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到底，這是強制要求。對企業而言，最關鍵的是，怎樣基于循環形成商業閉環。如果這件事只意味著成本，企業的負擔就會越來越大。

·對企業來講，ESG是成本中心，看起來似乎是負擔。但考慮到未來的發展方向，需要讓ESG的工作發揮更實質的意義。真正做ESG的企業，是秉承了一套管理的思路和機制，真的要在企業里組織委員會，分析企業運營的各個方面。這樣做出的ESG報告，實際會帶給企業非常多的改進機會。

2024年9月，一家中德合資車企在沈陽的生產基地。 周平浪 圖

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長期的工作。但現實中，氣候變化挑戰緊迫，技術應用發展迅速，各國提出不同策略，中國與世界各方正在面臨急迫的綠色轉型壓力。

那么，面向循環經濟的產業鏈條如何搭建，各方如何形成合作？在不斷發生變動和涌現創新的市場，這一鏈條的韌性如何形成？企業方面、政策方面，需要從哪些恰當的角度著力？

圍繞新能源汽車退役動力電池的回收再利用問題，10月22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ESG研究院執行院長尹海濤。該學院2024年6月成立，是一所跨學科學院。由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牽頭，數學學院、環境科學學院、智慧能源創新學院互相融匯支撐。在與尹海濤的交流中，研究員意識到，綠色轉型需要系統性思維，跨學科、跨部門的交流協同本身至關重要，正是身體力行的創新實踐，才可能讓更多企業領會其中要旨。以下是訪談內容。

上海交通大學ESG研究院執行院長尹海濤

從建立市場激勵開始

澎湃城市報告：循環經濟的概念，意味著需要形成更多完善的閉環。那么，這類轉型從何發生，機制如何普及？以新能源汽車退役動力電池的回收為例，應該怎么看？

尹海濤：身在商學院去講可持續發展，我們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循環經濟乃至可持續發展，必須跟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結合在一起。那么，這個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能否建立一種市場的激勵，使得人們把循環經濟做得更好。

比如，有企業家年初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言，講的是，汽車退役電池回收再利用技術沒有問題，存在的困難是，怎么能把電池拿回正規處置的鏈條中。

背后的原因是，有諸多小廠家，不管規范流程，不顧環境污染，處置成本更低，可以把更多錢用來向車主回收退役電池，自身利潤更高。而正規的回收再利用企業，因為嚴格規范處理，各流程所費成本更高，很難為回收電池付高價。因此，后者擔憂的是，即便自身技術很好，可以讓鎳鈷錳的回收率提高到 99%，也因為無法收到退役電池，沒有辦法實現良好的循環。因此，企業家主張，政府部門應有所支持，把電池拿回來，給企業去處理，再用于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發電。

毫無疑問，市場上存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當下“兩新”正在開展。通過新能源汽車以舊換新，讓舊車很方便地回到政府指定的供應鏈體系中，這樣電池也就跟著回來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辦法。

當下，作為可供回收利用的資源，這類退役動力電池的價值更高了。動力電池電芯制造企業，希望有更多原料回用，當然可以自己考慮搭建機制，把電池回收回來。但是，其中經濟動機還是最重要的。除非企業的技術好到相當的程度，回收的規模也足夠大，使得處置成本比較低，也不會造成環境污染，才能以此運轉下去。也就是說，所有的環節都做得很好，才能取得收益，勝過非正規的廠家，達成有效的閉環。

但是，技術還需要演進的過程。如果并非所有環節都能如此出色，我比較贊同企業家的主張，需要政府去進行規范。畢竟，這是典型的市場失靈的情況，政府在其間應該發揮一定作用。

澎湃城市報告：關于退役動力電池的回收，政府需要如何發揮作用？企業又需要如何做準備，才能形成更好的循環？

尹海濤：押金返還制（deposit refund system），西方用得非常多。我覺得倒是很好的辦法。與以舊換新類似。相當于買車時強迫車主多交一筆錢，車主只有把車還回來，才把錢退還，這樣電池就回來了。另外，為了讓押金制能夠順利運行，還要保證價格上有吸引力。

實施押金返還制的車，需要比同等車便宜一些。這類押金制是需要政府設立的，也需要更多法規支持，讓消費者愿意購買實施押金返還制的車，并愿意通過還回退役電池獲得押金。

未來，電動汽車的動力電池回收規模會非常大。關于如何構建這一體系，正在一點點探討。政府肯定不能直接下場，給企業把退役動力電池運到回收廠，但需依托已有的車輛管理辦法等，對整個回收體系的構建，設定非常明確的規則。比如，車子日常在哪里保養和做年檢等，電池狀況如何反饋，報廢后送到哪里，回收又有怎樣的優惠，等等。

