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外史》是著名作家張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民國時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對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的呈現，也有對下層社會真實狀態的展示。其中，對民國時期青樓行業的描寫占了相當的篇幅，主人公楊杏園的紅顏知己梨云便是青樓中人。這似乎延續了中國文學中文人歌女風塵相會的傳統母題，又因其時代特征，顯示出不同的風貌。盡管張恨水將楊杏園與梨云的愛情寫得十分動人，但也并不曲筆隱晦青樓深處的污濁與黑暗，細致地再現了那個時代青樓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在《春明外史》中都有哪些關于民國青樓的呈現呢？這些呈現又顯示出怎樣的社會背景和文學傳統呢？

民國青樓的等級系統

對民國史有所了解的人，應該對“八大胡同”這個名詞并不陌生。其時，北京妓院分為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四個級別，由于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在前門外的八條胡同，因此“八大胡同”就成了民國北京最高級別妓院的代稱。當時，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各省督軍等軍政人員，都曾是八大胡同妓院的常客。

《春明外史》里，主人公楊杏園與風塵知己梨云所會之處便是八大胡同之一的韓家潭胡同。作者借楊杏園的視角，描繪了頭等小班松竹班的內景，從中可以看出，頭等小班作為最高等級的妓院，擺設頗雅致，桌椅、梳妝臺、鐘表、銅床（或鐵木床）、繡花幔帳、絲緞衾枕、衣架、盆架、茶具一應俱全，還有常客送來的集句和字畫。頭等小班里的妓女，除了老鴇（又稱領家）外，還有一個貼身女傭，照顧日常吃穿。梨云的老鴇是無錫老三，也是梨云經濟價值的直接壓榨者，而保姆則是阿毛，與梨云和楊杏園的關系都頗為親厚。

楊杏園是民國時期的報人，所交游的大多是名流，因此平時常去的都是第一等的清吟小班，至于二等、三等、四等的妓院，則不能忍受。書中曾有楊杏園和他的同學華伯平私訪三等妓院的情節，他們探訪三等妓院，不是為了消遣，而是要了解三等、四等妓院的實情，以作考察社會的資料。

三等妓院在楊杏園等人看來，實是“脂粉地獄”。不僅氣味難聞（書中寫道：“走到照墻下，一陣尿臊味，直沖將來。”），妓女們的姿色也大多一言難盡，書中諷刺道：“黑暗下，也看不清楚那婦人是什么樣子，只覺頭發下面，紅一塊，白一塊，大概那就是人臉了。”文化修養也大多不高，口中常有粗俗之語，拉客人則“熱情”得嚇人。除此之外，三等妓院中各種花柳病也較普遍，治安狀況很差，各種小偷小摸十分常見，華伯平在探訪過程中便被摸走一個價值五元的煙嘴子。三等尚且如此，四等妓院的環境自然更差了，通常是下層人發泄欲望的場所。

《春明外史》中的妓女花君，最終被楊杏園的同行何劍塵出錢贖身，從良嫁人，這算是妓女最好的歸宿。但這種情況非常少見，被有權有勢的人買去做配房，對她們而言，也已經算是不錯的出路，更多的時候，是在青樓中悲慘死去。一等妓女如果沒有在顏色尚好的時候謀得出路，年紀漸長，便會被下放到二等中去，最終逐漸淪落到三等、四等，如《琵琶行》中所言：“今年歡笑復明年，暮去朝來顏色故”。淪落三四等的妓女們，在惡劣的環境中，染上各種疾病，也無力醫治，死后草率下葬，命如紙薄，再也無人過問。

清倌/渾倌：老鴇們的經濟學

在楊杏園與梨云初次見面的情節中，還特意提到了梨云是“清倌人”。楊杏園的報社同行何劍塵打趣楊杏園和梨云時說：“這位老爺是清倌人，你也是清倌人，我打算要做一個紅媒。”

所謂清倌人，是指尚未接客的妓女。當時有清倌人和渾倌人之分，清倌人接客后就稱為渾倌人或是紅倌人。老鴇對清倌人看管十分嚴格，出入都有女傭相隨。清倌人常常是自小便被老鴇買走（甚至有老鴇培養自己的女兒當清倌），教之以讀書寫字、歌吟演奏等各種技能，一切日常開支都由老鴇承擔，吃穿用度常常不亞于一般人家的小姐。這些開支自然不會白花，作為妓女欠下的債，日后賺錢償還。倘若清倌人因病早逝，老鴇薄情的一面便顯露出來，將死者用四塊板拼起的棺材，草草收斂了事。

