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茶座

何為智庫？智庫何為？這個基本問題，也是近年來“智庫熱”需要時時面對的問題。如何回答這一問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為“中改院”）的經歷，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鑒。

近日（11月1日），中改院剛剛慶祝了自己的第33個生日。與之同時，院長遲福林用八個字“建言改革、堅守改革”概括過去33年的實踐，并以這八個字作為兩本書的書名，在中央黨校出版集團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出版。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遲福林院長，他認為智庫要多做“適應趨勢的前瞻性研究、服務全局的決策咨詢研究和問題導向的行動性研究”。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遲福林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海南自由貿易港研究院院長，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著有《堅守改革——我與中改院的33年》《遲福林改革研究文選》《結構轉型：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親歷改革——與青年談改革開放》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智庫在今天成為一個“熱詞”，四十年前卻是“冷門”，絕大多數都是體制內的，您認為自己為什么會走上現代化新型智庫之路？

遲福林：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改院誕生，現在回過頭看，為什么創建中改院，并堅守到今天？我想有幾點因素很重要：

首先，是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和深化改革發展的需求。智庫的出現是中國社會走向進步的重要標志。中國在復雜環境下進行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建設，對智庫的需求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在這樣的背景下，1991年，中改院在改革的時代大潮中誕生，從甫一呱呱墜地就被賦予了為改革鼓與呼的職責與使命。

其次，是適應了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需要。中國的發展、改革的研究需要更廣泛地和世界對接、交流，通過智庫和世界加深交流很有必要。一建院，中改院就將推進國際交流合作作為重要任務，積極與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等合作，共同開展合作研究和合作培訓，等。這既是全國和海南改革開放的需要，又是中改院發揮作用、發展自身的需要。

另外，建設中改院也是我個人的追求。作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分子，我深刻感悟到：沒有改革開放，中國沒有未來。中國社會涌現一批有抱負、有思想熱心于智庫的知識分子群體。我深切感到推動改革需要深化研究，有必要建立一個改革研究機構，為不斷深化改革做點事、發點聲、出點主意。1992年，為了全身心辦好中改院，我從官員轉變為了一名學者。

高明勇：您之前出版了不少的著作，我看您這次把中改院33年的實踐總結為“建言改革”“堅守改革”，主要考慮是什么？

遲福林：

11月8日，中改院在北京舉行《建言改革》《堅守改革》新書發布會。于我個人、于中改院，這兩部書都有著特殊的意義。33年來，中改院人把自己對改革的理想、目標、責任、追求融入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辛酸苦辣、百感交織，但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中改院創建者的囑托、無愧于自己。我認為這兩個書名恰如其分，真實反映了我與中改院這33年。為什么堅守？怎么堅守？堅守什么？我概括為八個方面：“堅持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使命擔當”“建言深化農村改革的歷史責任”“建言‘兩個毫不動搖’的自覺行動”“惠及13億人基本公共服務的價值追求”“以高水平開放贏得未來的歷史主動”“加快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癡心追求”“改革理論創新的不懈探索”。

兩本書的最后，我們都以“改革跑贏危機”作為結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中改院提出改革正與危機賽跑，今天看，這一判斷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改革任務遠未完成，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仍然需要一代一代人拿好接力棒。

高明勇：不少成功人士都曾參過軍當過兵，如任正非等，您在年輕時候曾有一段時間的軍旅生涯，這段經歷，對您個人成長以及日后執掌中改院有哪些影響？

遲福林：

20年的軍旅生涯是我一生最寶貴的經歷。1968年1月，我成為沈陽軍區技術偵察支隊的一名學員，1976年10月成為國防大學的教員，1987年底為了去海南島，經過組織批準，不到一天，我就從軍人變成老百姓。其實我很不舍得這身軍裝，但為了到海南從事改革開放實踐，當時真的沒想那么多。