相比之下，歐盟提出了很多要求。2023年歐盟新的電池法案，對循環經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每一塊電池必須使用多少回收材料。這無疑形成了激勵機制。在市場傳導下，原材料價格會上漲，進而會有很多人做回收。這樣就形成了商業閉環。

歐盟電池法案對中國的企業影響也會非常大。無論整車企業還是電池生產商，為了出口歐洲，中國企業必須建立電池回收體系。歐盟要求電池有電池護照，能識別電池生產方，要求其中回收材料的百分比，最后這塊電池也要送回來。而現在逆向物流體系并不那么完善。前述的押金制也好，以舊換新也好，承諾返還也好，總之要依托一些機制，把退役動力電池送回。

歸根到底，這是強制要求。對企業而言，最關鍵的是，怎樣基于循環形成商業閉環。如果這件事只意味著成本，企業的負擔就會越來越大。

未來退役動力電池會大規模產生。從企業的角度，準備相應的能力是必要的。降低成本、提高回收率，是最明確的目標。因為，回收到的東西就是資源。回收本身也是成本。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回收的邊際成本會隨著回收率的升高而升高，這意味著邊際的效益降低。

歐盟已有明確要求，未來可能越來越嚴格。這就倒逼企業，能力需要更強，否則沒有資格去做回收。那些有能力做回收的企業，就能更好地利用這種寶貴資源，進而賣出去賺錢。

澎湃城市報告：當下市場瞬息萬變。退役動力電池的品類和數量，梯次利用、再利用等技術應用，可能隨時改變，對已有的循環鏈條造成影響。市場中的循環經濟閉環，如何能具備韌性？

尹海濤：需要依靠價格機制。隨著各方對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注，這方面也不需要過分擔心。

比如，一次性塑料水瓶的成本很低，但現在再生塑料粒子的價格，要比原生塑料貴很多。這是因為有規定，必須運用一定比例的回用材料。又比如，歐盟的電池法案中，要求電池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再利用的鋰。那么，只需在規定中提高相應比例，鋰的價格就會往上漲。因為當下能夠實現溯源，回收而來再利用的鋰，比礦山里出來的原生鋰，價格要貴。

市場激勵是最好的，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則確定的情況下，自身的商業生態形成，也就是說，回收有市場效益了，能算得過來賬，才能保證循環的持續。

循環經濟的創新，尤其需要突破部門之間的壁壘

澎湃城市報告：西方更早經歷了環境運動。我們也發現，來自歐美的企業，在推進產業鏈的循環閉環方面相對成熟，觀念也比較領先。這一過程是否也正在中國逐步發生，您是否觀察到相應的案例？

尹海濤：關注環境并推進循環經濟，是內心自發去做，還是出于經濟動力去做，實踐中有時很難區分。但總體來說，我認為，是倉廩實而知禮節。需要到達一定發展階段，才會形成社會經濟面向循環經濟的動力。

我一直強調，環境的理念是好的，但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夠真正實踐這一理念。比如，1969年，美國克利夫蘭，河流上甚至因大量污染物而著火。1970年代，各國有了環境保護部門。其后，環境保護才成為社會共識。又比如，2010年代，中國不覺得碳排放多么重要，畢竟許多老百姓家里都要燒煤取暖。如果那時說要減少能源消耗，推進碳中和，必定很難得到響應。現在情況就不一樣了。

從社會發展看，下一代比我們會好一點，再下一代還會更好。另外，要強調的是，商業生態非常重要，如果不形成商業生態，跟市場競爭力不掛鉤，而是靠道德說教，肯定無法進行下去。

目前，中國有很多這種例子。比如，有學生跟我說到自己岳父企業的例子。他們是做家具的，油漆等方面的環保要求很高，成本也隨之提高。企業發現，這種狀況下做生意難以賺錢。就開始考慮，是否有辦法不用那么多油漆。

企業家想到，很多村鎮的老百姓已搬到新房，原先木頭老屋空著沒人住，就向當地老百姓購買其中的木頭，當地人也非常樂于出售。企業把這些木頭拆開，切成塊狀，用來做家具。而民宿等追求自然材質，經過最簡單的處理，這些家具就可以使用起來。另外，利用剩余的邊角料木塊，年輕人可以用來做手工，成為裝飾性的工藝品。整個過程不浪費。現在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品牌，把材料用到了極致。這個例子很值得關注。在回應ESG的關鍵性議題方面，這些工作也非常有助于社區發展。比如，不必開發森林，保護了環境，也保護了人體健康，等等。

還有另一個企業，專門做商場里品牌陳列柜臺的裝修。品牌商兩三年總要重新裝修，很多舊的貨架、柜臺都要拆除。這家企業認為，運到垃圾場實在可惜，就收集了這些板子，用來做小柜子等，然后給幼兒園。幼兒園就要這種舊的板子做成的東西，而不愿要新的、可能散發氣味的家具。企業又把這些物品做得五顏六色，很受園方歡迎。