清倌人色藝雙全，又尚未接客，在青樓行業里，便有“賣清倌”一說。老鴇們通過各種手段壓榨清倌人的經濟價值，較為常見的是 “做花頭”，即客人在外打牌或是喝酒時，點名叫某某妓院某某妓女來陪酒或陪牌局，一次花費從幾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春明外史》第十六回中也有“做花頭”的情節，寫總理章學孟嫖妓給名妓笑紅“做花頭”，一次便花費了五百二十元。楊杏園也曾給梨云“做花頭”，一次花銷了幾十元。

清倌人雖然賣藝不賣身，卻并不永遠如此，老鴇們把他們的第一次接客看作巨大的商機，從中謀取豐利。清倌人又被叫做“小先生”，“小先生”第一次接客，稱為“梳櫳”。第一次接客的儀式很隆重，如同新婚洞房一樣，要點燃龍鳳花燭，因此也被稱為“點大蠟燭”。客人想要“點大蠟燭”要付出很大代價，不僅要做很多次花頭，還要再付一筆少則幾百元、多則上千元的款子。

由此可見，和清倌人交往實在是一項燒錢的事。楊杏園把梨云視為紅塵知己，未嘗沒有動過為她贖身的念頭，但他賣文為生，根本不可能籌措這樣一筆巨款。事實上，楊杏園與梨云的許多誤會和矛盾，也都是根源于經濟問題。梨云的老鴇無錫老三將梨云視作聚寶盆，一心一意想要從客人身上榨取利益，楊杏園囊中羞澀，自然不中老鴇的意，于是便人前人后，冷嘲熱諷，總是想叫楊杏園多支出一些。為了聚斂財產，讓梨云去應酬別的客人自然也是難免的事情。楊杏園撞見了梨云應酬其他客人，心中不快，又無計可施，久而久之，便心灰意冷了。

文人想象與脂粉地獄

青樓文學是中國文學中獨立的一支，自唐代起，便有了獨特的風格和主題。學者陶慕寧在他的《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中曾寫道：“狎妓冶游，選艷征歌，是中世紀士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宮高捷，士路亨通，要向妓女們炫耀；宦途偃蹇，拂郁不舒，也要到妓女那里排遣。”

中國古代包辦婚姻、政治婚姻很常見，士人們往往在家庭與婚姻中難得幸福，唐代筆記中就有房玄齡、白居易等人婚姻不睦的記載。因此，青樓有時反倒成為了有可能產生真愛的地方。也正因此，在中國古代的青樓中，性交易有時并不是主要的功能。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在《中國古代房內考》中論述過這一現象，他認為，中國古代士人對于妓女的要求，更多的是出自一種對無拘無束、平等自由的男女關系的渴望，而并非僅出于欲望。

唐代文學中的妓女，常常更具有理想化的特征，比起家中板滯端斂的“糟糠”妻，青樓女子在審美和精神兩個層面都更符合文人心中的理想形象，唐代名妓薛濤，才情與容貌雙絕，與當時許多大詩人都有詩文唱和之作，與元稹的感情更被廣為流傳。在那個時代，紅塵知己和風塵密友成為文人精神世界里重要的一環。

自宋以后，一方面隨著理學的興起，對于妓女有了更多倫理道德層面的否定；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青樓文學的世俗化傾向明顯，有了更為廣泛的意涵，商人群體和市民群體逐漸取代了純粹的士人群體，成為青樓文學主要反映的對象。但妓女從良、風塵知己的故事模式仍然是青樓文學的重要主題。

《春明外史》中楊杏園與梨云的愛情，可以看作青樓文學傳統在民國的一個延續，一個是自負才華、漂泊離鄉的“京華客”，一個是嬌俏可人的風塵孤女，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楊杏園飽讀詩書，在與梨云相處時，未必沒有自比元稹、柳永，而將梨云假作薛濤、杜十娘。這種想象可以看作中國士人的“青樓情懷”。在風塵中尋一慰藉，在污泥中尋得純凈，當然是種美好的愿景，但在民國的時代背景下，資本的侵入使得這樣的關系更多地脫去了理想色彩，如果不能讓無錫老三為代表的盤剝者獲得金錢上的滿足，風花雪月便沒有存在的土壤。青樓情懷從根本上是一個消費行為，對風塵知己的想象亦終究是場立足金錢的游戲。

在這樣的資本邏輯下，現實是冷酷而悲慘的，遠非文人想象中那么風雅。杜十娘、蘇小小只是難得的個例，現實中普遍存在的，是剝削、凌辱和傷痛，是三等、四等妓院中污穢的環境和麻木的心靈，是滿身的疾病和潦倒困窘的生存境況，這些才是舊時代妓院的本來面目。

【參考書目】

《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陶慕寧/著，東方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民國青樓秘史》，文芳/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春明外史》，張恨水/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