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詩集中有兩首十分特別的小詩，一首題為《命里》：

熊羆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胄來。

一日捉將沙漠去，遭逢碧眼老回回。

另一首題為《唆都》：

虎牌氈笠號公卿，不直人間一唾輕。

但愿扶桑紅日上，江南匹士死猶榮。

單看詩題，兩首詩莫名其妙，其實這是兩個人名，都為當時的元軍將領。文天祥以這兩位元朝將領為題寫詩，寥寥幾句，寫出了他們的特征，其中命里是一位來自西域的軍官，屬“色目人”，相貌迥異于中原人，被文天祥稱為“碧眼老回回”。另一位名叫“唆都”，他腰懸“虎牌”，頭戴“氈笠”，衣著樸素，相貌平常，但身份已是“公卿”之貴。

文天祥如何與這兩位元朝將領有所接觸，而且將他們的形象寫進了自己的詩中呢？這里有一段相當精彩的故事。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今江西吉安人，二十歲舉進士，對策集英殿，南宋理宗“親拔為第一”，名滿天下。但文天祥的仕途并不順利，十多年間雖歷任寧海軍節度判官、刑部郎官，出守瑞州，繼任江西提刑、尚書左司郎官、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等職，但并未據要津，三十七歲時，甚至因權臣賈似道的排斥而“致仕”，仕途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幸而一年后起復為湖南提刑，次年知贛州。

轉眼到了南宋德祐初（1275），元軍已勢如破竹，逼近了南宋的政治中心臨安（今杭州）城，朝廷緊急向各地求援，“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杰，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杰皆應，有眾萬人”。（《宋史·文天祥傳》）面臨元朝大軍壓境的危難局面，在地方任職的文天祥聞詔涕零，他挺身而出，召集當地軍民勤王，短期內得萬人。因此，朝廷召文天祥率領這支人馬赴臨安保衛首都。當年八月，文天祥率軍來到杭州，被授予“知平江府”之職，平江為今蘇州。十月，文天祥在平江兵敗，不得已棄平江，退保余杭。次年正月，文天祥被授予“知臨安府”之職，成為南宋首都臨安城的行政長官，似乎要擔負起保衛臨安的重任了。可是就在這時，南宋王朝宣布投降，朝中陳宜中、張世杰等文武重臣相繼出走，朝廷無人可用，這時候才任命文天祥為樞密使，不久又任命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成為頂級高官，但給他的任務只是“如軍中請和”而已。

當時的形勢，“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文天祥《指南錄后序》）“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元朝一方大軍壓境，同時又施出休戰促降的手段，邀請、敦促南宋派頂級高官赴軍中會晤。眾人認為，既然北兵還愿意談，應請文天祥親自赴元軍中一趟，才有希望化解當時的危局，“眾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文天祥自己也認為有此必要，“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因此，他決定親身赴險，到皋亭山下明因寺元軍統帥部談判。

當然，文天祥的想法未免天真，雖然他一逞辯才，“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宋史·文天祥傳》）結果是“丞相怒拘之”，（《宋史·文天祥傳》）“予不得歸矣”。（《指南錄后序》）

在元營羈留期間，元軍統帥伯顏安排兩位軍官負責“館伴”文天祥，“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指南錄后序》）這兩位日夜陪伴監視文天祥的“貴酋”，就是文天祥詩中寫到的命里和唆都。

命里和唆都名為“館伴”，表面對文天祥十分尊敬，實則對文天祥實施監督管制，日夜不離。文天祥對這兩人充滿了蔑視，將他們的形象寫入了詩中。在元軍的管制下，文天祥無奈隨遞送降表的宋降臣一起行動，“賈余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指南錄后序》）于是，文天祥“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余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宋史·文天祥傳》）在鎮江，文天祥終于找到機會，乘夜逃脫了監管，渡江至江北到了真州（今高郵），從此龍歸大海，鳥入森林，投入了波瀾壯闊的抗元斗爭中。不料一年多以后，在轉戰江西福建的戰場上，文天祥又和唆都遭遇了。

據《元史·唆都傳》記載，唆都，扎剌兒氏，蒙古人，自幼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西域有功。李璮據山東叛亂，唆都從諸王哈必赤平之。還朝后，唆都向朝廷報告：“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鬻馬于宋境，乞免其罪，籍為兵。”經朝廷同意，籍此類人為兵，得三千人，分其中一千人隸唆都，唆都因此成為千戶軍官，奉命駐守蔡州（今河南汝南）。

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元軍兵圍襄陽，唆都奉命“出巡邏”，他率軍奪宋金剛臺寨、筲基窩、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隘。至元六年，宋將范文虎率舟師駐灌子灘，元丞相史天澤命唆都擊退之，唆都因此升總管，“分東平卒八百隸之”，唆都的隊伍有所擴大。至元九年，元軍攻樊城，唆都先登，被圍攻數年的樊城終被攻破，隨之，襄陽城降。“襄陽降，再與卒五千，賜弓矢、襲衣、金鞍、白金等物”。在攻克樊城的戰斗中，唆都先登立大功，受到朝廷重賞，唆都的軍隊再增員五千。經過這么多年的血戰，唆都一刀一槍，屢建功勛，至此已升為中高級軍官，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見，旋升“郢復等處招討使”。至元十一年（1274），唆都移戍郢州之高港，敗宋師，斬首三百級，獲裨校九人。隨即又跟從元朝大軍渡過長江，“鄂、漢降”。

