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作者內莉·理查德（Nelly Richard, 1948-）是當代拉美文化理論家、批評家、散文家。她出生于法國，長居于智利，是智利《文化批評》雜志創始人，并長期擔任主編。本文原為理查德為論文集《拉丁美洲關于藝術邊界的對話》（Diálogos latinoamericanos en las fronteras de arte，2014）撰寫的導言，文中引語都出自該書。文中提出“批判性凝視”“冥想圖像”等概念，揭示了一批拉美文化社會思想者對藝術的邊界、“過渡時期”、新自由主義等議題的共同關注，文中討論雖從藝術研究出發，實則提出了如何超越中心/外圍的傳統批評范式，如何從中間位置尋找批判能量等普遍性問題。本文摘自魏然編《拉丁美洲社會思想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4年9月版）。文章原標題為“拉丁美洲的對話”。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拉丁美洲性”不再是一個源于原初身份/屬性的同質化核心，不再像20世紀60年代拉美主義的本質化處理，受制于中心/外圍二元論，將對立兩極（“我們”的大陸與“他們”的大都會）之間線性對抗視為主軸。彼時關于拉丁美洲性的討論，沒有考慮到文化形態中不連續片段之間的借用或協商區域，拉美文化形態在20世紀60年代被設想為單一形態。當下，跨文化的全球化通過混合和回收文化和身份碎片得以表達，這些碎片通過世界經濟及其媒體網絡的符號網和傳播網進行跨地方性的流通。本書的合著作者一致認為，“中心/外圍問題必須被解構。一方面，不再可能將二元且絕對的對立視為核心術語，因為［拉美與中心國家］兩者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具體情景和立場，取決于碰撞和協調雙重意義上的相遇。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圍內權力位置的重新定位打亂了基于領土參照系的政治布局……換言之，中心/外圍沖突沒有最終結論，其術語總是在各種斗爭和協商推動下不斷變形……然而，解構中心/外圍二元論并不意味著否定其術語的有效性，也不意味著忽視嚴重的不對稱性繼續在分裂世界，仍然在造成邊緣化與排斥。中心和邊緣的位置仍受制于排斥性的等級和制度，即使這些邊界是流動的、可滲透的或隱形的”（埃斯科瓦爾語）。我們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主權以新的全球形式繪制了一張經濟—文化權力的地形圖；在這幅地形圖中，行使權力的不是一個居于中央的單一統治中心，權力產生自分散控制的多中心網絡。于是，“中心”和“邊緣”不能再被視為固定的位置，而且跨文化的雜糅性也促成了相連區域間的流動。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全球交流的版圖已變得均衡，也不意味著圍繞不對稱的優勢（“北方”）和劣勢（“南方”）地位分配而展開的文化權威之間的沖突已然消散，因為這些地位不平等地分配了權力、影響和意義。“南方”成了一個概念—隱喻，用來指代地方語境下具有差異性的微觀行動中的局部、具體與偶然的性質；這些微觀行動能將其文化結構中的不均衡和被低估的部分轉化為言說差異和他者的批判性—陳述性機制，而不必承擔“拉丁美洲”作為同質化身份內涵這一本質化真理的本體論重負。對此，埃斯科瓦爾寫道：“取消中心/外圍緊張關系，給審視拉丁美洲內部的差異提供了空間。這種差異不是建立在預設的與中心模式的對立上，而是通過以其自身利益為標志的立場來構建的。擺脫形而上學基礎的重壓之后，邊緣位置可更務實地轉移，改變其位置以爭奪或分享中心位置。”同樣，瓊塔強調：“在作品生產背景下理解作品本身是批判工作的關鍵操作，可以拆除反復凸顯‘拉丁美洲身份’而導致的類型化。這意味著一種激進的研究方式，不是尋求本質，而是謀求理解作品如何介入自身時代，不僅要思考它們構思于其中的特定環境，而且要思考作品選取的語言，以及其形式的有效性……思考語境是分析拉丁美洲藝術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決不能被同化為作為拉丁美洲藝術類型化特征的本質主義視角。”

