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成功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向大會致賀信指出，中國積極致力于推動文明傳承發展，加強國際人文交流，促進全球文明對話，注重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愿同各方一道，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斷滋養和啟迪后世。此次大會的主題為“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旨在從古典文明的研究視域出發，回溯人類思想之源、總結人類歷史智慧、發掘人類文明傳統，為加強文明交流互鑒夯實學理根基，為解決現代世界問題提供智慧啟示，為促進人類發展進步注入思想動能，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謂“古典學”，西方狹義的理解是專門研究古希臘羅馬典籍和文明的學科。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將我國從先秦兩漢到清末民初之前的古傳思想典籍的研究，以及對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波斯等非西方古典文明的研究，一并納入古典學的視野，從而呈現出鮮明的多元古典文明圖景。在此基礎之上，“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號召，不僅是針對少數文明而發，而是具有更為廣泛的受眾基礎，體現了一種全球性的視野。

置于世界歷史的長河中審視，“促進文明傳承發展”可謂針對一種缺乏辯證思維的線性觀念而發。這種觀念認為人類文明不斷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進化，現代社會已經實現了對古代的超越，無需回顧古典的資源。但事實上，無論是西方文明還是中華文明，其現代形態都與其古典資源的支撐有分不開的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文明對其現代形態的探索，恰恰是在復興古希臘羅馬的旗號之下進行的。在當時，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美術、醫術、法律乃至兵法，都獲得了重新挖掘。即便在更早的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國也想象自己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正統，而后續興起的近代殖民帝國紛紛訴諸羅馬帝國的想象。經過重新整理和解釋的羅馬法，更是成為歐洲大陸新興民族國家法律體系的重要歷史基礎。而中華文明雖經歷了近代劇烈的“舊邦新造”，但其在領土、族群、語言文字、文化傳統、政治傳統等方面呈現出的連續性，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極其罕見的。

如果說文明是一個生命體，它會不斷從外部攝取對自身有益的養分。西方文明的現代新形態所傳承與發展的，并不僅僅是西方的古典文明傳統。歐亞大陸上諸文明不斷地進行著交流，中國的四大發明傳播到歐洲之后，推動了歐洲文明的加速演化。中國的法典《大清律例》被介紹到西方，在19世紀歐洲的法典化運動中發揮了助力的作用。中國的科舉制度，對于19世紀歐洲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建立，也發揮了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即便在西方的現代國家形態之中，也不乏某些重要的中國古典元素。

然而，對于那些經歷近代西方殖民統治的非西方國家與民族而言，從西方古典文明汲取養分的過程具有更多非自愿的成分。近代以來，許多國家和民族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甚至殖民者的語言都成了它們的官方語言。而一些仍能保持一定獨立性的國家（如中國、日本、土耳其），則被西方列強視為“半文明”，不能享有歐洲國際法上的國家資格。為了獲得歐洲國際法上完整的國家資格，擺脫領事裁判權，這些國家紛紛學習西方，進行自我改革。于是，許多西方古典時期的遺產，也進入了非西方國家的文明內部。比如，學習歐陸制定自身民法典的非西方國家，其法律體系就被注入了羅馬法的基因。西方通過在科技上長期保有的優勢，傳播了自身的古典文化符號。比如，今天非西方國家的醫科學生也會被要求念誦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這就是西醫在全球各地占據主流的結果。

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往往伴隨著對于自身古典文明傳統的復雜感情：一方面，這是自身的固有之物，失去其將無所依傍；另一方面，變革的推動者往往感覺本土的古典傳統構成現代化進程的阻礙。西方長期是“現代文明”標準的設定者，“西方文明=現代文明”的刻板印象，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古典學的研究可以揭示，西方文明的古典形態與現代形態之間本身就存在極大的差異，在學理上也存在著“古今之爭”，許多西方學者站在古典文明的立場上批判現代文明，斥其縮小了理論視野，降低了對人的道德要求。因此，那種從古希臘羅馬開始，將西方文明論述成為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的線性進化歷史敘事，本身就是一種“修家譜”的行為，抹平了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那些轉折與沖突。對于西方文明內部“古今之爭”的探討，有助于非西方后發國家在面對當代西方國家制定的“現代”標準的時候，增強反思的自覺，摒棄“追隨者”的心態。

