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過程追蹤法:基本原理與指導方針》）是德里克·比奇（Derek Beach）和拉斯穆斯·布倫·佩德森（Rasmus Brun Pedersen）兩位學者合著的權威工具書，深入探討了因果機制研究中的過程追蹤方法。德里克·比奇是哥本哈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長期從事因果推理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教學與研究，尤其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具有廣泛影響。拉斯穆斯·布倫·佩德森則是丹麥奧胡斯大學的教授，專注于政治分析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尤其擅長多種研究方法的結合與應用。

本書系統地闡釋了過程追蹤的理論基礎與操作框架，并展示了這一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廣泛應用。通過聚焦單一案例并解析因果鏈條中的中介機制，過程追蹤為復雜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提供了一種兼具理論深度和實證可靠性的研究工具。書中不僅探討了這一方法在揭示微觀機制和探索機制普適性方面的潛力，還反思了其在面對多因多果、非線性復雜現象時的局限性，提出了改進的可能路徑。無論是對因果機制研究者，還是對社會科學方法感興趣的學者，本書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之作，為因果機制的研究提供了系統的理論與實踐支持，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背景與意義：因果機制研究的重新審視

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的研究長期以來是社會科學的核心議題之一，但其重要性和研究路徑在不同歷史階段表現出顯著的變化。從早期的實證主義到后來的科學實在論，研究者對因果關系的理解逐漸從變量間的相關性轉向對因果過程本身的關注?！禤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通過系統性地探討因果機制，反映了這一學術范式的轉變，同時也為深入理解復雜社會現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工具。

傳統因果研究往往集中在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試圖通過統計方法揭示某種“普遍規律”。例如，通過大樣本數據的回歸分析，研究者能夠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教育成就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然而，這種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逐漸顯現。首先，相關性并不等于因果性，變量之間的統計關聯無法解釋兩者之間的具體路徑。其次，傳統方法通常以封閉系統為前提，很難處理開放系統中的復雜現象，如社會變遷、制度演化或政策效果。更重要的是，傳統方法關注的是因果關系的“外部表現”，而非“內部運作”。這導致研究者對因果過程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忽視了行為者的決策邏輯、社會結構的作用機制以及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互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因果機制研究逐漸興起。因果機制研究的核心是回答“因為什么”和“如何發生”的問題，試圖通過揭示原因和結果之間的中介過程，提供更具解釋力的因果邏輯。因果機制的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科學哲學，尤其是Machamer、Darden和Craver提出的機制哲學。他們認為，機制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實體和活動構成的，這些實體和活動共同完成某種特定功能（Machamer、Darden 和 Craver，2000；Machamer，2004）。對于社會科學而言，這一理論強調了微觀行動與宏觀結構之間的因果聯系。例如，在解釋社會運動的擴展時，研究者不僅需要關注外部資源的支持，還需要分析抗議者如何通過組織、動員和溝通形成集體行動。

過程追蹤方法正是在因果機制研究需求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超越敘事、講求因果，即所謂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意義上的過程追蹤，目前已成為政治學、社會學各領域(特別是公共政策、外交政策等經驗研究)中被廣泛采用的個案研究方法之一。[②]這種方法強調蹤通過具體的、歷時性的個案 研究，試圖打開因果關系“黑匣子”，考察原因與結果通過什么樣的因果機制連接起來，從而形成完整的因果鏈。其意義在于能夠將理論假設與具體案例中的實證數據緊密結合，通過對關鍵機制的驗證或發現，為因果推理提供堅實的基礎。例如，在研究國際關系中的規范性因素時，過程追蹤能夠深入分析道德、文化和國際環境如何通過具體的政治行為塑造國家間的互動。這一方法不僅適用于探索性研究，還能夠對現有理論進行嚴格的實證檢驗。

