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大選以特朗普的“復歸”（Second Coming，基督教宗教概念）而告終。

大約八年前，作為民粹主義的代表人物，特朗普在美國政壇異軍突起，給該國的民主建制帶來巨大沖擊。即將卸任總統的拜登曾承諾彌合分歧，“治愈民主”，但四年過去，在失態地將特朗普的支持者稱為“垃圾”之后，他只能接受黯然離場。美國政治的極化依舊，社會的分裂依舊，民眾的失望與憤懣更甚于前。

特朗普現象不是美國政治的短暫調整，而是其轉折的開端。大選前，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刊文探討美國政策的“特朗普化”，指出無論誰將成為第四十七任美國總統，“勝利的都會是特朗普主義”。

民主衰退

理解特朗普現象，需要了解美國“民主衰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問題。

民主之于美國，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作為移民國家，美國的國家認同從來不是基于種族、族群的一致性，而是建立在一套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之上，也可稱之為“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在多數美國精英看來，美國乃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捍衛自由世界、消滅邪惡勢力”是其天定使命。就此而言，灰色地帶是不存在的，“自由vs不自由”、“善vs惡”、“民主vs專制”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可謂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

這種政治理念及其民主體制，在美國建構全球霸權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冷戰后，美國藉由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革命等力量，向全球輸出其政治理念和價值觀，打造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民主帝國，力圖成為其他國家所追隨的民主榜樣。

美國通常被認為是持續時間最長的民主政體。但這一說法并不準確，任何政體的建立都有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在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蘇珊娜·梅特勒看來，美國獨立后歷經200多年的民主化過程，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算得上“一個真正有活力且具包容性的民主國家”。

然而，衰退接踵而至。過去數十年，美國實際上面臨著緩慢而綿長的民主衰退的問題。雖然選舉仍然按部就班地舉行，但就像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齊布拉特和斯蒂文·勒文茨基所說的，“人們仍然投票。當選的專制者維系著民主的皮相，實則剝除了其內臟。許多顛覆民主的舉措是‘合法’的，因為得到了立法或是司法機構的支持。”

民主衰退的征狀幾乎出現在美國社會政治的所有層面上。公眾對政治建制缺乏信任，虛假信息大行其道，政治暴力蔓延，政治派別彼此無底線攻訐，獨立媒體和非政府機構日漸式微，權力制衡機制趨于失靈，諸如此類。

2021年1月6日發生的“國會山騷亂”堪稱美國民主衰退的鮮明表征。時任總統的特朗普拒絕承認2020年大選失敗，在他的鼓動下，支持者們集會示威，進而沖擊國會山。騷亂和破壞導致5人死亡，包括174名警察在內的多人受傷。直到今天，特朗普仍然堅信拜登和民主黨通過作弊“竊取”了四年前的大選。

按照《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美國自2016年起就不算“完全民主國家”了。皮尤公司2021年一項針對16個發達國家的民意調查顯示，72%的美國受訪者和57%的國際受訪者認為，美國已經不是可供效仿的民主榜樣。

民主衰退，造成了美國內部政治的混亂，也侵蝕著支撐其霸權的理念性權力基礎。政治共識，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都日益難以達成。

不平等與“絕望死”

不平等加劇，是美國民主衰退的根源之一，也是威權傾向的特朗普主義得到中下層選民尤其是白人選民支持的主要原因。

美國是最不平等的發達經濟體，存在數千萬貧困人口。據世界銀行估算，2021年美國的基尼系數高達39.8。這與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無干系，這一流派強調市場的“純潔性”，認為不受干擾市場將帶來繁榮和自由。然而這四十年的事實是，美國總體生產力翻了番，勞工的生活境況卻仍然艱困；國家約八成的財富掌握在僅一成的人手里，CEO們的收入是普通勞工的千倍以上。

收入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帶來機會的不平等，比如教育機會——勞工子弟要么上不了大學，要么在畢業前已經負債累累；而上不了好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如此惡性循環，富者日富，窮者益窮。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指出的，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壁壘日益分明，通過個人奮斗實現階層跨越越發不可能，“美國夢”逐漸淪為一種迷思。

相應地，政治也成為富人們的游戲。雖然選舉仍然定期的舉行，但普通選民對政策的影響十分微弱，主導政策制定的是壟斷了大量資源的商業組織和一小部分富人。經濟學諾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的安格斯·迪頓在受訪時稱：“最深層的不平等是個體之間不平等，不是每個人都被賦予了生而為人的平等價值。在今天的美國，這種情況尤其令人擔憂。”

