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那天，我要了一份禮物：房屋清掃服務。具體來說，是清掃衛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戶的費用也合理的話，那就一并清洗。對我來說，這個禮物與其說是打掃屋子，不如說我終于可以擺脫家務責任一次。我不必打電話向多家家政公司詢價，不必研究及比較每家公司的服務質量，不必付款及預約清掃時間。我真正想要的禮物，是擺脫腦中那個老是糾纏著我的情緒勞動。至于家里打掃后干凈如新，那不過是額外的收獲罷了。

我丈夫等著我改變主意，換成一份比房屋清掃服務更“簡單”的禮物，例如他可以上亞馬遜一鍵下單的東西。但我堅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親節前一天終于拿起預約電話，但詢價后覺得太貴了，信誓旦旦地決定自己動手。當然，他還是給了我選擇的機會。他先告訴我房屋清掃服務的高昂費用（因為我負責管控家用開支），接著滿腹狐疑地問我還想不想叫他預約那個服務。

其實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臉書請朋友推薦幾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電話去詢價，體驗一下這件事要是換我來做，勢必得由我來承擔的情緒勞動。我想找家政公司來徹底打掃已經有一陣子了，尤其自從我自由職業的工作開始大幅增多，導致我分身乏術后，這個愿望更強烈了。之所以遲遲沒做，部分原因在于不自己做家務會讓我感到內疚，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不想花心思去處理“請人來打掃”的前置作業。我很清楚事前準備有多累人，所以才會要求丈夫做，把它當成禮物送給我。

結果母親節那天，我收到的禮物是一條項鏈，我丈夫則躲去清掃衛浴，留下我照顧三個孩子，因為那時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亂。

他覺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給我一個干凈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動手清洗。所以當我經過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襯衫、襪子收好，卻絲毫沒注意到他精心打掃的衛浴時，他很失望。我走進衣帽間，被一個擱在地板上的塑料儲物箱絆倒——那個箱子是幾天前他從高架子上拿下來的，因為里面有包裝母親節禮物所需的禮品袋和包裝紙。他取出需要的東西，包好他要送給母親和我的禮物后，就把箱子擱在了地板上，儲物箱就變成礙眼的路障，（至少對我來說）也是看了就生氣的導火線。每次我要把換洗衣服扔進臟衣簍，或是去衣帽間挑衣服來穿時，那個箱子就擋在路中間。幾天下來，那個箱子被推擠、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沒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歸位，我必須從廚房拖一張椅子到衣帽間，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實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為箱子心煩時這么說。

這么明顯的事情。那個箱子就擋在路中間，很礙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舉起來、放回去，不是很簡單嗎？但他偏偏就是繞過箱子，故意忽視它兩天，現在反而怪我沒主動要求他把東西歸位。

“這正是癥結所在。”我眼里泛淚，“我不希望這種事還要我開口要求。”

這就是問題所在。一個顯而易見的簡單任務，對他來說只是舉手之勞，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動完成？為什么非得我開口要求不可？

這個問題促使我含淚據理力爭。我想讓他了解，為什么當一個家務管理者，不僅要發現問題、分配家務，還得若無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為什么我會覺得自己承擔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責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負擔。有事情需要處理時，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選擇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別人來做。家里牛奶沒了，我得記在購物清單上，或是讓丈夫去超市購買，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衛浴、廚房或臥室需要打掃時，也只有我注意到。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細節，往往導致一項任務暴增成二十項。我把襪子拿去洗衣間時，注意到有個玩具需要收起來，于是我開始動手整理游戲室，接著我又看到一個擱在一旁的碗沒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順手洗了碗盤……這種無止境的循環令人煩不勝煩。