因果機制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它為理解復雜社會現象提供了多層次的分析框架。在現代社會中，許多現象具有高度的復雜性，例如氣候變化的政治應對、全球化對本地經濟的影響以及技術革命對勞動市場的沖擊。這些現象通常涉及多因多果的關系，不同層次的機制可能同時發揮作用。因果機制研究通過將因果過程分解為具體的中介路徑，能夠更清晰地展示不同機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現。例如，全球化的經濟影響可能通過國際貿易政策、跨國企業行為和本地勞動力市場結構等多個機制展開。通過過程追蹤，研究者可以逐一分析這些機制的作用路徑，為復雜現象的解釋提供更全面的視角。此外，因果機制研究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政策設計和實踐的指導上。在公共政策領域，單純的相關性分析往往難以為政策制定提供直接建議，而機制研究能夠揭示政策在不同情境中的具體效果。例如，教育政策的成功可能依賴于教師培訓、家長支持和學生激勵等多個機制，過程追蹤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識別哪些機制在不同地區或群體中發揮關鍵作用，從而實現政策干預的精準化。

盡管因果機制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它也面臨一些理論和方法上的挑戰。例如，在機制的定義上，不同學者之間存在分歧。有人認為機制是連接原因和結果的中介過程，也有人強調機制是由實體和活動構成的多層次系統。這種定義上的分歧不僅影響了研究的理論統一性，也對實證操作提出了困難。此外，因果機制研究對數據的要求較高，尤其是在隱性機制的研究中，如何獲取和驗證關鍵證據成為一大難題。例如，領導決策過程中的機制可能涉及私人對話和未公開的決策記錄，這些信息往往難以直接獲得。這種數據匱乏問題要求研究者在證據的推導和驗證上投入更多努力，同時需要發展新的數據收集技術以支持因果機制研究的深化。

總的來說，因果機制研究為社會科學的因果解釋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通過過程追蹤等方法，研究者能夠超越變量相關性的局限，深入探索復雜社會現象的內部運作邏輯。然而，因果機制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提升理論解釋力，也在于其對研究方法提出的挑戰和推動。未來的因果機制研究需要在理論精化、方法創新和技術輔助等方面取得更大進展，以應對現代社會中不斷涌現的復雜性問題。這正是《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所提供的最深刻啟示之一。

二、框架與應用：過程追蹤作為核心

本書通過詳細分析過程追蹤的理論框架與實證策略，為社會科學中的因果機制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過程追蹤方法強調通過單一案例的深度分析，逐步揭示因果機制中各環節的操作邏輯，從而驗證因果鏈條的存在與作用。其主要目標在于“打開因果關系的黑匣子”，強調通過識別和驗證中介機制，回答因果過程的“如何”和“為什么”問題。這種方法既可以用于理論檢驗，也能幫助研究者構建新的理論假設，為復雜社會現象的解析提供了一個兼具理論性和操作性的路徑。

在方法框架上，過程追蹤的核心邏輯是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s）的拆解與重構。因果機制是連接原因與結果的中介過程，而非簡單的變量間關聯。書中提出了機制的兩種理解方式：（1）最簡化理解（Minimalist Approach）：簡單地將機制概念化為“原因→機制→結果”，關注機制是否存在，但不深入解析具體過程。（2）系統化理解（Systems Approach）：將機制細分為多個部分，明確每一部分的作用及其與整體因果過程的聯系。作者將因果機制定義為由“實體”（entities）和“活動”（activities）構成的系統，這些元素通過特定的路徑連接起因與果。作者認為，過程追蹤所“追蹤”的是因果機制具體操作是在單一案例的深度研究中進行案例內部的因果推論（within-case inferences）。這一框架突破了傳統變量分析的局限，強調“由果溯因”的因果推理邏輯，要求研究者從結果出發，逐步倒推原因及中間機制。這一方法論取向使得研究者能夠超越傳統變量分析的局限，深入探討變量之間的“因果路徑”而非僅僅呈現其“相關性”。

