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許多游客一大早就在國家博物館門前排起長龍，文創產品“鳳冠冰箱貼”大受追捧，有人將此稱為“一冠難求”。事實上，“國博”不僅是這枚“頂流”冰箱貼創意設計者，更是它“前世故事”的守護者。20世紀50年代，“冰箱貼”的原型“明孝端皇后九龍九鳳冠”經考古學家發掘與修復后珍藏入中國國家博物館，自此，這頂驚世寶冠徹底擺脫了地宮的沉寂，在一次次的展出中化身為燦爛明清文化與厚重華夏文明的特殊見證與生動言說。

木質孝端皇后鳳冠冰箱貼。供圖/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博內143余萬件珍貴文物，和“鳳冠”有著相似的命運軌跡，它們穿越成百上千載的流轉光陰，跨越五湖四海的迢迢山水，因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召喚而尋得棲居之處，開啟了從“沉睡之物”向“國家瑰寶”的精奇轉身。在這段不凡的征程里，中國國家博物館，也完成了從屋舍狹隘的簡易場館向國家興建的文化歷史殿堂的蛻變，寫下了自身為民族聚寶、為國家護史、藏史、弘史的傳奇。

改建舊地，京師“博”物

國家博物館的故事，是隨著中國“文博”意識的萌芽而起筆的。

清末時期，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一批有識之士漂洋過海到西方求取強國之法。彼時，歐洲興盛繁榮的博物館吸引了國人關注，被視為一種特殊的“救亡”啟蒙途徑。清人康有為曾直言，自己所構想的“太平世”里，全國各級行政組織都需要建立博物館，再借助這些“社會新事物”啟迪民智。直至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這些“博物”設想終于有了落地之機。

民國時期，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率先展開了這種嘗試。在他的奔走倡導下，民國政府開始籌建大型博物館，以此“搜集歷代文物，增進社會教育”。一心救亡中國的魯迅受邀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同時負責為博物館勘選館址的工作。經過幾番實地考察，魯迅認為地處北京市東城區的國子監，曾充當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且“毗連孔廟，內有辟雍、彝倫堂等處建筑，皆于典制學問有關，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學所用器具等，亦均足為稽古之資”，最符合歷史博物館的性質。他的提議很快被民國政府采納。1912年7月9日，“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正式成立，昔日的“國子監”正式被改建為“歷史博物館”，一年后，歷史博物館正式遷入端門、午門，不再是“地處偏僻，屋舍狹隘”的簡易場所，擁有了門樓高敞的儲存和辦公條件。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

這時的國立博物館并不能向公眾開放。由于條件限制，館內的藏品寥寥，僅為國子監的舊陳設及清宮舊有禮器、書版、內閣大庫檔案、石刻等，不足以面對公眾，更沒有能力舉辦展覽，為了真正滿足“博物”重任，博物館開始面向社會征集文物。

據記載，這場文物搜集活動得到了熱烈響應。《京報》曾在1923年刊發一則報道，質問軍警各機關及各公署，為何在啟用新印信時不將舊印送至歷史博物館收藏。事實也如刊文者所期待，這些印信最終被撥予歷史博物館，“以為將來留心政治學者之參考”。在多方支持下，博物館早期的文物收集“收獲較豐”，河南石刻、西魏造像石碑、三代古玉、銅器、劍戈等眾多文物或被采購，或被捐贈，被成功收藏入館。

值得一提的是傳教士利瑪竇所作《坤輿萬國全圖》的萬歷摹本，這幅中國最早的彩繪世界地圖，曾在明萬歷三十年在北京臨摹，后原本失傳。1922年，此圖的臨摹版出現在了北京的古董市場上，最終被博物館重金購得，并在1923年4月13日被懸掛于午門大殿供人觀覽。博“納”文物之外，這座公共歷史機構也逐漸恢復了“記史”的意識，開始重視與開掘這些文物背后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印痕。1924年，國立歷史博物館特地在午門城樓舉辦小型預展覽，展出河南信陽考古發掘出的多件古物，選中這些文物的理由是其“能顯出古代文明進化之痕跡，實有公開之價值”。

1926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僅開放一個月便吸引4.5萬名觀眾。然而，囿于資金和條件限制，國立歷史博物館經營慘淡，最困難時館內僅剩9名員工，還曾數度更名。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座在亂世中飄零的博物館終于迎來新生。1949年10月，國立博物館正式更名為“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隸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與此同時，北平軍管會文物部副部長王治秋的提議被周恩來總理首肯，中國革命博物館開始興建。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藏史征程與現代傳奇，自此徐徐啟幕。