拉美的邊緣性不再被視為大都會的絕對他者，不再是之前由中心/外圍二元對立決定的對稱反轉的關系，而是作為中間位置的游戲，從關系性和過渡性、境遇性中汲取批判性的能量。拉美的邊緣性挑戰了中心作為唯一合法意義來源的優越性，嘲弄了這種通過固化類別和主體來行使優越性的方式，這種方式迫使類別和主體僅能在身份和差異的霸權分配中占據預先指定的位置。在本書中，拉丁美洲獲得了屬于邊緣和間隙的律動：這種律動內部充滿了身份和差異的模糊性，能凸顯每種術語的潛力，使之逃逸于原先二元對立的空間，進入第三空間。這就是邊緣間隙在中心和外圍之間、在權力和抵抗之間，在符碼的普遍解轄域化過程中所實踐的折疊策略（táctica del pliegue），是一種通過多重翻譯和轉換符號裝置，還是反復跨越全球性（交叉點［intersecciones］）和地方性（定點［ubicación］）的邊界而完成的運動。正如收入本書的文化理論家和批評家們的思想生命所證明的，這些在異文化和本土之間翻譯和重新轉換思想的裝置，在當代知識的地方性重構的操作中特別顯著。盡管大都會的學院憑借其“中心功能”（función-centro）通過學院再生產的全球化技術不斷謀求其語匯的國際化，但本書所分享的思想生命再次表明，所謂拉丁美洲的邊緣性是流通中的知識在各種情況和經驗中得以具體化（甚或具身化）的去本土化—再本土化的界面。同時，這些知識在轉移到活生生的語境中時會受到沖擊，暴露于錯位與風險之中，有時則會受到無法同化的決然否定。與廣受崇敬的被國際學術界擔保的學院知識要點不同，［本書作者］微妙地呈現于對話之中的對關鍵思想家的個人省思，都說明了為何思想的契機總是銘刻在特定的批評動機、倫理參與、社會承諾、學科摩擦、政治體制斗爭和藝術幻想之中，這些思想契機召喚和集合了流動的知識碎片，使其成為本土歷史性和政治性當中活躍的組成部分。這種流行性和地方性的混合，生成了間或雜亂無序的組合閱讀目錄，至少與國際公認的既定學術書目所規約的系統性判然有別。貫穿于這些對話的引文，表明拉丁美洲接受某些中心大都會的參考文獻時擁有重新創造意義的能力，他們在地方性和模式性之間的即興組合中形成了新的閱讀方式，通過迂回和偏離，使文本和語境之間的關系充滿了不確定性，給分裂的與殘存的知識（或曰半知識）提供了容身之地。

拉美性是一組（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參照和銘寫構成的混合體，隨著語境變遷，圍繞本書作者在此分享的問題而建立的融合線索，作者們試圖用圍繞社會、正義、權力和民主等主題展開的政治—思想的疑問來感染我們——正如坎克里尼所說：“當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能讓思慮不僅僅是個人印記時，就會變得稍稍有用一些。”毫無疑問，南錐體軍事獨裁政權的屠殺暴力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藝術和批評在其被切割的系譜中始終在追蹤這些印記，同時，在對失蹤者未完成的哀悼和無法與損傷相匹配的公正中，創傷性記憶的文化象征也在追蹤這些印記。這種未完成的哀悼折磨著處在“后獨裁”時代的受傷的良心，至少在智利，盛行的官方社會學的適應性詞匯一直試圖強加“過渡”一詞，以中立的方式管理這種不穩定的許諾、欺詐和失望的混合狀態。阿爾弗奇如此描述同一時期的阿根廷：“當前的緊張局面和辯論涉及多種紀念活動，這些活動不僅回顧獨裁時期的創傷性過去，還關注其后續，試圖找回可歸入‘民主生活’這一理念之下的種種光暈：希望、規劃、修正、自我批評、擴展權利、日常生活以及幻想和失落。這種慶祝活動——盡管也有失落——有一個啟動時刻：彼時，人們分享歡欣鼓舞的感受，公共空間重新開放，身體和語言得以自由舒展，書店林立，思想交鋒熾烈，電影放映會上和咖啡館內外人流熙攘，這些情景與前一時期逐漸展開的恐怖所產生的痛苦并存，生活中時常如此。從 遇難者遺體的駭人物質性到各種文學敘事中對殘暴的揭示，從身體創痛到靈魂不可修復的損傷，它們共同構成了發現的過程。”同時，埃斯科瓦爾也提到了如下事實：“［在巴拉圭］過渡時期帶來了必要的自由，卻損害了在公民社會原則完全瓦解后幸存下來的反對派群體的某種凝聚力。面對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共同敵人的消失令人困惑，最終削弱了某種對抗性構成的聯系。過渡時期創造了一個混沌、萎靡的空間，不利于推動此前［獨裁］情景下的英雄氣概。”在后獨裁時期及其對創傷的象征性重構中，本書相關辯論涉及記憶、再現、主觀性和經驗之間的聯結。這場辯論一方面動員了拉丁美洲藝術和知識界的批判能量，以聲援在漫長的獨裁時期 鎮壓罪行下殘缺的生命所體現的戰敗者的倫理，這些個人和集體的悲劇要求我們的社會承擔“永不重演”的絕對義務；另一方面，這一場辯論也讓分析記憶政治及其紀念儀式變得更加復雜，那些主張和解的修辭不能不加批判地免除對過去場景和敘述的責任，即需要反思“如何記憶”和“為何記憶”的意義。批判的記憶和對記憶的批判，要求反思再現機制本身，檢視建構記憶的各種手段，這些記憶形象化的手段能劃定框架，定位視角，喚起意愿，傳遞情緒，解構感知，并通過一種“正義”（在司法與公正的雙重意義上）的詩學更新經驗素材。瓊塔寫道：“在博物館、紀念碑和紀念場的展示中，至少有三種機制被激活：檔案的力量（照片、家庭地圖、證言、日期），地點的力量（在記憶場，我們重溫受害者生活和死亡的同一空間），濃縮記憶感知的圖像或形式的詩學力量。我將這一詩學力量稱為‘冥想圖像’（imágenes meditativas），這些圖像一般從簡約模式中提煉出美學模型，產生對過往的新的情緒感知，即一種感知過往（sentir el pasado）的方式。所有這些裝置共同促成了社會中跨主體的創傷清理。”