在實證操作中，過程追蹤以“機制證據”的搜集與驗證為中心。機制證據指的是能夠直接支持或反駁特定因果假設的觀察結果。書中強調，機制證據并非簡單的描述性材料，而是因果鏈條中關鍵環節的具體表現形式，其作用在于將理論假設與經驗世界連接起來。例如，在尼娜·坦南瓦爾德（Nina Tannenwald）1999年關于核武使用禁忌的研究中，決策者的會議記錄和公開言論被用作關鍵證據，揭示了道德規范如何通過特定的行為和言辭約束政策決策。這種證據的使用不僅為理論假設提供了直接支持，也為因果機制的具體化和理論解釋的深化奠定了基礎。然而，機制證據的搜集并非總是順利，尤其是在處理隱性機制或高度情境化的研究中。例如，某些社會現象的關鍵機制可能難以通過直接觀察捕捉，而必須通過間接推理加以揭示。這種情況下，過程追蹤需要結合多種證據來源，包括歷史檔案、訪談記錄、觀察數據等，以增強因果推論的全面性和說服力。同時，書中指出，機制證據的價值還取決于其獨特性和多樣性。獨特性是指證據必須能夠明確指向特定的因果機制，而非同時支持多種互相矛盾的解釋。多樣性則強調從不同維度收集證據，以避免單一證據可能帶來的偏誤。

過程追蹤方法的另一個核心特點是對時間序列的重視。書中提到，因果機制的驗證需要遵循時間上的邏輯連續性，通過“前因”與“后果”之間的動態變化揭示因果鏈條的運作過程。例如，在研究社會運動的發展時，研究者可以通過追蹤從初始動員到最終集體行動的各個階段，分析關鍵行為者如何通過組織、資源分配和策略調整推動運動的擴展。時間序列分析不僅增強了因果推論的邏輯一致性，也為揭示機制的動態變化提供了理論工具。

跨案例比較是過程追蹤方法的另一個重要應用領域，盡管這一過程在方法論上存在一定的復雜性。單案例的深度分析能夠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因果機制，但其結果往往具有情境依賴性，難以直接推廣。書中提出，通過對多個案例的機制表現進行比較，可以提高理論的普適性并揭示機制在不同情境中的適配性。例如，在分析不同國家的經濟改革成功與否時，研究者可以比較精英合作這一機制在各國具體表現形式上的異同。這種比較不僅能夠揭示機制的運作規律，還能識別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局限性，為理論建構和政策設計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建議。盡管過程追蹤方法在理論和實踐中表現出顯著優勢，其局限性也值得注意。例如，書中明確提到，過程追蹤的有效性高度依賴研究者的理論敏感性和對證據的解讀能力，這種對個人經驗和判斷的依賴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主觀性增強。同時，因果機制的復雜性往往要求研究者處理大量異質性證據，如何在這些證據之間建立有機聯系，并避免因過度依賴個別證據而導致的偏差，始終是這一方法面臨的難題。此外，過程追蹤對時間邏輯的強調可能在某些非線性因果現象中顯得不足，例如社會變遷或技術擴散中，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并非按時間順序展開，而是表現出動態反饋的特征。

具體而言，作者系統地展示了過程追蹤方法在不同研究領域的應用實例。過程追蹤方法的一個經典應用領域是政治學，尤其是在決策過程的研究中。例如前文提到的以Tannenwald關于核武使用禁忌的研究，作者通過分析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多次核武政策決策，揭示了“禁忌言論”這一因果機制的具體運作。通過搜集領導者會議記錄、決策文本和國際輿論的相關材料，研究不僅驗證了道德規范在政策中的影響，還展示了這些規范如何通過具體的行為路徑發揮作用。然而，這一案例也暴露出過程追蹤方法的一個局限性：在機制的驗證過程中，研究者依賴的多為文字材料和言辭記錄，這些證據的主觀性和選擇性可能影響對機制的真實再現。例如，決策記錄的編撰往往具有政治意圖，如何確保證據的中立性和全面性，是這一方法面臨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學的應用中，過程追蹤通過關注微觀機制和社會行動者的互動行為，為復雜社會現象的因果解析提供了新的視角。例如，在研究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過程追蹤幫助揭示了從抗議初期的動員到大規模運動擴展的因果邏輯。研究者通過分析抗議組織的內部文件、領導者訪談以及社交媒體傳播記錄，重構了運動中關鍵事件的作用路徑。這一方法能夠有效區分不同因素在機制中的優先級，進而為社會現象提供更為細致的因果解釋。然而，批判性地看，這類研究的一個難點在于對“關鍵事件”的識別和界定。在抗議研究中，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事后總結的結果，而過程追蹤必須依賴這些總結來構建因果鏈條，這種依賴可能導致對事件選擇的偏差。例如，某一事件在運動中的實際作用可能被其他更隱性的機制掩蓋，從而削弱研究的解釋力。

