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那年，學計算機專業的我，執拗地想要找份編輯或策劃的工作。因為沒有相關經驗，剛開始碰了不少壁。有天收到一個雜志的編輯崗位面試邀請，我非常重視，特意捯飭了一番，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女的”。

辦公室老遠了，要搭園區里的高爾夫球車才能到。車停在城堡般的白色樓前，有個梳著大光明、踩著10cm細高跟的撲克臉時髦女孩把我帶進樓里。我跟在她身后，心想完了完了，我明明很努力了，仍然像個菜場阿姨。

一尊彌勒似的面試官坐在辦公桌后，看不清表情，因為他戴著墨鏡。我緊張地自我介紹完，他又問了些很犀利的問題。最后說你也沒有任何經驗，怎么說服我你能做這件事呢？我從包里掏出自己平時寫的幾篇小文章，說我目前確實只有熱愛，但我學得挺快，而且什么都愿意干。

雖然嘴上說著這些渣男般的話，但心里已經放棄了。房間里的氣氛沉悶到極致，“彌勒”接過我的幾頁紙看了會，說：“有點小靈氣，先來我們部門做行政助理吧。”他伸出胖手與我握了握，說“歡迎加入”，接下來的一句卻差點讓我當場吐血——“只是你今天真的穿得太土了！怎么會這么土！”就這樣，我成為了“彌勒”團隊的底層小兵。

“彌勒”姓袁，我們辦公室里幾十號人，都叫他老袁，我也跟著叫老袁，他怒目：“沒禮貌！叫袁總！”嚇得我一哆嗦。我后來才知道，老袁以前是大廠的營銷干將，案例還上過新加坡的營銷教材，后來轉行創辦了商業零售領域雜志。他見識不少，有些文化，喜歡舞文弄墨，是個頗為自許的人。

但也不能簡單將老袁歸類成一個裝X犯。事實上，他的威嚴感差不多半個月就消散了。雖然工作時毒舌，對待專業嚴苛，但他日常總要鬧點笑話。比如被人喊吃飯喝酒時，當眾賣慘說自己因“妻管嚴”，已被剝奪娛樂活動數年；出差回來會給失戀的男同事帶寫著“蛋疼”的伴手禮；為了催服務員快快上菜，每次都表演趕飛機。

幾個月之后，我開始經手出街的文稿，膨脹得不得了。老袁寫的卷首語意思意思地給我“過一遍”，我揪著某句話非要他改，一遍遍跑到他辦公室說服，把他氣得大罵：“王八蛋！簡直搞出我心臟病！”第二天，他把我叫進辦公室，說我想了下，你的修改建議有道理，就按照你說的改。

這件事之后，他反而對我諸多提點，但也不妨礙時常罵我“又臭又硬”。編輯部有幾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年輕人，我們犯過不少錯，老袁私底下把我們批得狗血淋頭，轉頭在老板們面前卻總是護著。他說年輕人都會犯錯，但一個坑踩兩次就不能原諒。他的風格是，給你們責任和權限，你們自己去一畝三分地里多蹦跶，大小事多鍛煉自己拿主意，“天大的事還有我扛著”。

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領導長得像黑幫頭目，行事風格匪氣十足，其實內心開明豁達。所以部門的氛圍和工作熱情非常好，我們團隊總是在非常積極地共同謀劃事情，而且干得不錯。十幾年過去了，同事們也還是朋友。那年我也不是卡在磨盤上的疲倦打工人，更像是走出柵欄踏上草甸的初生牛犢，眼前一片廣闊，成長也很快。

后來換過幾份工作，我始終抱持這種心態應對職場：我們是為了共同做好某件事情而聚集在一起，要精誠合作，開放自由。這是老袁給我的職場生涯打的樣。這也讓我好些年都不能理解，為什么在一些地方，領導和員工之間一定要互相博弈，做零和游戲，明明我們同在一條戰壕里，應該是伙伴才對。

普通人的一生，從20多歲開始，有40余年的時間會在職場。我們在這里謀取關于生存乃至成功的利益，職場就是戰場。我后來才搞明白，領導和員工是成為戰友，還是要互相搏斗，這往往是一種體系設計的結果，并非職場人懷著美好初衷就能改變局面。但我仍天真地希望，老袁這樣的領導能夠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