社會階層的“板結化”，在底層不斷醞釀出憤怒和絕望。過去二十年，因濫用藥品、酗酒、自殺而死的美國人急劇增加，大多是沒有大學文憑的非拉美裔中年白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凱斯和安格斯·迪頓稱之為“絕望死”，在2020年出版的《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他們闡釋了“絕望死”的成因——6600萬白人勞工普遍遭遇過失業或收入減少，日益陷入窘迫之中；1979年以來，在美國人均收入增長了85%的同時，這一群體的實際工資購買力卻下降了13%。這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毒品和酒精，這種憤怒和無望在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政治主張——也就是“特朗普主義”中找到了出口。曾有人這樣評論2024年大選：這不是兩黨候選人的尋常對決，而是“特朗普vs所有人”的對決。所謂“所有人”除了哈里斯和她所代表的民主黨，還包括正統派共和黨精英、五角大樓里的將領、情報部門的高官和諾獎經濟學家；概括地說，就是塑造了后冷戰時代的美國的那群人。

筆者近期在紐約調研期間，一位國際知名分析人士強調了美國普通民眾對“體制”的信任大幅削弱，這也是主流媒體民調失真的重要原因。從這個角度看，2024年大選與其說是特朗普的勝利，不如說是后冷戰時代美國建制的潰敗。正如一位脫口秀演員說的那樣：也許特朗普還不錯，因為他選擇的敵人都是正確的。

移民問題與“白人至上”

“特朗普現象”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美國人口結構的變遷與族群矛盾的加劇。

美國的民主機制從一開始就帶著種族和族群的底色——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本土主義者和外來移民之間，從來不乏“我們VS他者”的緊張感。近幾十年來，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大大加劇了這種緊張感，使得移民問題再次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議題之一。

根據美國普查局的數據，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移民人口持續增加。2022年，外國出生的新移民占到該國人口的13.9%，如果加上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則占到總居民數量的27%，接近于歷史峰值。而這還不包括官方估算的以千萬計的非法移民。預計到2044年，非洲裔、拉美裔、亞洲裔等有色人種的數量將超過本土白人。

對此，白人群體備感焦慮。實驗性研究表明，當接觸到類似“白人人口下降”或“種族多樣性提升”的信息時，白人群體會釋放出更多的針對其他族群的負面情緒。他們深感自身作為一個族群被貶低、被剝奪了，因為在一直以來的“美國想象”中，他們才是“真正的”美國人、社會的主流。面對不斷涌入的移民，他們失去的可能不僅是優勢地位，還有工資工作。在許多白人選民看來，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更多的不是針對有色人種，而是針對白人的逆向歧視。

在這種情況下，“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思潮作為排外排他的終極表現形式持續升溫，它體現了白人群體深刻的心理危機和社會性躁動。以理查德·斯賓塞、史蒂夫·班農為標志性人物的極右翼政治理念藉由“另類右翼論壇”“布賴特巴特新聞網”等平臺廣泛傳播；“驕傲男孩”、“美國先鋒”、“愛國者陣線”等極右翼政治組織勢力日益壯大。這些組織活躍在特朗普的反移民主張下，其中一些更以“特朗普的戰士”自詡。

2015年以來，特朗普的三場選戰都基于“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政治理念，他贏得了其中兩場。何謂“偉大”呢？特朗普曾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是美國最好的時候，也就是進入民權運動時代之前。那時，白人的統治地位無可撼動，約翰·肯尼迪也還沒有把美國叫做“移民國家”。

在特朗普看來，民權運動很多時候以損害白人的利益為代價，美國社會有一種“反白人的情緒”。而反移民則是MAGA集會一以貫之的主題。特朗普公開抱怨移民污染了美國的基因，渲染非法移民是“罪犯和精神病人”且使美國“國將不國”，嘲諷作為移民后代的哈里斯根據需要時而是黑人，時而是印度人。而他，特朗普，將發起“史詩般的抗爭”，拯救美國于“浩劫”之中。說白了，其所謂“讓美國再次偉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讓美國再次變白”。

美國人VS美國人

政黨極化（polarization）和治理失能是十余年來美國政治面臨的兩大問題。所謂“極化”，簡言之，就是左的越左、右的越右，激進主義向政治光譜的兩端滲入。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會改革使黨團權力大大增強，本黨議員的同質性進一步提升，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則日益擴大。為了從黨內初選中脫穎而出，政治人物們都傾向于輸出極端化政見來迎合本黨的積極分子和基礎選民。

十余年來，美國政治極化進一步演繹為“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兩黨及其基本盤之間的對立溢出政見爭辯的范疇，而泛濫至社會文化的一切層面，包括疫情期間要不要戴口罩等等，學界所謂的“群外仇恨”（out-group hatred)日漸分明。2022年一項調查發現，兩黨過半的黨員視對方為“威脅”，并以“邪惡”來描述對方。

