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6年起，攝影家速加受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委托，拍攝南京大屠殺86位幸存者的肖像。在拍攝中，他非常注重與老人的情感交流，不布景，不擺拍，拍攝過程中巧用自然光，希望鏡頭中的人物，能徹徹底底地沉入歷史之中，觀者亦完完全全地與歷史對接。在2021年《時間證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藝術肖像攝影展》開幕儀式上，速加將本次攝影稿酬悉數捐贈給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拍攝的5年間，已有17位老人先后離世。截至2024年12月1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僅存32位。

保存當下，就是保存歷史。2023年出版的攝影集《時間證人》不僅記錄下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一瞬間，也能為他們的人生留下珍貴的紀念，讓每一次的翻閱，都能成為對歷史的回望。

《時間證人》中的80幅肖像攝影被中國美術館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收藏。在2024年國家公祭日，澎湃新聞得到攝影家速加的授權，刊發書中部分圖文。時間永不停息，歷史不會遠去；老人或會凋零，記憶長存世間。

速加攝影集《時間證人》封面

馬鴻祥（1921.10.18—2020.8.19）

口述：日軍把百姓拉到廣場上，叫我們站兩排，有“良民證”的人來認領親人，沒有人認領的就被拉到石城橋上，全部用機槍掃射死了。

攝影手記：2020年7月的最后一天，馬鴻祥在南京的一家老年公寓里提前慶祝了自己的100歲生日。馬鴻祥捧著好大一束花，95歲的老伴、兒女們和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員全都陪在他身邊，鮮花、壽桃、蛋糕擺了一桌子，馬鴻祥和家人一起熱熱鬧鬧地吃了頓午飯。那天，老人臉上一直掛著笑：“我現在生活很好，我今天特別開心。”19天后，老人與世長辭。

薛玉娟（1923.11.6—　）

口述：日本兵讓我父親為他們找“花姑娘”，父親一心想逃走，就在機場附近轉。過了很久，他們看父親還是找不到，就對著父親的右小腿刺了一刀，鮮血直流。后來，父親趁他們沒注意，鉆進一個葵花地里才撿了一條命。

攝影手記：剛見面，薛玉娟就讓兒子掀起她的衣服，讓我們看后背上被刺刀戳穿后留下的傷疤。14歲時，日軍一刀刺中薛玉娟的胸口，“戳通（穿）了，戳到骨頭了，我一想起過去，心里就難受”。她大難不死，但那一刀給薛玉娟的身心留下了永遠的傷痕。

她說，兒時的一首歌謠時不時縈繞在耳旁：“日本人呀不講理，殺我同胞奪我地。小朋友呀快快來，打倒日本出口氣……”80多年了，這首歌一直在她腦海里。

巫吉英（1924.6.15—2022.5.25）

口述：我從小被家人賣到南京做傭人，大屠殺時主人一家都逃跑了，只留下我一人和他家老太太。一天，兩個日本兵從后門進來了，在我的左大腿上刺了一刀，到現在我的腿上都有疤痕。

攝影手記：巫吉英愛熱鬧，年過九旬的她會跟村里的老太太們一起打麻將；會自己唱著“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把自己逗笑，給自己鼓掌；會在生日的時候，默默看著一大家子呵呵笑。

“今年高壽呀？”她對我們笑著搖搖頭。“我是誰呀？”面對著兒子的提問，她依然笑著搖搖頭。晚年，記憶衰退到連家人都不認得的巫吉英，夜里卻一次次被南京大屠殺的噩夢嚇得驚坐起來，喊道：“我又回到南京了，鬼子又來殺我了。”

86年前的那段記憶是巫吉英一生都醒不來的噩夢。那段記憶，刻進了她的身體。

胡信佳（1924.7.1—2019.12.4）

口述：我親眼看到一個人在打麥場被日軍抓住，手被綁著，褲帶被解下來勒著頸子，日軍用刺刀往他身上戳。他渾身都是血，還能看到腸子，他在地上緩緩爬行了一段才死掉。

攝影手記：胡信佳夫妻身體都不好，尤其是患腦梗的老伴，多虧三兒子傾力照顧著。胡老坐在床邊，和我們平靜地談起被日本兵追殺逃命的事，老伴低著頭坐在小板凳上，三兒子站在一旁一直拉著母親的手撫摸著。

謝桂英（1924.9.26—　）

口述：日軍進城的時候，殺害了我的父親，燒毀了我們家的房子。日軍在我家門口的地洞里面拽出來七個人，全部打死了。我自己曾兩次從日軍手里死里逃生，現在我頭上還有當時受傷留下的疤痕。

攝影手記：童年被日本兵性侵犯的事，被謝桂英鎖在心底幾十年，去日本參加證言集會、多少次面對媒體采訪都沒有說。直到2021年中秋節前夕，老人才鼓起勇氣第一次向紀念館工作人員傾吐：“我對日本兵喊：‘洋先生，洋先生，我是小孩，我是小孩’，但他還是不饒我。當時火車段傳來打鈴聲，那是12點鐵路工人午飯的鈴聲……”

2021年11月，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家庭祭告活動中，坐在輪椅上的謝桂英再難壓抑內心的情緒，突然崩潰，面對眾人和媒體的鏡頭，大聲哭訴著不堪回首的往事。

