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巴黎圣母院歷經5年維修重新開放，郎朗受邀在巴黎圣母院內舉行的音樂會上演奏。12月10日，剛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來到了在張園舉行的“2024澎湃城市更新大會”，與著名作家蘇童跨界對談，以文學和音樂為切入點，暢談城市文化和城市更新。

德國文學家歌德說過，“建筑是凝固的音樂”。19世紀中期音樂理論家、作曲家姆尼茲?豪普德曼則提出，“音樂是流動的建筑”。建筑和音樂的關系一直被人們探討，人文性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中國城市化進入下半場的關鍵時刻，這場對談格外具有當下意義。

2024澎湃城市更新大會在張園舉行

音樂的巴黎，文學的巴黎

2019年巴黎圣母院在一場大火中受損嚴重，時隔5年，鐘聲再次敲響，一場盛大的音樂會為巴黎圣母院的新生揭開序幕。郎朗攜手杜達梅爾指揮的法國廣播愛樂樂團，演奏了圣·桑《第二鋼琴協奏曲》“終曲”，祝賀巴黎圣母院的重生。此外，郎朗還獨自演繹了李斯特《愛之夢》。

在為慶賀巴黎圣母院重新開放而舉辦的音樂會上，郎朗帶來演奏

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的那一天，郎朗剛好在巴黎，看到了濃濃的黑煙沖天而起，“那的確是一個悲慘的時刻。”因為雨果那部著名的小說，巴黎圣母院成了巴黎城市文化的一個標志性存在，對這座城市意義重大。

在巴黎圣母院演奏的時刻，讓郎朗深感震撼，“在那個空間中，說一句話聲音都會被放大，我們一開始排練只能聽到轟轟的聲音，琢磨了一會才把聲音降下來。”正式演出時，他彈奏了《愛之夢》，音樂在重生的古老建筑內流淌，“那是一個美妙的時刻。”

“為什么巴黎圣母院這么出名？雨果功不可沒，文學功不可沒。”在文學中塑造了巴黎的不止雨果一位作家，蘇童列舉了“三個巴黎”：雨果的巴黎、普魯斯特的巴黎、巴爾扎克的巴黎。

除了《巴黎圣母院》，雨果還寫過《九三年》，一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寫腥風血雨中的巴黎；還有《悲慘世界》，寫底層社會的巴黎。“宗教、革命、社會，通過雨果的小說，我們可以閱讀巴黎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蘇童說。

普魯斯特則在《追憶逝水年華》中寫到過巴黎的“小馬德蘭點心”。蘇童讀到這個片段，一直無法代入。直到他去巴黎住在馬德蘭教堂附近，在旁邊一個幾百年歷史的蛋糕店里第一次看到了這種點心。“有馬德蘭點心的巴黎，是普魯斯特提供給我們的，一個非常敏感、講究、高雅的巴黎。”

巴爾扎克的小說避開了巴黎，但他卻從年輕時就居住于巴黎。他的作品中，亦能看到這座城市帶給他的影響。“這些文學巨匠的作品，讓巴黎這座城市，通過文學與一個中國人建立了親切的聯系。”蘇童這樣表達他對巴黎的感情，“幾位作家用自己的文字，構建了不同的巴黎。”

蘇童郎朗跨界談“新”

郎朗的上海，蘇童的南京

巴黎是浪漫主義時期最重要城市，肖邦等音樂家都曾居住于此。郎朗經常去這座城市，“晚上城市的路燈是黃色的，像蠟燭燈的燈光，很容易進入狀態，仿佛進入了電影《午夜巴黎》中的情景。”城市中有歷史建筑如盧浮宮、羅丹藝術館，也有新的人文地標如音樂學院等等，構建出一個保留了歷史，又在不斷更新的巴黎。

郎朗很欣賞這種城市更新的方式，不是全盤推翻，而是在歷史基礎上不斷塑造。他注意到，如今國內在歷史建筑更新方面也有了很多實踐，例如上海徐匯濱江帶改造了大量工業遺存，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特別喜歡上海的一點是，這里是一個非常適合走路的城市。”如今郎朗定居于上海，經常外出city walk，這種與城市親密接觸的機會放松而愜意，“我也很喜歡上海中西融合的氣質，在這里能既看到中國傳統藝術，又能看到西方藝術，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人都會來到上海，讓這座城市成為一個情感的樞紐。我很喜歡在這里生活。”

蘇童生活于南京，這是一座歷史文化厚重的城市。蘇童把南京比做樂器中的二胡，中國風格濃郁又帶著一絲凄婉，“如果把一個城市比喻成樂器，沒有比鋼琴更適合上海的。北京很像銅管樂器或者是圓號，我覺得那是北京的音色。我的故鄉蘇州是笛子，廣州那種嘈雜的城市氣息則讓人想到琵琶。”

近年來南京引入文學力量激發城市活力，在全城規劃了10條文學之都小路。而蘇童有自己的“文學小徑”，他推薦大家去南京中山陵步行，“在那里可以聽見空間中有悲壯的二胡聲回響，這是歷史在那里交匯，每一段不同的歷史匯聚在一起成為鄰居。”

“看得見”的建筑，“看不見”的文化

全球化的浪潮讓世界趨同，在過去40余年，中國經歷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城市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文化，成了值得探討的話題。

“我一直覺得不需要太刻意。”蘇童認為，時間如何流逝有其自身規律，社會生活如何持續是由各個人、各個階層自發完成的，“一方面我們經常在談城市建設的理念，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警惕，被刻意規劃的生活是不太好的。”城市中，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和諧相處，構建出的城市文化，才是鮮活的、有特色的。

文化和城市一樣在時間當中流變。對于一座城市，建筑的變化是“看得見”的，文化與人的思想肉眼不可見，卻也深刻影響著城市、改變著城市。如今，網絡時代碎片化消息盛行，普通人的生活被短視、短消息占據，嚴肅文學和古典音樂的生存空間是否被擠占？

“我們離經典作品產生的時代越來越遠，新媒體時代古典音樂的傳播確實面臨挑戰。”郎朗坦承。但他相信不論是西方古典音樂還是中國傳統音樂，都依然有受眾，“現在人們看的東西越來越短，似乎對長篇小說和交響樂是不利的，但反向思維，越是這樣我們才越需要有深度的作品，讓大家浮躁的心沉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