歷史學中的因果機制研究也是過程追蹤的重要應用領域。在分析制度變遷或重大歷史事件時，過程追蹤能夠通過深度剖析特定案例的時間軸，揭示關鍵行為者與宏觀社會結構之間的交互作用。例如，在關于英國議會制度起源的研究中，作者通過分析歷史檔案、政策文本以及貴族與君主之間的權力博弈記錄，重構了議會制度形成的因果過程。過程追蹤的優勢在于能夠在單一案例中展示多層次的機制運作邏輯，并通過證據鏈條提高解釋的精確性。然而，這種精確性可能受到證據本身的歷史局限性影響。歷史檔案的殘缺性和語境的復雜性使得研究者可能無法全面重現機制的所有環節，而對部分環節的缺失推測則可能導致理論化的過度簡化。

經濟學中的政策分析也借助了過程追蹤的理論工具。在研究經濟改革的因果機制時，研究者通過分析國家內部精英協調行動的路徑，揭示了政策成功與失敗的潛在原因。例如，通過對智利經濟改革的研究，過程追蹤展示了精英內部的合作和外部支持如何共同推動政策實施。這一研究通過對政策文件和決策記錄的詳細分析，展示了多層機制的復雜性和互動性。然而，這類研究往往面臨機制外因（如國際環境）的干擾。這提示研究者需要在具體機制與更廣泛因果背景之間保持平衡，否則可能忽視宏觀背景對微觀機制的塑造作用。

盡管過程追蹤的方法在因果機制研究中顯示出強大的解釋力，但它也面臨方法論上的挑戰。首先，這一方法對證據的依賴性較強，但證據的搜集和解釋過程本身可能存在偏差。例如，書中強調“獨特性證據”是驗證因果機制的重要依據，但在實際研究中，如何確保證據的獨特性以及避免過度依賴個別證據仍是一個未解難題。其次，過程追蹤高度依賴案例的時間邏輯，但這種線性因果鏈條的假設可能無法適應某些復雜現象的多因多果特征。社會現象往往具有非線性特征，單一機制的線性分析可能低估了不同因素之間的交互效應。此外，過程追蹤方法的推廣性和可復制性也值得進一步反思。由于其強調深度案例分析，每個研究往往高度情境化，研究結果難以在不同背景下直接推廣。因此，盡管作者提倡通過比較案例研究提高過程追蹤的普適性，但這往往需要額外的研究資源和時間投入，實際操作的難度較高。

三、啟示與未來方向

《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為因果機制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系統化的方法框架，并在學術實踐中表現出顯著的解釋力和靈活性。然而，這種方法并非無懈可擊，其理論邏輯和操作實踐中存在一些內在挑戰。

首先，過程追蹤方法的核心在于通過因果機制的解析揭示社會現象背后的深層邏輯。然而，其對因果關系的“線性可追溯性”的依賴也帶來了理論上的局限。書中指出，“過程追蹤的本質是沿著時間維度追蹤因果鏈條，以驗證機制的存在”。這一線性假設適用于某些具有明確因果路徑的現象，例如政策制定過程或歷史事件的發展。然而，在許多非線性、多因多果的復雜社會現象中，不同機制可能交織在一起，形成非線性或循環的因果關系。例如，社會運動的成功不僅取決于動員機制，還可能受到外部環境、資源配置和突發事件的綜合影響。過程追蹤方法雖然能夠逐步驗證機制中的每個環節，但可能難以捕捉機制之間的交互性和系統性。