家務不是唯一令人厭煩的事。我也是負責安排時間表的人，隨時幫大家預約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辦事項。我也知道一切問題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鑰匙扔在了哪里、婚禮何時舉行及著裝規定、家里還有沒有柳橙汁、那件綠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幾號、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我的腦中存放著五花八門的清單，不是因為我愛記這些事情，而是因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會記。沒有人會去看學校的家長聯絡簿，沒有人會去規劃朋友聚餐要帶什么餐點前往。除非你主動要求，否則沒有人會主動幫忙，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然而當你主動要求，并以正確的方式要求時，又會是一種額外的情緒勞動。在許多情況下，當你委托別人做事時，你需要三催四請，別人聽多了還會嫌你嘮叨。有時，這件事根本不值得你一遍又一遍地以懇切的語氣催請對方（而且還要擔心對方嫌你啰唆），所以我會干脆自己做。有好幾個早晨，我幫女兒把鞋子拿到她的跟前，幫她穿上——并不是因為她不會自己穿鞋，而是因為我不想同一件事連續講十幾次，講到我發飆大吼快遲到了，她還沒把鞋子穿上。我希望丈夫打掃院子，但又想維持婚姻和諧時，必須注意自己講話的語氣，以免言語間流露出些許的怨恨，因為要是我不主動提醒，他永遠不會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掃了。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不得不壓抑情緒，只為了讓日子過得更平順，毫無紛爭。或者，我會自己做完所有事情。孩子當然不必做這種選擇，丈夫也不必，那是我的任務，一向如此。

而且無論我做了多少，似乎總有更多在等著我，且那些事情比最終完成的任務還費時，但我周遭的人大多沒注意到。這種感覺對很多女性來說再熟悉不過了。我讀蒂法妮·杜芙（Tiffany Dufu）的《放手》（Drop the Ball）時，看到她講述生完孩子后對丈夫的怨恨，立刻感同身受，跟著氣憤起來。杜芙寫道：“我們在外面都有全職工作，但是回到家，我得更努力。而且氣人的是，他看到的事情，還不及我實際上為維持這個家順利運作所做的一半。換句話說，他不僅做得比我少，還沒意識到我做得比他多！”然而在他的腦海中，他可能認為自己做得已經夠多了。男性大多是這樣想的，因為他們自覺已經比前幾代的男性做得更多了。1965年到2015年間，父親花在家務上的時間增加了一倍多，花在照顧孩子上的時間增加了近兩倍，但這并未帶給我們完全的平等。家庭中的性別差異依然明顯存在。女人在家務及照顧孩子上所花的時間，仍是男人的兩倍。即使在比較公平的兩性關系中，男女雙方平均分配家務及照顧孩子的體力活，感覺起來還是女性做得比較多……她們確實做得比較多，因為我們并沒把這些任務中的情緒勞動也量化計入。通常我們很容易忽略自己“多做”的部分，因為“多做”的部分大多是不被看見的。許多情緒勞動的核心，是為了確保每件事情能順利完成而承擔的精神負荷。對每一件產生有形結果的任務來說，其背后都隱含著無形的心理付出，而這些大多是由女性負責關注、追蹤與執行。

那個母親節迫使我潸然淚下的原因，不單是那個一直擱在地上的礙眼儲物箱，也不是因為丈夫無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禮物，而是經年累月下來我逐漸變成家中唯一的照護者，照顧每件事、每個人，而所付出的勞心勞力完全不被看見。

當我意識到自己無法向丈夫解釋為何如此沮喪時，我終于達到情緒爆發的臨界點，因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緒的源頭了。曾幾何時，落差變得那么大？情緒勞動一直以來不都是我的強項嗎？我難道不是主動選擇照顧我們的家、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朋友和家人嗎？我不是本來就比他更擅長這件事嗎？重新調整我們之間的平衡這件事，難道是我要求太多了嗎？

我不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自省。如果我不把情緒勞動視為分內工作，周遭的人會變成什么樣子？我在意的是結果：那些事情會擱在哪里？誰會撿起來做？如果我放著家務不管，誰會遭殃？如果我不在意我的語氣和舉止對丈夫的影響，我們會吵到什么程度？我這輩子已經習慣了超前思考，預測周遭每個人的需求，并深切地關心他們。情緒勞動是我從小就接受的一項技能訓練。相反地，我丈夫從來沒受過相同訓練，他懂得關心他人，但他并不是體貼入微的照顧者。

