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取徑，其在學科中的地位已經確立。它的興起雖源于近現代史研究，但它對古代史研究的影響也日益增長，從下文所薦的三本中外學者的著作可窺見一斑。

一、【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憲兵（譯）：《全球史是什么？》，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現任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系教授，研究興趣涉及全球史、殖民史、帝國史和思想史等多個領域。本書源于作者在2013年出版的德文著作《全球史導論》，其漢譯由上海大學人文學院陳浩博士主筆，2018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后應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之邀，將上述著作中的兩章用英文進行改寫，同時大幅增加其他內容，遂成本書的英文原版，在2016年初付梓。

本書共分十章，除導論外，其余各章探討了全球史的學術脈絡、與其他研究取徑的關聯以及自身的獨到之處、全球史中的空間和時間、“世界”和“全球”概念的建構和全球史的政治內涵。第二章“全球性思考簡史”和第三章“百家爭鳴”源自作者更早出版的《全球史導論》。

在筆者讀來，《全球史是什么？》一書中最富洞見的當屬最后三章。作者敏銳地捕捉到21世紀以來的國際關系新格局對全球史研究的影響和沖擊。在第八章“位置性與中心論取徑”中，作者剖析了“歐洲中心論”的兩種主要表征模式——認為歐洲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化的歐洲原動力說和概念使用上的歐洲中心論。后者指歷史學家即使在研究與歐洲無關的歷史時，使用的諸多術語、概念和范式也帶有以歐洲為中心的取向。

為突破“歐洲中心論”的藩籬，全球史研究者勢必要確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或地域空間作為考察歷史的視角，諸多新型中心論也應運而生。這類新型中心論往往使用關乎文明的話語來表述其新視角，代表學說有“非洲中心論”和“中國中心論”。前者力圖展示非洲文明在道義與文化上都領先于歐洲，后者受中國大國崛起的國情推動，試圖通過追溯歷史以說明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同時，“歐洲中心論”并未退出歷史舞臺，反而在“9·11事件”之后，由于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間沖突的刺激，卷土重來，成為諸多中心論中的一種。

在第九章“世界的建構與全球史的概念”中，作者強調“世界”和“全球”這兩個基本概念并非不言自明的天然范疇，而是研究者構建的結果。有的構建認為世界是扁平的，且把全球化等同于聚合；有的則把全球碎化成若干文明；還有的主張以“帝國”或“共同體”等概念來替代全球。

作者指出，通過描述世界的概念來建構世界是歷史學家建構世界的一種最強有力的方式，這些概念包括貿易、移民、帝國、民族國家、宗教等等。但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歐洲中心論”的產物。作為對該理論困境的回應，1997年世界銀行通過決議資助本土知識體系研究，從此與本土范疇相關的研究蓬勃發展。“國學”在21世紀中國的強勢回歸就是力證。然而，回歸原生傳統的做法有把文化多樣性商品化和市場化的嫌疑。不僅如此，這類披著本土認識論外衣的替代性視角也與全球史的普世性取向和對話特征背道而馳。作者主張，歷史研究者應該致力于發展諸如“早期現代性”這樣的概念工具，使之既保有全球史的普世性，又能夠展現不同歷史間的差異和多樣性。

在最后一章“為誰而做？全球史的政治意涵”中，作者確認了全球史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對當下的全球化進程進行批判性評估。作者還提醒全球史研究者，不要過度推崇“互動”與“轉移”，切忌盲目迷戀“流動性”，不應忽視現代社會的權力體系和等級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本著作的翻譯質量實屬上乘。譯者文筆流暢，術語表達準確到位，體現了譯者的全球史研究專長和扎實的中英文功底。

二、吳曉群（著）：Mourning Rituals in Archaic & Classical Greece and Pre-Qin China, Palgrave Pivot, 2018。

本書作者吳曉群教授現任教于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長期從事古希臘思想文化史和西方史學史的研究。本書是出自中國學者筆下的、用英文寫就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作品。全書共分為六章，除去導言和結論外，主體部分的四章論及古希臘和先秦中國對死亡的認知和態度，兩種文化中各自的哀悼儀式，以及哀悼者的行為舉止和服飾裝扮。古希臘的材料主要來自《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劇，先秦中國的論述則主要取材于《禮記》。

在上文所介紹的《全球史是什么？》一書中，作者康拉德在第三章中對比較研究的取徑進行了評述，并指出比較史近年來也發生了全球轉向。他認為，用比較方法來書寫世界歷史時存在兩個突出問題，即揮之不去的“目的論”幽靈和“虛構的自主性”前提。二者導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獨特性或例外性敘事”。

吳曉群在其著作的導論中，開宗明義地闡述了三大原則：首先，比較研究不應帶有價值判斷，研究者在從事與本人所處文化相關的研究時，不能從捍衛本文化的立場出發。其次，比較研究的目的并非簡單地辨識兩種文明間的異同，而應當致力于探求兩個古老民族間不同行為方式的源頭以及它們為何在人類歷史中踏上了不同道路。最后，比較研究應當建立在案例分析的基礎上，但個案分析必須結合它所處社會的廣闊社會文化背景。上述第一條原則就對比較研究中的“目的論”打了一劑預防針。