其次，過程追蹤的核心優勢在于其理論和實證的結合。通過將理論假設細化為機制框架，并利用具體案例中的多源證據加以驗證，研究者能夠有效地將理論置于經驗基礎之上，避免理論的過度抽象化。書中提到，“過程追蹤的關鍵在于通過獨特的、關鍵性的機制證據驗證因果關系”。然而，這種強烈依賴證據的策略也對數據的獲取和解釋能力提出了高要求。書中多次強調機制證據的“獨特性”，但在實際研究中，證據的篩選和解讀過程可能充滿主觀性，尤其是在機制運作涉及隱性因素時。比如，歷史檔案的選擇或政策文件的解讀往往帶有語境限制，研究者可能因為偏見或資源不足而忽視其他潛在的重要機制。。此外，書中強調了證據的多樣性和獨特性，但不同類型證據之間的矛盾性或不一致性可能削弱研究的解釋力。例如，當訪談數據與歷史檔案中的信息不符時，研究者需要如何權衡不同證據的權重？這種問題在高復雜性和高政治性的研究中尤為突出。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過程追蹤結果的外推性。書中指出，“過程追蹤更適合深度分析單案例中的因果鏈條，而不一定能夠直接推廣到其他情境”。這一方法強調個案研究的深度剖析，旨在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因果邏輯。然而，這種情境依賴性可能限制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例如，在研究某一國家的政策改革時，文化、歷史和制度環境的差異可能使得機制在其他國家中并不適用。盡管書中提出通過跨案例比較的方法提高研究的普適性，但這一過程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并且比較案例之間的背景差異可能導致機制的顯著變化，從而增加研究的復雜性。

此外，過程追蹤方法對研究者能力的依賴性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由于過程追蹤涉及復雜的因果推理和多種證據的整合，“過程追蹤的有效性依賴于研究者對理論的敏感性和對證據的準確解讀”，研究者的理論洞察力和實踐操作能力對研究質量具有直接影響。然而，這種對個人能力的高度依賴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性，尤其是在缺乏標準化操作流程的情況下。比如，不同研究者可能對同一證據的解讀存在顯著差異，從而影響對機制運作的最終判斷。這一現象提示我們，過程追蹤的未來發展需要在標準化和系統化上進行更多探索，例如開發統一的證據整合工具或建立更透明的分析規范，以減少研究中的主觀偏差。

同時，過程追蹤方法的時間序列性分析在動態機制研究中的表現也存在一定不足。許多復雜社會現象（如技術擴散、氣候變化的社會影響等）具有高度動態性，其因果機制可能隨時間推移而發生重大變化。例如，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社會輿論、經濟環境和國際關系都會對政策機制的表現產生不同影響，而過程追蹤通?；陟o態時間線的假設，可能無法充分捕捉動態因果關系的演化過程。這一不足提示我們，未來研究可以考慮結合動態建模方法或系統動力學工具，將過程追蹤擴展到動態機制研究領域，以應對復雜因果現象的非線性特征。

最后，過程追蹤方法在技術工具的輔助下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力。例如，隨著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成熟，研究者可以更加高效地挖掘文本數據中的機制線索，從而提升數據分析的精確性和規模性。然而，這一技術化趨勢也帶來了新挑戰，即如何在大數據分析中保持因果推理的理論深度，而不被海量數據的表面模式所主導。這種技術與理論之間的平衡將成為過程追蹤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為因果機制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和操作框架，但其方法論設計仍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其對單案例深度分析的強調、對線性因果鏈條的依賴以及在推廣性上的不足，限制了方法的某些應用場景。然而，通過結合多學科資源、引入動態分析工具以及加強技術輔助，過程追蹤方法有望在復雜社會現象的因果解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提供持續動力。

（作者：梁倩玉，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 2022 級博士研究生）

[1]本書也被譯為中文版，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倫·佩德森著，汪衛華譯:《過程追蹤法:基本原理與指導方針》，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中文版譯自2013年本書第1版。2019年本書推 出了擴充的第2版，除將過程追蹤的因果關系本體論立場在“機制論+決定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為“機制論+本體論意義上的決定論+認識論意義上的概率論”，增加了一種“理論修正型過程追蹤”，并充實了有關個案選取的討論之外，基本論點沒有什么變化。迄今為止，這仍是唯一一種過程追蹤方法專門教科書。

[2] “process tracing”的說法最早出現，見于Robin M.Hogarth， “Process Tracing in Clinical Judgement an Analytical Approach，”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2.亞歷山大·喬治對外交政策分析中過程追蹤方法的最早表述見 Alexander L. George， “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Cognitive Beliefs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he ‘Operational Code’ Belief System，” in Lawrence S.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pp.95-124，轉引自：汪衛華，《拆解過程追蹤》，《國際政治科學》，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