然而，當我認為自己不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選，更是最佳人選時，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攬在了自己身上。我比較擅長安撫孩子的脾氣，所以這件事情由我來做。我比較擅長維持屋內整潔，所以我負責絕大多數的打理及任務分派。我是唯一在乎細節的人，所以由我來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但誠如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中所寫的，成為唯一關心這些事情的人，可能導致破壞性和有害的失衡。“每個伴侶都需要負責具體的活動，不然男方很容易覺得他是在幫忙，而不是在做分內的事。”對我丈夫來說，那些歸納在“情緒勞動”那把大傘下的任務，已經變成他在幫我的忙。他所做的情緒勞動，跟精心打理生活或抱持更深的責任感毫無關系。當他不需要我開口就主動完成一項任務，并承擔過程中的精神負擔時，那是在對我展現“美意”，是一種需要稱贊和感激的行為，但同樣的任務由我來做時，卻無法指望同樣的回報。對我來說，情緒勞動變成一個競技場，我的價值與每項任務都交纏在一起。

我感到憤怒，精疲力竭。我不想戰戰兢兢地走在一條微妙的分隔線上，一邊要顧及他的感受，一邊又要清楚傳達我的想法。應對伴侶的情緒，包括預知對方的需求，避免任何不悅，保持心平氣和，是女性從小就被教導要承擔的責任。這個假設的前提是，女性要求男性盡力解決情感糾紛時，男性若是反駁、惱火，甚至憤怒，那些都是“自然”反應，也是可接受的。在賓夕法尼亞西切斯特大學指導“情緒勞動”這個主題并發表相關論文的性別社會學家莉薩·許布納博士（Lisa Huebner）指出：“一般而言，社會中的性別情緒，是在持續強化‘女性在生理上先天就比男性更能夠感覺、表達、管理情緒’這種錯誤觀念。這并不是在否認，有些人由于性格原因，確實比他人更擅長管理情緒。但我認為，我們仍然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這種能力是由性別決定的。與此同時，社會也想盡辦法確保女孩和女人為情緒負責，卻放任男性不管。”

即便是討論情緒勞動的不平衡，討論本身也涉及了情緒勞動。我丈夫雖然個性好，本性善良，但他還是會以一種非常父權的口吻來回應批評。逼他去了解情緒勞動究竟有多累人，就好像是對他做人身攻擊似的。到最后，我不得不在“讓他了解我對情緒勞動的失望有什么好處”“以不會導致我們爭吵的方式來傳達那些想法，究竟要付出多少情緒勞動”這兩件事中進行權衡。兩相權衡后，我通常會覺得“放棄不談”比較省事，并提醒自己，另一半愿意接受我分派給他的任務已經很幸運了。相較于許多女性（包括女性家人和朋友），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已經算好了。我丈夫做很多事情，他每天晚上都會洗碗，也經常做晚飯。我忙著工作時，他負責哄孩子睡覺。只要我開口請他做額外的家務，他都會毫無怨言地完成。有時候期待他做一點家務，好像我太貪心了。畢竟，我丈夫是好人，也支持女權主義，我也看得出來他有心想要理解我的意思，只是他終究還是不明白。他說，他會盡量多做一點打掃工作來幫我分擔家務，也重申只要我開口向他求助就行——但問題就在這里。我不想事無巨細地管理家里所有大事小事，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樣主動積極地面對家務。