作為結論，本書作者認為在古希臘和先秦中國，哀悼表達的雖然是個人情感，但哀悼儀式絕不是個人私事，而應當由合適的人群根據恰當的程序舉行。在這兩個古代社會中，哀悼儀式關注的都是“此岸”而非“彼岸”的世界。在古希臘，成為哀悼的對象是死者的特權，舉行哀悼儀式則是家庭成員的責任，目的在于惠及死者，以免觸犯神靈。在先秦中國，哀悼儀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孝道，從而穩固并加強以宗法制為基礎的社會秩序。

三、【美】埃里克·H·克萊因（著），賈磊（譯）：《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該書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古代史上的轉折點》叢書中的一本分冊，英文原版在2015年面世。作者克萊因現為喬治華盛頓大學古代史和考古學教授，并任該大學考古研究所主任。他還是美國近東考古學界的頂級期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簡稱BASOR）的兩位主編之一。

對研究古代近東（包括兩河流域、埃及、地中海東岸、小亞細亞和古代伊朗等主要文明區域）的學者而言，公元前12世紀堪稱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古代近東地區經歷了繁榮的青銅時代文明，各文明區域之間的聯系大大加強，源于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阿卡德語成為各國統治者之間通信的外交語言。部分通信后來出土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所建的新都阿瑪爾那，史稱“阿瑪爾那”書信。兩河、埃及、米坦尼（位于兩河流域上游以東以北的山區）和赫梯組成當時的大國俱樂部，地中海東岸的諸多小城邦也加入到當時的國際關系網絡中。各國王室間作為外交禮物互贈的奢侈品還展現出所謂的國際主義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但上述欣欣向榮、開放交往的氣象在公元前12世紀初戛然而止。隨著海上民族入侵地中海地區，赫梯帝國瓦解，邁錫尼文明消亡，埃及的勢力撤出地中海東岸回縮到本土，兩河流域的城市文明呈萎縮態勢。愛琴海和古代近東從此陷入長達兩三個世紀的黑暗時代。造成這一文明崩塌局面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為解答這一經典問題，作者首先把目光投向之前的公元前15世紀。本書第一章回顧了兩位埃及法老哈特謝普蘇特和圖特摩斯三世的統治，以及周邊愛琴海和小亞細亞地區的文明發展態勢。此時的埃及開始成為青銅時代晚期的強權。

發展到公元前14世紀，作者認為此時“各國間的政治、商貿及外交關系與當今世界全球化經貿主體的關系并無實質性差異，既有經濟禁運、外交使團，又有最高級別外交層面上的‘胡蘿卜加大棒’”。這一時期的地中海東岸成為大國間沖突的溫床，主要處于埃及（歷經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和圖坦卡蒙的統治）與赫梯（兩任國王蘇庇路里烏瑪一世和穆爾西里二世）的拉鋸戰中。最知名的插曲當屬圖坦卡蒙的寡妻寫給赫梯國王蘇庇路里烏瑪一世的信，請求后者派一個兒子前來埃及和她成婚，同時許諾他將成為埃及的法老。但赫梯王子在路上就死于埃及人之手。赫梯國王大怒，派軍隊在敘利亞與埃及軍隊交戰，最終自己也死于赫梯士兵感染后帶回國內的瘟疫。

水下考古為則為窺視公元前13世紀的古代近東和地中海地區“經濟一體化”局面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材料。有一艘沉沒于土耳其西南海岸烏魯不倫的船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得到打撈。這艘沉船長約12米，用雪松借助榫卯結構制成，很可能從地中海東部的迦南地區啟航駛往愛琴海地區。打撈出的物品種類之豐富，足以召開一次博覽會：有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玻璃生料，來自迦南的約140個儲物罐，來自塞浦路斯的黃銅，來自努比亞的烏木，來自埃及的圣甲蟲雕像和近東其他地區的圓筒印章，來自意大利和希臘的劍和匕首，以及大麥、樹脂、香料乃至葡萄酒等產品。數量最多的當屬近1噸的生錫（可能來自阿富汗的巴達赫尚地區）和10噸的粗銅，它們是制作青銅的寶貴原料。

在本書的最后部分，作者評析了可能導致青銅時代文明崩潰的諸多原因，包括地震、氣候變化導致的旱災和饑荒、內亂、入侵者和國際貿易的崩潰，以及權力分散與私營商人的崛起。他最終認為，單一變量無法解釋一個文明時代的崩潰，“復雜性理論”才是研究者的希望所在。青銅時代晚期的愛琴海和古代近東地區的城邦、王國和帝國不僅構成一個政治經濟體系，而且由于相互間的產品交換還形成一個貿易網絡。在這般復雜和多層的系統中，單個組成部分由于上述單一原因造成的問題通過網絡的影響最終導致整個系統的崩塌。崩塌也絕非線性推進，而是一個非線性的進程。

不過，本書的書名（英文為1177 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貌似違背了作者用“復雜性理論”解釋文明非線性崩塌的主張。公元前1177年不過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8年，所謂的海上民族在該年入侵埃及。以一個特定事件的發生年代作為整個愛琴海和古代近東地區文明崩潰的年代，很可能是作者在命名本書時的修辭策略。

本書的翻譯亦有可商榷之處，尤其是常見人名未能遵循學術慣例，如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被譯為阿肯那頓。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古代兩河流域和古代近東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