全國協力，五湖聚寶

1958年，為了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中央決定在北京建設“十大建筑”，作為今天國家博物館前身的北京歷史博物館（1960年更名為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便在這段時期正式動工。這項被人們親切稱作“革歷博”的大型項目僅用了293個工作日便順利竣工。據建筑師回憶，兩座博物館總建筑面積達3.5萬平方米，小到一塊磚瓦，大到銅門鋼窗，都是從全國各地取材，真正做到了周恩來總理所指示的“一切精華，皆為我用”。

正在修建的博物館建筑。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

實際上，在此之前，兩所博物館已全心“扎進”了國家發展與文化的瀚瀚長河，在全國各界協力下，通過大規模的文物征集匯聚歷史之“精華”。

1949年3月，負責接管北平文化機構的王治秋在工作空檔，專門騎上借來的自行車，不停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此行只有一個目的，尋找一座絞刑架。1927年4月28日，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革命先驅李大釗就是在這座絞刑架上犧牲的。最終，王治秋和同事在德勝門外的一片草叢里找到了這座快要散架的絞刑架，被他們送進了歷史博物館，后安置在端門東馬道上。

盡管絞刑架被尋回，王治秋卻意識到，一旦文物征集不及時，更多革命文物就會遺失損毀。為此，他特意委托歷史博物館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向社會征集“五四”以來的革命文物。這則啟事被刊登于1949年5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征集的文物包括報紙、雜志、圖書等文獻史料，以及烈士遺物、雕像等革命實物。

《北平歷史博物館征集革命文獻實物啟事》來源/《人民日報》1949年5月5日版面截圖

1950年2月開始，各省市人民政府文教機關以及革命文物保管收集委員會分別開始收集革命文物，太平天國大玉璽、紅軍第四軍的大型標語照片、新四軍政治部對敵宣傳漫畫等多件珍貴史料與實物得以從社會各處征集到。與此同時，征集小組還遠赴上海、南京等多個城市，在多方奔走下，28400件革命文物成功入藏。

與此同步的是社會人士的自發捐贈。據記載，1949年4月，曾親赴巨鹿考古的張釣孫就向歷史博物館捐贈十余件名貴的宋元瓷器；1950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收到社會捐贈的劉胡蘭烈士殉難時所用的鍘刀和其墳墓攝影，以及載有李大釗同志及另外八位烈士珍貴相片的《順天時報》。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和全國大型建設工程的推進也為兩所博物館覓得了“聚寶”良機。1951年，在北京近郊多處漢代古墓考古發掘出的珍貴文物，被統一征集、陳列在北京歷史博物館中。1954年，文化部特意在北京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人民日報》如此描述參展的三千七百件文物：“展覽會中展覽的文物，是從我國近幾年來基本建設工程中十四萬余件出土文物里選出來的，它們都經過比較科學的整理和保存。這次展出的文物，說明了在我國各個基本建設的地區，都可能埋藏有古遺址、古墓葬以及大量古代文物，因為這些地區往往是我們的祖先勞動生息過的地方。”

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所展文物：銅鼎、銅罍、銅匜（春秋公元前七七〇 四〇三）出土于河南省郟縣。來源/人民數據

隨著1959年兩座博物館的正式竣工，更為規范與大規模的文物征集活動由此展開。1959年，中共中央還批發了中宣部《關于中央革命、歷史兩個博物館調用文物》的電報，希望從全國各地征集“報紙、雜志、圖書、貨幣、郵票、印花、土地證”等幾十種類型的收藏實物”。在時任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于堅的記憶里，各省各地幾乎是無條件支援。

據統計，不算民間征集，此次調用和借用的文物高達3萬余件，全國共有77個單位支援文物。人面魚紋彩陶盆、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大盂鼎、擊鼓說唱俑、三彩陶駱駝載樂舞俑等國家瑰寶便是在這一時期順利入藏。在1961年由歷史博物館推出的“中國通史陳列”里，這些文物分別亮相。不止它們，為了向全國系統而實事求是地展示綿延不絕的中國古代文明，國家博物館曾多次對通史陳列進行調整，直至1997年才基本完成。伴隨這些圍繞中國歷史的探索梳理，靜佇在展廳中的文物也化為響徹時空的古老音符，迎接從全國慕名而來的參觀者，譜寫和奏響中華上下五千年的壯麗史詩。

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通史陳列。來源/國家博物館官網

197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推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陳列”也經多番修改完善后正式對外開放。在此之前，中國革命博物館還曾通過籌辦陳列和專題研究的方式推動文物征集，在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紀念展覽中征集到豐富的革命珍寶。令諸多捐贈者欣慰的是，這些文物不僅得到了科學的保存，更因革博的精心陳列，繪成了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的紀實縮影與壯闊畫卷。