現場除了她的痛哭聲，沒有一絲聲響。沒有人上前打擾她，大家都希望她這樣能好受些，哪怕只是暫時的。

陳桂香（1925.1.11—　）

口述：我被日本兵拽住，揪住了頭發。日本兵揮手就打了我兩個耳光。我哭著喊：“奶奶救我！奶奶救我！”奶奶跪在地上，拼命地求饒。日本兵用槍托打我奶奶，最后殘忍地開槍打死了奶奶。

攝影手記：陳桂香幼年父母雙亡，是奶奶含辛茹苦把她養大的，也是奶奶拼了自己的性命，才救下險遭日軍強奸的陳桂香。

陳桂香15歲那年被收養做了童養媳，幾年后就結了婚。后來村里辦起了學校，渴望知識的她抱著兒子上學，努力識字，在當時的村里算是文化人，于是被大家推選為婦女主任，后來又成了村支書。

晚年的陳桂香多次參加南京大屠殺證言活動，一次又一次講述那段悲慘的經歷。她說：“以后就沒有別人再來說這個歷史了。只有我的證言留下來，才能證明我本人曾被侵華日軍這樣迫害過。”

上門為老人拍照那天，陳桂香熟練地找到椅子坐下后，撫摸著拐杖說，自己還是很想念奶奶。她說：“一次次參加南京大屠殺證言活動，是為南京，也是為了我奶奶。”

黃劉氏（1925.7.15—2021.9.19）

口述：那時候我們跑反，我打扮得不像個人樣，戴個草帽，臉上抹著黑灰。我們還親眼看見一個撐船的女船家被日軍打死了。

攝影手記：見到黃劉氏那天，倚靠在躺椅上的她忽然坐直了身體，用手托著下巴，凝望著前方。黃劉氏的一生很坎坷，但她說：人生苦短，過去的就過去了。

南京大屠殺中，她和家人幸存了下來，可為了生活，她14歲就嫁了人。她生育的4個孩子，夭折了3個，丈夫38歲去世。“那時候眼淚都哭干了。”說這話時她有些難過，但又笑笑。

比起回憶，黃劉氏生前更愛說現在的故事，她愛侍弄花草，還總操心早已成年的孫子，屋外的陽臺上曬著給孫子治拉肚子的花草藥。

關舜華（1925.8.10—　）

口述：日軍侵占南京時，我們天天晚上躲在稻草堆里面，日軍拿刺刀往稻草堆里頭戳，我跟我媽媽兩個人都很害怕。

攝影手記：在關舜華的腦海里，日本人是拿刺刀殺小孩的機器，會殘忍地笑著看小孩嗷嗷哭，老百姓被日軍用繩子捆起來時，都哭喊著讓孩子們快跑……

矮小的關舜華是用很短且不連貫的句子，向我們訴說這些南京大屠殺時的記憶的。一直照顧她生活的女兒在一旁邊做著午飯，邊幫她補充。

80多年前那段戰戰兢兢、不知還有沒有明天的日子，關舜華一生都忘不掉。老人斷斷續續地說：“現在電視里演的日本人雖然是壞人，但好歹是個人！我小時候看見的，不是人啊！”

周智林（1925.12.23—　）

口述：我的叔叔被日軍兩刀刺死了，我躺在離我叔叔十幾米遠的地方裝死，逃過一劫。

攝影手記：周智林90多歲依然可以下地干活，翻土種菜，挑著兩桶水時，也腳步穩健。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3次死里逃生的經歷，也只跟家人、鄰居說過。2015年，他所在村的一位村干部偶然聽說他的事后，立刻幫他申請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身份認證，他的親身經歷才借助口述證言的形式得以保存。提及往事，老人感嘆道：“我命大，3次都沒死掉！”

夏淑琴（1929.5.5—　）

口述：我們全家九口人有七口慘遭日軍殺害，我本人也被日軍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和妹妹待在親人的尸體旁，十四天后才被人發現。

攝影手記：南京大屠殺時，夏淑琴8歲。一天之內，一家9口7人遇害，近乎滅門。美國人約翰·馬吉拍攝的夏淑琴牽著4歲的妹妹夏淑蕓站在殘垣斷壁前的影像，以及德國人約翰·拉貝在日記中對他們家遭遇的記錄，成為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最直接的鐵證。

幾十年來，夏淑琴接受過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的采訪，多次赴日參加證言集會，與日本右翼打官司，出席國家公祭儀式……年邁的夏淑琴一遍又一遍對世界揭開內心的傷疤。那天，夏淑琴身穿新的老式罩襖坐在椅子上等待著采訪和拍攝，目光堅定，頭發梳理得紋絲不亂。時間磨平了她10個手指上的指紋，但始終無法磨滅她心中的悲憤，面對鏡頭她再次用盡氣力拍著桌面高聲喊道：“我一直要講，講到日本人承認歷史，講到日本人道歉！”

當年夏淑琴領著妹妹夏淑蕓，躲在父母姐妹的尸體下，靠著污水和一點鍋巴活著，過了14天才被人發現，那14天對兩個小女孩造成的心靈傷害無法估量。與姐姐夏淑琴不一樣的是，妹妹夏淑蕓離開了南京，對那段經歷絕口不提，把一切永遠塵封在了心底。

后記

(感謝速達老師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