喬尼·布魯西（Chaunie Brusie）在Babble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發熱議，文中提到她在家務上缺乏協助，她回想起當時的想法：“如果夫妻倆飯后一起收拾，不是可以更快一起休息放松嗎？如果孩子知道母親不該是唯一的清潔工，那不是更好嗎？把兩人共享的空間視為一種共同責任，不是比較合理嗎?”總而言之，如果所有的情緒勞動不是完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如果她的丈夫（或孩子）能主動注意到家里需要做什么，并主動去做，那不是很好嗎？布魯西是自由職業者，全職作家，年薪六位數（美元），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家人“幫忙”。事實上，她想傳達的重點是，照顧全家的責任根本不該由她一人承擔，但偏偏事實就是如此。她在文中提到，她選擇把飯后的一些雜務分派出去。她不僅要和顏悅色地提出要求，當她第一次分派家務遭拒時，還得把完成任務后一起玩游戲作為獎勵，家人才肯答應。如果她想請家人“幫忙”，就需要以愉悅的口吻提出懇求，即便是“幫忙”清理家人弄亂的東西。“我們把做家務視為‘幫媽媽的忙’，而不是做該做的事。”布魯西寫道，“我希望孩子了解，收拾我們的家很重要。正因為很重要，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然而，當另一半不會主動注意到家里有什么事情該做時（亦即不懂得平均分擔家務的身心勞動時），你很難說服他這樣做。把垃圾拿出去倒確實很好，但真正重要的是，他應該負起“注意何時該倒垃圾”的責任。

不過我試圖向丈夫解釋這點時，他很難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時該倒垃圾”的差別。只要任務完成了，管他是誰要求完成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聽他這樣反問時，我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所以我把導致那一刻混亂的所有掙扎和沮喪寫下來，然后以專文發表在《時尚芭莎》上。我知道有些女性馬上就抓到了我那篇文章想表達的重點，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做這種隱形工作——為了維持整個系統的順利運轉而給輪子上油。我們對于持續擔負起超量的情緒勞動感到沮喪。不過，當那篇《女人不是嘮叨——我們只是受夠了》以驚人的速度被瘋狂轉發時（截至2018年本書撰寫之際，那篇文章已被分享九十六萬兩千次以上），我還是很驚訝。數千名讀者留言及評論，很多女性紛紛分享她們的“母親節時刻”，她們也遭遇過伴侶不明就里的反駁，不知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所思所想。數百萬來自各行各業的婦女紛紛點頭說：“是啊，我也是！”那個聯結時刻令人欣慰，也令人灰心。我不禁納悶：“為什么現在才引起那么大的回響？”

我定義的“情緒勞動”，是結合情緒管理和生活管理，是我們為了讓周遭人感到舒適和快樂所做的沒有酬勞、不被看見的工作。它涵蓋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照護類勞務的相關術語，諸如情緒工作、精神負擔、精神重擔、家庭管理、事務勞動、無形勞動，等等。這些術語分別來看時，看不出是如何交織、火上澆油，終至令人沮喪抓狂的。實際上，這些工作不僅勞心耗神，而且它的負面影響，在我們走出家庭進入世界時仍舊伴隨著我們。朱迪絲·舒勒維茲（Judith Shulevitz）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及母親經歷的情緒勞動，并在文中列出那些工作的高昂成本。她寫道：“不管女人是喜歡操心，還是討厭操心，那都可能分散她對有償工作的注意力，使她在工作上受到干擾，甚至斷送了職業生涯的發展。擔憂及安排事務這種令人分心的苦差事，可能是阻礙女性職場平權的所有因素中，最難以改變的障礙之一。”

舒勒維茲稱這種人為“指定的操心者”（designated worrier），但成為“指定的操心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時間累積及付出心力的。以全職媽媽為例，或許你精心打造了一套系統，好讓每個家人的早晨能夠順利運行，例如你想在墻上掛一個鑰匙鉤。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先“嘮叨”一下，家人才會幫你裝上掛鉤。你需要多次溫和地提醒家人，請他去五金店買掛鉤，不然你就得自己寫在待購清單上，自行采購。你還需要溫和地多次提醒家人：“釘個掛鉤很快，今晚或明天就能完成。”你提出這些建議的同時，還要權衡時間表上有哪些優先要務需處理。然而，無論你講幾次把汽車鑰匙掛起來會有多方便，家人還是會問你：“我的鑰匙哪兒去了？”你心里權衡著到底要直接告訴他鑰匙在哪里，還是再度提起鑰匙掛鉤的事；如果是后者，恐怕又會演變成一場爭論。你總是需要超前一步思考，小心說話的用字遣詞及表達失落的方式。你必須同時克制自己的情緒，也管理對方的情緒。這實在很累人，所以你往往選擇干脆直接告訴他鑰匙在哪里，既省時又省力。

