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某的故事不僅是法律糾紛，更是親情與責任的深刻考驗。她的一生歷經兩段婚姻：1986年與丈夫生育一子龐某，后丈夫去世；2014年與蔡某再婚，后因感情破裂于2017年離婚。

然而，2019年，因病臥床的戴某陷入困境，唯一的兒子龐某卻對母親置之不理，不僅拒絕照顧，更明確表示不愿承擔母親的治療費用。這讓戴某心灰意冷，不得不求助前夫蔡某。

在律師見證下，戴某與蔡某簽訂了《遺贈扶養協議》，約定由蔡某負責她的醫療、起居及后事安排，而戴某則將自己名下價值百萬的安置房贈與蔡某。協議履行期間，蔡某始終盡心盡責，直至戴某去世。然而，當蔡某依協議主張房產權益時，卻遭到了兒子龐某的強烈反對。

那么，這份《遺贈扶養協議》是否有效？答案是肯定的。

法律依據明確，協議合法有效

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的規定，繼承包括法定繼承、遺囑繼承和遺贈扶養協議三種方式，其中“遺贈扶養協議”效力優先。這種協議是遺贈人（戴某）與扶養人（蔡某）在生前訂立的，約定扶養人承擔遺贈人生養死葬的義務，遺贈人將合法財產的一部或全部于死后轉移給扶養人所有。

《遺贈扶養協議》以雙方自愿為基礎，且法律明確要求見證人見證以確保真實有效。本案中，協議的訂立程序符合法律規定，內容合法清晰，充分體現了戴某的真實意愿。在戴某生前，蔡某確實依約履行了扶養和照料義務，其對戴某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協議的效力無可質疑。

親情失位，扶養義務的重要性凸顯

龐某作為戴某的唯一兒子，是法定的第一順序繼承人，同時也負有對母親的贍養義務。然而，他在母親最需要幫助時選擇袖手旁觀，甚至明確拒絕承擔治療費用，嚴重違背了《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條規定的贍養義務。龐某的冷漠不僅令人心寒，更使得戴某不得不尋求外力解決自己的生活難題。

在親情失位的情況下，蔡某以實際行動彌補了母子關系的空缺。無論是醫療照顧、生活陪伴，還是身后事的安排，蔡某都全力以赴。戴某將房產贈與蔡某，不僅是對其付出的認可，更是一種合理合法的財產安排。這種安排在法律和情理上都具備充分的依據。

協議優先，法定繼承并非絕對

龐某的反對或許基于對法定繼承權的誤解。許多人認為，父母的財產去世后自然歸法定繼承人所有。

然而，《民法典》明確規定，遺贈扶養協議效力高于法定繼承。也就是說，只要協議合法有效，蔡某就可以優先于龐某取得協議中約定的財產。

這項規定不僅維護了遺贈人的自由處分權，還有效保障了扶養人的權益。在戴某生前，蔡某履行了協議約定的義務；在戴某去世后，協議即生效。蔡某根據協議取得房產完全符合法律規定，而龐某的反對則缺乏法律支持。

情理與法理的雙重支持

戴某的選擇是無奈的，也是深思熟慮的。龐某的不作為令母親徹底失望，而蔡某的行動卻展現了真摯的情義和責任擔當。對戴某而言，將房產贈與蔡某不僅是對扶養的回報，也是對兒子漠視親情的抗議。

從法律角度看，遺贈扶養協議是現代法律體系中重要的保障機制之一，尤其在贍養責任缺失或家庭矛盾突出的情況下，更顯其價值。通過協議，遺贈人與扶養人能夠實現互利雙贏，既解決了現實問題，也為遺產分配提供了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