在智利，雙重暴力以血與火的方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兩種暴力旨在破壞社區結構、政治主體性和公共領域的社會權利：暴力之一是軍事鎮壓對激進分子的身體和政治生命的滅絕性暴力（失蹤和死亡），暴力之二是公民—軍方重建的結構性暴力，與威權國家的憲法組織一道推行新自由主義學說，在獨裁和過渡時期鞏固“社會市場經濟”的勝利，這種經濟體系極力捍衛扶持私有財產和企業自由的超級資本主義。

在智利之外，本書匯集的批評之聲探討了反對、抵抗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對策，這種浪潮不僅表現在社會的商品化上（整個社會推崇商品形象的化妝術，將其作為對偽意義的虛假感知的替代品），而且包括異化公共資源的多種隱蔽行動，以支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私有化，將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鎖定在無情的信貸和債務金融邏輯之下，讓被剝奪的人們無法喘息。坎克里尼寫道：“重新表述我們能夠理解的‘激進民主’并創造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不僅意味著局部性的嘗試（或反體制的自發的微觀構想）。我們仍缺乏對災難中仍隱藏或未知事物的結構性視野，即發現公共領域內的金融資本、非正規性、擴張中的黑幫網絡、系統性腐敗之間的合謀。”盡管拉丁美洲的某些政治經驗提供了受反資本主義意志激發的替代性政府方案，但我們不能忽視如下事實，即僅代表被排斥或被邊緣部門奪取政權和國家，還不足以讓當下主體性發生革命性的解放，雖然當下的主體性比傳統左翼的身份參照系更為多元。對此，埃斯科瓦爾指出：“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激進挑戰不可能來自國家機構。一方面，國家相對于跨國資本霸權關系中的自主空間不足以支撐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決定性挑戰。另一方面，創造力和創新思維并未被拉丁美洲的進步政府視為變革因素：官方左翼承認與民權利相關的文化的政治潛力（例如社會凝聚、尊重多樣性、表達集體訴求、采用權利視角），但忽略了批判性思維和想象力的創新力量。”

重新思考反對、抵制新自由主義裝置的種種實踐，意味著嘗試新的方式，來揭示隱藏在秩序自然化掩蓋之下和技術虛假外表下被忽略的力量，也意味著推動以不服從精神去探索邊緣地帶。在邊緣地帶，未被整合的人們與既定秩序抗爭，游牧民與定居者抗爭，多元矛盾與獨斷的單一權力知識對抗。阿爾弗奇期待在她關于“對話性”的巴赫金式救贖的文章里向我們表達什么？她的文章試圖表明，“強調交流的對話性維度”意味著“話語的社會性質——我所面對的他人已存在于我的陳述中，并以某種方式調節著我的陳述。可以說，這種對話理性不僅意味著社會意識，還意味著（自我）創造和發明的可能性”。書面對話也是一種對話，通過這種對話，至少有兩人在編織一個共同的文本時進行互動，使語詞從交流邊界的一側滑向另一側。本書中來自拉丁美洲的對話由點狀線（包括友誼、旅程、對話、追憶、經驗和辯論）編織而成，其中圍繞藝術而展開的交流話語彰顯了批評傳統上的親和力，這是本地區的批評傳統的又一次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