從1988年到1992年，我到海南以后，作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體制改革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主持、參與了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初期改革開放的若干實踐。這一段對我最大的錘煉就是把軍人的作風帶到了地方，在海南省體改辦加班加點是常態。那個年代，為海南的大開放、大改革、大開發熱潮絞盡腦汁，做了多項改革超前探索，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1991年年底中改院成立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投入了研究工作，把軍人的作風帶到了中改院。建院以來，我在同事們之中提倡“說干就干、干就干好、不干拉倒”，有人說，“一看就是曾當過兵的人提的！”到今天，中改院只有三十幾個人，但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這離不開良好的院風、作風。

高明勇：您有總結過嗎？

遲福林：

刻苦工作的敬業精神、團結協作的集體精神、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鍥而不舍的創新精神，這“四種精神”延續到今天，已經成為中改院精神風貌的集中體現。所以很多專家說，中改院是干事兒的，是有執行力的，這離不開長期以來作風的熏陶。

高明勇：很多不了解情況的人會疑惑，中改院一個“中”字頭智庫，怎么會在海南，您認為中改院立足海南，遠離北京，遠離政治中心，有哪些利弊得失？

遲福林：

中改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海南是中改院的“根”，是在海南建省辦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的特定背景下誕生的。從1990年醞釀成立直到今天，33年來中改院一直得到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南各界的全力支持與關愛，海南大特區這片開放和希望的熱土是中改院創立發展的獨特條件。

曾有人問我，“為什么選擇在海南創辦中改院？”也曾有人勸我把中改院搬到北京、廣東。我的回答是，“海南是中改院的命根子，動了就活不了。”海南有很好的生態環境，我們專家樓，一到冬天專家都來，方便開展各種研究。所以盡管有不利之處，更有有利之處。更重要的是，在這里凝聚了一批具有精神狀態的人。

高明勇：中改院的辦院宗旨是“立足海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外界也經常把中改院視為海南的一張名片，您認為中改院對海南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遲福林：

扎根海南，為海南改革開放建言，是中改院33年的癡心追求與重要職責。33年來，我與中改院的同事們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到研究海南的改革開放上，在服務政策決策、搭建交流平臺、提升國際影響、加強人才培養等方面積極發揮作用。我認為中改院對海南最大的影響，或者說之所以能立足海南，是因為始終熱愛海南、建言海南、持之以恒地以“跳出海南看海南”。

高明勇：不管是中改院，還是您個人，給大家最鮮明的印象就是“改革”，有人給您取綽號為“遲改革”，記得您當時還回應說“什么都能遲，改革不能遲”。關注、推動、記錄、研究改革幾十年，您今天如何“定義”改革，如何定義“智庫”？

遲福林：

我理解，智庫不是定義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干出來的。

高明勇：作為著名智庫專家，您一以貫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什么？

遲福林：

可以總結為適應趨勢的前瞻性研究、服務全局的決策咨詢研究、問題導向的行動性研究。歸根結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堅守和改革自覺。

中改院作為從事于改革研究的社會智庫，沒有別的，就是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為黨和國家提出戰略性、前瞻性的建議。

我們不做純理論式的研究，而是結合改革開放的實際問題開展研究；我們也不做批評性的研究，當然批評也是一種進步，但是，我們從中國國情出發，叫做以問題為導向的行動研究。1994年，時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首席代表赫爾康評價說，中改院就是行動研究。這個行動是戰略行動，戰略要有思想，思想才是戰略，但是這個戰略是“站”在地上的戰略，不是天上的。

高明勇：什么叫做“行動研究”？

遲福林：

我想“行動研究”可以分為幾點，首先是把握全局。比如世紀之交中改院研究基礎領域改革，今天的高鐵、公路這么發達，當年我們國家基礎領域多落后啊？但是我們看到，基礎領域改革是個大趨勢，我們現在很多綠色新能源不都是民營經濟發展起來的嗎？再比如，建設海南自貿港、走向大開放，如何把握全局？不是從海南看海南，而是要從國際環境看海南、從全國需求看海南。海南特在哪里，能發揮什么特殊作用？因此，要把握全局，了解全局趨勢、全局走向。

