歷史研究引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