“情感極化”之下，政治成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對手即他者即敵人，而非公民同胞；相關的政策主張基于身份認同和情感歸屬，而非現實和理性；道路只有兩條——對候選人而言是“統治或死亡”，對選民而言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互信的缺失，導致妥協的缺失，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蕾切爾·科林費爾德所言，“兩黨都認為如果對方獲取權力會毀掉這個國家”。

極化勢必嚴重影響政府的機構運作和治理效能。國會成為黨派廝殺的戰場，旨在阻撓議事、拖延投票的“冗長辯論”（filibuster）被頻繁使用，法案“難產”成為常態，即便通過了，執行起來也十分困難。在高度對抗的政治氛圍下，一方主導的變革往往會激怒并動員另一方，導致政策反彈甚至失敗。斯坦福大學的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美國的民主已經淪為一種否決體制（vetocracy），這使美國的政治失能問題日益加劇。

導致政治極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看，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人們需要“抱團”，而群體的進化需要“群外仇恨”，仇恨越大，抱團越緊密。從政治體制的角度看，美國實行總統制，這一制度本身就具有“勝者通吃”的特質；不像議會制國家，權力機構的議席往往由多個黨派分享，政黨之間必須尋求合作以形成執政聯盟。從技術演變的角度看，社交媒體的興起和媒體碎片化把美國選民困在信息繭房，只關注、接受與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信息和觀點，在政治上變得更加偏執和極端，“仇恨言論”空前泛濫。

有學者歸納了極化政治運作的三要素：他者化、憎惡、道德化。在極化的背景下，政治人物為爭奪權力而煽動“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渲染來自“他們”的威脅和迫害，進而將“我們”的怕與恨合理化、道德化。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者伊蓮娜·梅森認為，沒有人比特朗普更精于此道了。從來沒有哪位候選人在背負如此之多的重罪指控時，還能當選總統。在那些群情沸騰的MAGA集會上，特朗普反復揮舞拳頭，告誡支持者：“他們”要打倒的不是我，而是你們，我只是擋在了你們前面！

特朗普“復歸”和三權失衡

柏拉圖對民主制度評價不高，因為“暴君不都是民主選舉出來的嗎？”他認為，民眾總是情緒化的，他們容易受到煽動和蠱惑，這樣一來，“人人都能競選”的設置就會被那些覬覦權力、自以為是的人鉆空子。

在一些觀察者看來，2024年美國大選無疑是柏拉圖上述論述的現實演繹。特朗普甚至也不憚于公開“當一天獨裁者”的愿望。和2016年艱難殺出重圍的特朗普1.0不同，特朗普2.0幾乎百無禁忌——共和黨成了“特朗普黨”，并控制了美國政府的所有權力分支。

美國的“特朗普化”既有理念政策的支撐，也有團隊骨干的加持。“轉折點行動”等組織協助特朗普在大選中橫掃關鍵搖擺州。特朗普團隊制定了“議程47”。“傳統基金會”則為其第二任期炮制了“2025計劃”，其中擴張總統權力是重要取向。傳統基金會還提前培訓了1000多名“干部”，旨在迅速填滿特朗普新政府的關鍵職位。

與特朗普團隊關系頗為密切的是“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 (AFPI)等一系列新的智庫，這類機構深度參與特朗普新政府的人事構成，目前有多名成員獲得入閣提名。大幅擴張行政權力將是特朗普2.0的重要特征。據報道，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已經草擬了三百多份行政命令，只等特朗普明年1月20日就職后簽署。

這三百多份行政命令的具體內容目前還無從知曉。但根據特朗普一貫主張和前述政策議程，削弱聯邦公務員的獨立性無疑會是一個重點。事實上，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曾發布“F計劃”（Schedule F）行政令，該計劃旨在令總統有權解雇數萬名的職業公務員。AFPI更是呼吁取消幾乎所有對聯邦公務員保護措施，也就是說，政府一切層級的公務員如果“不聽話”，都有可能被解雇。

擴張行政權力的另一種方式在于重塑權力制衡的機制。在立法方面，目前由共和黨全面掌控的參眾兩院對于特朗普的權威難以形成有力的制約。在司法方面，最高法院三分之一的大法官由特朗普親自提名，整體傾向保守。正是他們在2022年推翻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保護女性墮胎權利的裁決。

至于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在“后真相時代”的裹挾之下，也處于困境之中。特朗普直接將很多媒體歸入“人民公敵”之列。他公開表示，在新任期里要把負責發放廣播執照的聯邦通信委員會“置于總統權力之下”；如果記者在他認為涉及國家安全的報道中不肯透露信源，他就會把記者關進監獄。

總之，特朗普在這次美國大選中的勝利，暴露了美國國內存在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自由主義日益式微，在美國高校和企業長期得到宣揚的“多元、平等、包容”（DEI）理念受到更多質疑。在特朗普2.0的推動之下，“非自由主義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將成為美國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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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