其次是把握問題。所謂問題，要摸準現實需求與未來趨勢。比如農村改革中的土地物權性質，我們從90年代提出來，這到今天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我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要清楚農民對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這樣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農民最大的需求在哪里？如何使土地的物權性質和農民聯系在一起？以前農村的生產資料都是公社的、集體的，后來分到個人了，農民有了種地的自主性，才有積極性了。更重要的是，土地使用權是農民實實在在最重要的財產，在兩個嚴格的前提下我們建議要全面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比如政府改革的需求何在？政府是環境的創造者還是市場的主體？建立市場經濟，如果政府是市場主體，那市場經濟能發展起來嗎？

然后就是在把握全局、把握問題的前提下給出行動性建議。

高明勇：其實最難的還是怎么解決問題？

遲福林：

是的，關鍵要提出務實可行的行動性建議。盡管有的行動建議未必成為大家可以用的，但是仍然具有價值。我是帶有一定理想主義者色彩的學者。比如當年我們提員工持股計劃，國有資本創造了大量的價值，需要提供公共服務，怎么把員工和企業結成利益共同體，拿出適當比例給員工產權，我當時提叫勞動力產權，由崗位、勞動時間、勞動貢獻等因素決定。員工持股計劃怎么從國企拓展到民企。華為為什么成功？重要一條是實行了員工持股。當然，行動性建議有的已經落地，有的未必現在落地，有的仍然是主張。但是，作為一個社會智庫，他的客觀研究在于能否把握全局，抓住問題，給出行動建議。

高明勇：中改院的特色是“小機構、大網絡”，您是如何深度挖掘專家資源并釋放專家智慧的？

遲福林：

實行“小機構、大網絡”，將各方面資源組織起來服務改革開放事業，這是中改院的一個基本特點和率先探索。很多人說，中改院的研究運行機制十分獨特。可以說，沒有“大網絡”，就沒有中改院，“大網絡”是支持中改院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過去是，現在是，今后更是。

33年來，總的來說，中改院主要凝聚了兩個層次、相對固定的“大網絡”：一個是由國內幾十名著名專家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對中改院研究課題進行指導和把關；一個是由數百人組成的網絡專家隊伍，參與中改院具體的研究課題。這兩支隊伍的成員大都來自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等研究改革某些領域的領軍人物或具有影響的專家學者。通過這些“大網絡”中的專家，中改院把改革政策研究的前瞻性、全局性、戰略性、對策性、行動性等，與學術機構專家學者研究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實現了很好的結合，在形成相關政策建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不斷提高改革研究質量提供了重要支撐，有力拓寬了社會智庫的影響力、輻射面。

高明勇：我的印象里，每逢重大歷史節點，或者重要政策出臺前后，中改院總能第一時間“發聲”，您是如何保持對改革的高度敏感性？“第一時間發聲”，如何確保對策建議的精準性與價值性？

遲福林：

一個智庫最重要的是戰略性思維、前瞻性研究。智庫就是思想庫，這個思想取決于其戰略的思維、前瞻性的判斷。要做到這樣，有兩條特別重要。一是對整個形勢和趨勢的把握，全局不了解，趨勢不把握，就很難；二是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和把握。

我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中改院90年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推動中國的農村改革，提出“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這個建議被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原文采納，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國農村改革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這得益于什么？得益于我院對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農村改革的把握。我們開展大量的實際調查研究，調研了若干省。比如我們在海南省東方市抱板鎮開展了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試點，我還給農民發證。全局和實際情況兩者結合起來才能產生具有全局性的、前瞻性的行動建議。當時，我們提出農村經濟改革改革60條建議，但是到目前還有很多事情沒有解決，仍然是我國農村改革需要繼續探索破題的課題。