不過事情沒那么簡單，因為在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中，這種加乘式的情緒勞動會變成常態。日積月累下來，你的生活變成一張錯綜復雜的網，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駕馭它。你必須引導其他人在這套精心打造的系統中穿梭，以免他們卡住或陷落。例如，你擠完最后一點牙膏，或是把廁所的衛生紙用完時，你注意到該換新的了；公司同仁指望你規劃下班后的歡樂時光；你腦海中有一份清單，列出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注意及肯定他人的情緒，同時控制自己的；你需要維持事情的順利運作，而且要非常小心。這些勞動都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而且永遠無法將之拋諸腦后。它讓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耗盡無法估量的心神，而且那些心神明明可以用來做其他對我們自身、職業生涯及生活更有利的事，讓我們自己過得更快樂。把這些原本各自存在的用語歸納在“情緒勞動”的大傘下非常合理，因為它們緊密相連。情緒勞動所指的，不僅是關心結果而已，也關心那些被我們的情緒、言語、舉動所影響的人，即使那樣做是犧牲自己以成全他人。

社會指望女人以許多無償的方式，不惜一切代價（包括犧牲自我），讓周遭的人感到舒適。我們創造出一個利他的形象，允許他人的需求凌駕于自我之上。我們成了傾聽者、忠告者、旅行規劃者、行程管理者、居家打掃者、提醒者，也是每個人都可以舒適依靠的無形靠墊（但幾乎沒人考慮這會如何消耗我們的心神）。我們從事情緒勞動時，把周遭的需求擺在自我需求之前。漸漸地，我們在這世上存在的方式，在很多方面開始隱于無形。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們壓抑或調整自己的情緒，從與丈夫和睦相處，阻止孩子亂發脾氣，到避免與母親爭吵，避免街頭騷擾變成人身攻擊。

為了管理他人的情緒和預期，你需要越過重重障礙才能讓人聽到你的心聲，耗盡你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起來的寶貴時間。你必須確保你的響應經過深思熟慮，把他人的情緒也納入考量。當你需要指派任務給別人時，你必須使用正確的語氣，詢問對方的意愿。當你感到不舒服時，你需要克制自己，依舊展現出親和力。如果你想把自己放在最有利的位置，那表示你需要先一步思考對方可能會如何反應。有人說，當你交出完成的任務時，不要同時展現魅力和溫柔的一面，因為你可能被貼上負面的標簽，影響升遷機會。也有人說，走在路上聽到男人對你開黃腔、騷擾你時，不要微笑，緊閉著嘴繼續前進，不然你可能會被跟蹤、攻擊，甚至碰到更慘的遭遇。

當我們的言行不符合既定的權力動態時，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誠如桑德伯格在著作中所述，女性在職場上常避免發表意見，語帶保留，以免被貼上標簽。“怕大家覺得她沒有團隊精神，怕大家覺得她負面或嘮叨，怕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卻被當成單純的發牢騷，怕勇敢說出想法而引起大家關注，怕可能因此遭到攻擊（就是腦海中那個叫我們‘別坐到桌前’的聲音所誘發的恐懼）。”我們在家里，為了獲得迫切需要的“幫忙”且避免爭吵，也要這樣顧全大局，語帶保留。這些持續又傷神的勞動，大多隱于無形。