在今天，隨著全球南方國家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崛起，其“追隨者”心態加速弱化。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制造業中已經占據相當的份額，在高科技領域也從“追隨”走向局部領域的“并跑”甚至“領跑”。在掌握先進的經濟與科技力量之后，全球南方國家不再是“現代”標準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具有越來越強的參與“現代”標準制定的自覺。在這一條件下，“西方文明=現代文明”這一等式就自動失效了。而這同時帶來對于本土古典文明遺產的價值重估。在許多全球南方國家，其古典文明的遺產不再被視為現代化的障礙，而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現代化的本土文明基礎，它們可以通過對自身本土古典文明的繼承與發展，形成具有不同于西方現代文明特質的本土現代文明。

這一世界歷史進程，使得古典學研究的“文明交流互鑒”視野成為可能。“文明交流互鑒”的主張預設了文明的多樣性，反對建立在一元文明觀基礎上的“文明等級論”或“文明優越論”，主張古典學的研究者在研究自身古典文明的同時，也要積極研究其他古典文明，將對方作為自己的一面鏡子。通過“互鑒”，研究者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歷史經驗，有助于“知興替”“明得失”；通過“互鑒”，研究者得以洞察不同文明之間的諸多差異；通過“互鑒”，研究者也能夠看到，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雖然千差萬別，但共享了一些重要特征。比如，與現代社會相比，古典社會并沒有在“求真”的認知實踐、“求善”的道德實踐與“求美”的審美實踐之間形成顯著的領域分化，而是始終存在一種整全的視野，保持著尋求“真、善、美”統一的理想。現代社會的領域分化，帶來了許多新的困難與挑戰，比如“求真”的科學與“求善”的倫理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科技的發展始終有脫離倫理約束的風險。而古典文明的低分化特征，恰恰可以為我們今天在高分化時代思考社會的整合，提供一種經驗模板。

古典文明諸領域的“低分化”特征，對于教育尤其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工業社會勞動分工日趨細化，由此導致教育本身出現了高度的專業分化，“隔行如隔山”，處在不同行業中的人往往難以想象彼此的生活方式，難以形成共情。盡管一個缺乏共情的社會仍然能夠基于勞動分工而實現基本功能的運轉，但缺乏共情會導致社會出現一些“失范”現象。在此背景之下，公共教育負有塑造共同經歷和共情能力的責任。而古典的教育，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六藝”，還是古希臘的“七藝”，都強調塑造具有整全視野的人。在古代社會，當然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享受到這樣的教育，但現代國家能夠借鑒古典教育的一些理念與實踐，向更大范圍的公民提供平等的通識教育，使他們在進入高度專業分工的社會之前，能夠獲得一系列共同經歷，并培養起共情能力。古典學因而能夠在一個現代國家的教育體系之中，對社會團結作出重要的貢獻。

最后，在“文明交流互鑒”的視野中研究豐富多樣的古典文明，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合萬國為一國，而是在尊重不同國家與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之上，通過平等的交流與交往，塑造更多的共通性，共享合作與交流的成果，共同承擔未來的風險。在近代全球化對各區域產生同化作用之前，各地的古典文明展現了極大的多樣性；在全球南方國家崛起之后，其古典文明遺產在其身份認同的重構過程之中，也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從而持續維持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特征。缺乏對古典文明多樣性與豐富性的理解，就難以對人類文明的總體格局形成客觀的認知。只有充分認識人類多元文明“各美其美”的基本格局，我們才能夠通過自覺的“交流互鑒”，走向“美人之美”，進而不斷探索寓于“多”之中的“一”的具體形態，實現“美美與共”。

（作者：章永樂 北京大學西方古典學中心學術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 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 本文原載于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4-12-05 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