第二個例子是政府轉型。2003年SARS危機以后，給我們很大的觸動，深切感受到追求GDP是政府當時的主要目標，而SARS危機暴露我們在社會共領域、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職能的嚴重缺陷。在這個背景下，2003年7月12日中改院在北京舉辦了“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改革形勢分析會。我在會上提出，我們現在應當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在中國改革初步取得一定突破的情況下，應該強化政府的社會和公共服務職能。當時會上很多專家很不贊成，說怎么能這樣？我們政府主要職能就是經濟建設。我說政府只有把環境創造好了，把公共服務職能、社會職能創造好了，才能給市場主體創造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會后不久，我到南昌市做專題報告，下來一位市領導找到我，說他反對這個觀點，不搞經濟建設還叫政府嗎？還要我們這些政府干嘛呢？這反映我們那個時候在理念、行動和整個的追求上完全是GDP主義至上。所以我們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以后，引起了一些轟動。2004年，我第一次參加總理座談會，我就提出這個事情。到今天，我們越來越看的清楚，公共服務型職能是政府的主要目標和主要追求，政府能把市場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包括營商環境做好了，社會才會迸發出極大的活力，市場經濟才有一個重要的條件。

第三個例子，改革是為了誰？是為了老百姓。總書記反復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推進改革，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根本目標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當然，如何做到這一點，需要尋求符合國情的發展之路。我與同事們多次到海南和西部地區農村調研。調研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醫療、救濟、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產品短缺，成為制約農村發展、制約農民擺脫貧困的門檻。鑒于此，我們提出“在農村建立最低救濟制度”“為廣大農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等改革建言，在服務決策、凝聚共識上盡了自己的責任。

記得2006年在總理關于“十一五”規劃草稿征求建議的座談會上，外面還下著雪，我說“十一五”規劃提出來國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在“十一五”末期實行農村最低救濟制度。我說農村最低救濟制度缺失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農民陷入絕對貧困的一個重要因素，“十一五”末期能不能改為國家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農村最低救濟制度？沒想到的是，會議結束不到一個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從當年年底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農村最低救濟制度。這給我很大一個啟示。

在總理座談會上，我匯報了調查的一個案例。2003年7月1日我帶隊到海南儋州一個黎族村莊調研，老頭剛剛50歲過了，一條腿殘疾，老太太長年臥床不起，一個兒子30多歲了有點精神殘疾。一家人怎么生活？老頭把好腿綁在犁耙上耕田，家庭極度貧困。我就問同行的鎮領導：像這種家庭有救濟沒有？鎮領導說我們申請了3個月，前幾天剛下來。我問他多少錢？他說給了5塊錢。這給我很大刺激。我特別高興的是，“十一五”規劃沒來得及改，但是比“十一五”規劃至少早了5年到10年在全國農村實現了最低救濟制度。

從這些事情來看，一個智庫，所謂的思想庫，對問題的把握來源于對社會成員需求變化的把握，來源于對政策決策需求變化的把握。這樣才能提出建議，這樣才能對黨和國家政策決策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

高明勇：您理想中的“智庫”什么樣，您認為衡量一家智庫是否成功有哪些標準？

遲福林：

我記得中改院一建院，錦華（陳錦華，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就說，我們是改革戰線的，用改革的辦法辦院。如果都是大鍋飯，不創新體制，那就很難做起來；如果什么都想要，就是不想舍棄和付出，那是不行的。

我認為，搞智庫一定要有一批有歷史使命和責任感的人，要有一批有家國情懷、執著追求的人，不逐名利，對事情負責，要有寬廣的胸懷，當然，也要有良好的學術背景。不客氣地說，在中改院加班加點都是常態，事情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完，對事情負責。

高明勇：最近這十幾年，智庫界迎來“春風”，一夜之間如雨后春筍，另一方面，不論是官方機構還是民間組織，社會上對“智庫”的認識依然局限。您認為應當如何破解這一難題？

遲福林：

我參加過很多國際場合的學術交流討論，無論是美國、歐洲，還是東盟國家、日韓，感觸很深。你只要能講出東西，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人家就會給你豎起大拇指，就能起到真正的作用而不是形式上的作用。真正對國家負責的是能夠本著客觀情況又有自己觀點，能進行思辨式、開放式、坦誠建設性的討論。所以，智庫在于思想、在于把握趨勢、在于把握問題，通過你的研究讓別人認可。

因此我認為，國家需要大量的、更有智慧的、有廣泛影響力的、更能客觀反映中國的智庫，而不是那種闡述性的、解釋性的智庫，所以如何能鼓勵創造這種能把握大局、有獨到見解的智庫很重要，這需要有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