霍克希爾德在書中提到，航空公司如何要求空乘人員在飛行中營造出溫馨舒適的家庭氛圍，以及她們打卡下班后，那種偽裝會使她們付出什么代價。她們下班后常感到情緒疲乏，很難在工作角色和真實自我之間切換身份。她們之所以難以在內心深處找到真實的自我，或許是因為她們不止在服務業中付出情緒勞動。身為女性，我們必須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營造出同樣的溫馨感。我們不僅在工作中這么做，回到家里或在外面，也必須對親友、同仁、陌生人這么做。女性之所以覺得受夠了，是因為我們意識到這種情緒勞動無法打卡下班，而是隨時隨地非做不可。被要求在生活中時時刻刻都要扮演情緒勞動的主要提供者，我們已經受夠了，因為那實在很累人，很費時，也耽誤了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腦中填滿了家庭瑣事，把不成比例的時間花在造福他人上。我們為了升職所付出的情緒勞動，從注意自己說話的語氣，到聆聽他人的想法并提供意見反饋等，都是男性不必做的。我們必須仔細地權衡在公共場合中如何與陌生男性互動，以確保自身安全。這些必要的情緒勞動類型都是一種征兆，其背后是更大的系統性不平等。那種不平等對女性造成了傷害，尤其是弱勢族群的女性。誠如霍克希爾德所言，男性和女性在情緒工作上的互動方式，是“一種常見的掩飾法，把性別之間的不平等視為人與人之間的虧欠，而且在維持這種現象的表層扮演和深層扮演上都是如此”。在社會上，女性對于任何需要我們的人，總是虧欠著無盡的情緒勞動，除非男性和女性都改變想法，改變他們對于“誰該做這項工作”以及“這項工作的真正價值”所抱持的預期。

每個人都必須改變對情緒勞動的看法，這樣一來，我們才有可能重新獲得情緒勞動這項技能背后的真正價值。沒錯，情緒勞動可能是我們的克星，但也可能成為我們的超能力。我們需要了解這種勞動有其價值，并把它公之于眾，讓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這種關懷和管理情緒的智慧是一種寶貴的技能，是一種密集的解題訓練，還可以獲得同理心的額外效益。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貝克斯校區的傳播藝術與科學副教授米歇爾·拉姆齊博士（Michele Ramsey）表示，情緒勞動往往和解決問題同義。她解釋：“大家對性別的假設是‘男性是問題的解決者，因為女性太情緒化了。’但是在家里和職場中，解決多數問題的人又是誰呢？”身為伺候我丈夫和三個孩子的管家，我非常確定自己知道答案。盡管這些情緒勞動令我們沮喪，但這種照護型的勞動本身就是一種寶貴的技能。我們熟練地顧全大局，宏觀地思考結果，游刃有余地調適意外狀況，用心地投入工作、培養關系、應對偶然的互動。這些技巧是確保我們細心完成精神任務及情緒任務的資產——這里的細心不只專注在任務細節上，也專注在他人身上。情緒勞動在生活中呈現的方式，就像是以維系社會的文明細線編織成一條精致的掛毯。少了情緒勞動，我們活不下去，我們也不該期待情緒勞動消失。

我們應該把情緒勞動變成一種人人都該擁有、人人都應理解的寶貴技能，因為那可以讓我們更熟悉自己的生活。它能使我們更充分地體驗生活，使我們成為最真實、最充實的自己，男女皆然。減輕女性被迫承擔的龐大重擔，同時讓男性進入一個充實的生活新領域是有益的。我們不該只想著“平分”情緒勞動，更應該去了解那些伴隨重擔而來的東西。即使目前女性被迫扛起不平衡的重擔，女性也因為情緒勞動的存在而更長壽、更健康。女性把規劃和深謀遠慮納入生活，關心人際關系的培養與維系，為了讓他人過得舒服而不辭辛勞地付出，她們的伴侶無疑因此受惠了。哈佛大學的研究顯示，已婚男性通常比未婚男性更長壽、更健康。他們的壓力較小，罹患抑郁癥的情況較少，身體也比未婚男性更健康，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妻子對其生活的打理使他們可以更健康地活著。多項研究發現，喪偶及離婚的男性過得不如喪偶及離婚的女性，因為少了伴侶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打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健康、舒適和社交關系都會受到影響。當妻子是家中唯一響應聚會邀約、唯一負責召集家人參加活動、唯一負責維系社交關系穩健發展的人時，失去她也意味著失去了所有人。那也表示，那些人際關系本來就不屬于男性。