這件事被很多大品牌發現，認為非常好，既形成循環利用，又能給小孩子做公益。有的品牌商把所有更換貨架的生意都交給這家公司處理，甚至把做好的家具再買回來，放在自己的辦公場所。考慮到全周期的使用，人們在拆卸和搬運的時候也會更為小心。

政策壓力很重要。前面講的第一個案例，也是政策驅動。政府并沒有拉企業來做這件事，只是把環保的要求提高了。在這種壓力下，企業沒有辦法繼續以前的模式，才會去創新，想辦法做這些工作。

很多人說，環保政策的壓力提高之后，會導致失業。我從來沒覺得這是事實。實際上，只有壓力到達相應的位置，人才會充分發揮創造力，去思考這些可能性。否則難以去做搭建循環的事情。

澎湃城市報告：ESG 能否真正引領綠色轉型？比如，是否會存在指標不完善、無法涵蓋關鍵問題的情況？或者企業把 ESG 當作外在裝點，缺乏切實推進的動力？

尹海濤：關于ESG的評級，不同機構的評級指標非常詳細，幾乎涵蓋了所有細節。本質上，ESG并不是一個公式，而是一個理念。它的指標會不斷變化。只要這個問題足夠重要，哪怕今天沒有涵蓋，明天也會涵蓋在相應指標體系中。

中國現階段的企業ESG報告，基本是外部壓力的結果。報告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國家方面也有相應指引，規范了報告中要涵蓋的內容。但如今，大部分企業仍然認為，這是面對內外壓力而不得不做的事，不希望讓這件事打擾日常工作，可能對此簡單進行外包，或者簡單整理發布。

實際上，對企業來講，ESG是成本中心，看起來似乎是負擔。但考慮到未來的發展方向，需要讓 ESG的工作發揮更實質的意義。真正做ESG的企業，是秉承了一套管理的思路和機制，真的要在企業里組織委員會，分析企業運營的各個方面。這樣做出的ESG報告，實際會帶給企業非常多的改進機會。

我曾寫過一個案例，華為的RuralStar項目，是要解決全球貧困地區上網的問題。華為一開始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后來因為競爭壓力考慮如何推進。解決方案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把小的移動基站放在高處簡單的桿子上，這類地方人也很少，故而可采用低功率的設備，用光伏板和電池解決供電的問題。

現在回看，可能會說，這根本不算什么革新。但華為之前從沒有想過這些。按照以前的思路，要建鐵塔站，但這些地區沒有道路，非要把大鐵塔弄進去，會產生很高的成本。這反映出一種現象：組織內部存在思維壁壘。而要打破這種壁壘，靠的就是，在同一個目標的引領下，各部門坐下來去談合作。

在大部分企業里，所謂ESG部門也好，EHS（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環境、健康與安全) 部門也好，基本負責合規、公共關系等事務，而不是面對具體業務，不會去想這類事情如何突破。所以，真正的ESG，是打破這些組織的壁壘、讓大家形成溝通的一種很好的手段。比如，前述 RuralStar的例子，完全可以在ESG的框架下更順暢地發生。

比如說，面對挑戰時，大家坐下來討論，對我們這個企業，什么東西是最重要的，在這方面的議題是什么？這方面，能否實現既賺了錢，又不破壞大自然？如此不停地去想，如何搭建循環，會有很多創新出來。

在管理上，可以有意識打破思維壁壘。很多創新性的企業，不同部門的壁壘不那么森嚴，大家都可以坐下來討論，看客戶的需求是什么，發展的趨勢是什么。比如，現在客戶提出要求，不用塑料，需要找替代材料。那么，不同材料的成本怎么樣，如何改進工藝，大家可以在一起討論。如果沒有這一過程，相應環節可能只會想如何讓造型更漂亮，不會去想關于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的議題。

國內的企業，真正使用ESG進行內容治理體系梳理和革新的，不是很多。從ESG報告呈現的結果中，就能看出企業在怎么做這件事。有些報告比較淺層，而在有些報告中能讀到，企業真的是用了很多創新性的辦法。

這方面，還是戰略意識不同。從2004年開始，西方做ESG大概有20年。而中國做ESG是在這兩年，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包括來自證監會的壓力等。如此，中國企業之所以做這件事，主要是為滿足要求，不是出于自己想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未來會感覺到內在的緊迫性。如果只能拿出非常粗淺的ESG報告，投資者、顧客包括媒體都看得到，那時可能面臨的損失和風險更大。

很多企業雖然現在缺乏意識，但未來通過觀察和學習，一定會越來越好。政府、非營利組織、評級機構等，大家一起努力推進相應理念。而企業也會越來越多地發現，切實進行ESG的公司，創新也會做得蠻好，會在市場上有很多機會。這樣，企業就會越來越把ESG當成實質的事情去做。

海報設計：白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