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建康（今南京）城投降，參政塔出命唆都入城“招集”，不久改任“建康安撫使”，唆都以軍官兼任城市管理者。又率軍攻平江、嘉興，皆下之，于是率舟師會伯顏元帥于皋亭山。在皋亭山下的元軍統帥部，唆都接受了一項臨時性任務，就是負責“館伴”文天祥。唆都與文天祥，兩個天南地北毫無瓜葛的人，從此開啟了一段晝夜不離的親密結伴之旅。唆都對文天祥的態度是很客氣的，即所謂“貌敬”，而文天祥對唆都的態度則非常不屑，直斥之為“不直人間一唾輕”的小人。對此，唆都似乎并不在意，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文天祥有這樣一首以他為題的詩，或者說他可能根本不識字，就算這首詩擺在他的面前，他可能也不知所云。

南宋王朝投降亡國，元朝留參政董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作副手的人選，董文炳請留唆都為副。這時臨安城周邊的零星戰斗還在持續，衢州、婺州再次爆發戰爭。董文炳對唆都說：“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唆都因此來到嚴州。舊嚴州府位于今浙江省西部錢塘江流域，北、東、南分別與浙江的杭州、金華、衢州接壤。唆都剛到嚴州不過十日，衢州、婺州、徽州宋軍連兵來攻，唆都擊退宋軍，俘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不久，唆都不負使命，相繼“復婺州，敗宋將陳路鈐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衢守備甚嚴，唆都親率諸軍鼓噪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唆都獨當一面，攻無不克，屢建戰功。

至元十四年（1277），唆都升任“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奉命率軍取道泉州，泛海與其他元軍會師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今屬江西上饒）守臣來求援，對唆都說：“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矣。”唆都于是遣人將邵武（今屬福建南平）招降，他自己率軍趨建寧（今屬福建三明），將建寧奪取。此時，文天祥的軍隊也在這一帶活動，文天祥與南劍州（今屬福建南平）都督張清合兵，意圖襲擊建寧，唆都夜設伏兵敗之，又轉戰至南劍州，擊敗張清，奪其城。

也就在這一段時間，唆都曾派人給文天祥傳信，勸其投降。為此，文天祥曾回信唆都，表示了拒絕投降的立場，但用語十分客氣，與一年前的態度不可同日而語。文天祥的回信，保留在文天祥的文集中，全文如下：

天祥皇恐奉稟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后，即建褔以次淪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勢力窮屈，泛觀宇宙，無一可為，甚負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見老母，燈（節）前一夕自汀移屯至龍巖，間道得與老母相見，即下從先帝游，復何云！都相公去年館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回書，復遣羅輝來。永訣永訣，伏乞臺照。（《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八文集拾遺《正月復降書》）

隨后，文天祥因戰事不利，率軍退往廣東，次年（1278）底在今廣東海豐縣北五坡嶺被俘，求死不得，于1279年舊歷十月初一日，被押至燕京（今北京）關押。

而這段時間，唆都繼續在福建、廣東轉戰，相繼攻取了福州、漳州、潮州等城，“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唆都的職務再次提高，成為福州一帶的行政主官。不久，忽必烈召唆都入見，對他說：“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升其職為“左丞，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至元十八年（1281）“改右丞，行省占城”。

占城在今越南中部，為此，唆都于1282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經過一番惡戰，“占城降，唆都造木為城，辟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谷十五萬以給軍”。在當地站住了腳。

兩年后（1284），忽必烈之子鎮南王脫歡率軍進攻交趾（在今越南北部），唆都接到命令，率軍從占城北上，配合脫歡的行動。唆都率軍一路北上，擊敗了沿途阻擊的交趾軍，不久與脫歡匯合了，脫歡命唆都駐軍天長，與脫歡的大營相距兩百多里。

時隔不久，交趾的雨季到了，陸地變成了澤國，到處一片汪洋，元軍的營寨被洪水圍困，軍中疫病流行，漸漸陷于不利的境地，脫歡一籌莫展，不得不請旨撤軍，匆忙中，脫歡居然忘了通知唆都，唆都的孤軍被拋棄在南方的叢林之中。

有人來向唆都報告，說脫歡大軍已經撤軍北歸了，唆都難以相信，急忙趕到大營察看，果然只見一座空城。陷于孤立的唆都軍，被交趾軍阻擊在乾滿江邊，唆都率軍力戰，終于未能挽回危局，最后，唆都戰死在軍前。“事聞，贈榮祿大夫，謚襄愍”。而此前一年（1283）年初，文天祥被羈押在燕京元朝兵馬司衙門三年多后，終于被忽必烈下令處死。其時還是舊歷前一年的年底，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文天祥在燕京柴市慷慨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