女性負責維系男性與親友的關系，也確保伴侶飲食健康、做運動。她們幫男性卸下原本落在他們身上的任務，充當男性的第二個大腦，幫他們記住他們覺得不夠重要而不需要記住的“小事”。然而當男性從來不學習情緒勞動時，他們也錯失掉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大部分。當然，有人代勞肯定過得很舒服，但是如果別人負責處理你生活的一切細節，你的生活便永遠不屬于你自己。目前這種情緒勞動的失衡，導致大家持續以為男人不必建立自己的社交關系，不必密切地關注個人生活的細節，不必從打造個人生活及家庭中尋找意義，這滋長了有毒的男子氣概的恣意發展，在這種環境中，大家依然指望女性以各種方式照顧男性，所以男性永遠不會學習照顧自己，不僅身體上如此，情緒上和精神上也是如此。我們告訴整個社會的男性，他們無法處理情緒勞動，他們需要把一切細節委派給女性處理，他們無法隨機應變，也無法學習這些可以深深改變其生活的技能。我們讓男性對這種依賴他人的人生感到無可奈何，盡管男性擁有那么多的權力和特權。然而，這樣做只是在助長一種對每個人都有害的惡性循環。改變這種現狀不僅不會傷害男性，還可以幫助女性，讓每個人都因此獲得解放。讓大家預期一種更平等分攤的情緒勞動，這并不是在轉移負擔，而是為了鼓勵每個人改善生活。

平衡情緒勞動可以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過更充實，也更真實的生活。負擔減輕的女性可以重新獲得自己的精神空間和時間，在職業生涯上做出理智的抉擇，并從真正平等的立場上，感覺到自己與伴侶的關系更緊密。男性可以以新的方式融入生活，承擔新的角色，擺脫有毒的男子氣概，生活在更緊密相連的環境中，而且不怕幫女性爭取更平等的世界。霍克希爾德指出，我們承認生活中情緒勞動運作的方式，反映了我們在社會變革中的立場。我相信，我們已經準備好打破陳規，邁向新未來。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情緒勞動帶來的阻礙，以便從沮喪中站起來，決定如何好好運用這種深切關懷的技能。情緒勞動不見得會破壞我們的幸福，事實上，它是維系世界的黏著劑。一旦我們意識到它的存在，了解它的利弊，我們就可以掌控它，改變我們使用這些技能的方式，奪回自主權。

我們可以學習如何為孩子樹立更好的平等榜樣，以免他們承襲我們的錯誤模式。我們可以讓男人有機會以新的角色體驗情緒勞動，更充分地體驗如何為人父、為人伴侶，以及成為一個男人。我們可以為無所不在的情緒勞動劃出明確界限，而不是一味地迎合預期。我們可以把情緒勞動視為一種技能，而不是障礙。套用眾議員瑪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的說法，我們可以奪回自己的時間，只在真正有意義的情境中運用情緒勞動的技能，讓每個人（包括我們自己）都覺得世界正在變得更美好。這樣一來，我們不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伴侶和后代的生活。當我們一起消除情緒勞動的不平等時，孩子的未來就被改變了，我們的兒子可以學會恪盡本分，我們的女兒可以學會不必承擔別人的分內工作。

（本文摘自杰瑪·哈特莉著《她們不是嘮叨，只是受夠了：不被看見的情緒勞動》，洪慧芳譯，新星出版社，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