薪火承繼，為國藏史

2003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正式合并，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2012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經過改擴建再煥新顏，憑借20萬平方米、48個標準展廳的龐大體量成為世界上單體建筑面積最大的現代化綜合性博物館。

143萬余件文物棲居于此，擔起留存民族集體記憶、傳承中國文化基因的重大使命。為了尋覓這些曾遺落在歲月中的文物，征集人員常常如大海撈針般處處尋找線索，奔赴多地爭取寶物入藏。在他們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寶物被成功征集，據統計，僅2023年一年的時間，從各地入藏國博的珍貴古代文物以及革命和國史文物就達330余件（套）。

在國家博物館的號召和聯絡下，越來越多的持寶人接過這一重任，自發地向國家捐獻珍寶。

2024年6月，曾任毛主席衛士的張景芳同志，特意從沈陽遠赴北京，將珍藏的毛主席巨幅書法作品《沁園春·長沙》親手捐贈給國家博物館。據張景芳同志介紹，這件書法作品是毛主席1964年4月16日在湖南長沙視察期間用了兩個多小時揮筆完成的。作品縱約130厘米，橫約190厘米，尺幅約22平尺，用了整整3張3尺長2尺寬的宣紙寫成。懷著對毛主席的真摯感情，這樣一幅珍貴墨寶，張景芳珍藏了六十年。如今，他決定將寶物捐給作為國家最高收藏機構的國家博物館，只為讓它得到更好的保護，發揮更大的社會作用。

中國國家博物館高政館長給張景芳同志頒發收藏證書。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

許多鮮活的民族記憶與歷史瞬間也在這些由各地匯聚而來的珍寶中重新浮現。2021年7月，“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結構星被正式收藏入館。捐贈方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曾負責中國第一顆成功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研制工作。中國研發“兩彈一星”的篳路藍縷和頑強探索，就被凝鑄于這顆結構星上，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接力收藏中，閃耀在更多觀眾的眼前。同年，全國集郵聯會士、國家級郵展評審員蔡少明向中國國家博物館捐贈了292件（套）僑批文物，這些文物又名“銀信”，是近代以來海外華僑寄給國內眷屬的連帶家信或簡單附言的匯款憑證。這一箋箋小小的紙張，不僅承載著無數華僑艱辛不易的創業過往，也凝結著他們言不盡、斬不斷的家國情思。隨著文物入藏，這些動人故事穿透悠悠歲月，尋得了新的棲息之所，面向萬千國人，被再度講起。

2023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滑坡研究室工程師胡康寧同志主動聯系國博，愿無償捐贈其父親胡定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后赴美留學歸國的相關實物資料共計61件（套）。其中1950年9月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從美國歸來的留學生在輪船上的原版合影，是展現留美歸國學人報效祖國這一重要歷史時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留學生是新中國成立初第一波歸國的102位留學生，大多數畢業于美國著名大學，涉及工程、機械、生物、醫學、經濟、工商、政治、歷史、藝術、外交等多個領域，回國后逐漸成為相關領域的專家、教授，甚至院士，如我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王守武院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兩院院士、建筑學家吳良鏞院士，著名植物生理學家、中國植物生理學奠基人之一崔澂，我國著名外交家、聯合國原副秘書長、被譽為“中國紅墻第一翻譯”的冀朝鑄等人，為新中國建設、祖國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官網上，列有一份長長的捐贈名單，記載著一場場國民協力的護寶傳奇。一件件從境內外來之不易的文物，也被國家博物館用專業方法整理、守護與展出。國博現有藏品143萬余件（套），涵蓋古代文物、近現當代文物、藝術品等多種門類，藏品體系系統完整、材質形態多樣，實證了我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

國博擁有先進的文保技術，有一支50余人集文物檢測、研究、保護、修復和復制為一體的國內領先的文物保護隊伍，同時還是“國家文物局金屬文物保護重點科研基地”和“文化和旅游部文物修復技能人才提升基地”的依托單位。國博在全國首次用大幅面X射線熒光成像、 X射線探傷等多種現代無損分析手段，對展品犀尊的材質、紋飾特征、制作工藝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對器表金銀紋飾的形貌和布局進行了詳細復原，為戰國至西漢時期錯金銀銅器的紋飾與工藝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博物館是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場所，如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平均每天接待觀眾達2萬余人，觀眾“為一座館，赴一座城”，已成為當下文博熱潮的最好寫照，國博通過社教活動、海內外巡展等方式為國弘史。

縱觀中國文博事業為國護史、藏史、弘史的百年足跡，是國家博物館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化自身體制機制改革，充分運用豐富的館藏文化文物資源，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更多優質文化產品和暖心服務為廣大觀眾所悅納、所共享，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精神力量，筑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

作者：念緩

編輯：周斌 詹茜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