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尹錫悅于12月3日晚突然進行電視直播，宣布實施“緊急戒嚴”；僅6個多小時后，尹錫悅表示接受國會要求、解除戒嚴令，遂成韓國史上最“短命”的一次戒嚴。在此期間，大批首爾市民前往國會議事堂抗議，韓國軍隊進入沖突現場維持秩序，戒嚴軍試圖進入國會逮捕議員。在野黨和執政黨歷史性地走到一起，在野的民主黨下令緊急召集所屬議員前往國會通過議案阻止戒嚴令，執政黨國民力量黨代表韓東勛也在第一時間表示：“總統宣布戒嚴是錯誤的。”

這一突發的事態令各方深感意外，盡管危機暫時解除，但仍余波不斷。澎湃新聞就相關問題采訪了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副教授、韓國-朝鮮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曉蕾。周曉蕾長期致力于朝鮮半島問題的研究，著有《韓國：近代轉型、民族認同與社會變遷》（山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等。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韓國首爾，韓國國會前出現沖突，韓國在野黨輔佐團和警方在國會出入口對峙。此外，試圖進入國會的人群同警察正在對峙。

澎湃新聞：尹錫悅突然宣布“緊急戒嚴”的背景是什么？

周曉蕾：尹錫悅宣布戒嚴的名分是“鏟除反國家勢力”“捍衛自由憲政秩序”——聽上去可能會讓人誤以為與朝鮮有關，事實上這是針對國內政治反對勢力（尤其是在野黨）的一次令人震驚的“政變”。其背景是“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尹錫悅政府、執政黨與國會占多數席位的在野黨民主黨之間的激烈對立，也是尹錫悅在執政危機之下的非理性反應。

從戒嚴令的主要內容來看，主要是圍繞近來民主黨連番提出彈劾、預算案、特別調查等問題。這和近日民主黨對檢察機關發起了一系列猛烈攻勢有關——在執政黨議員缺席的情況下，民主黨在國會單獨通過了2025年度預算削減案，極大削減了檢察機關和總統辦公室的特別活動經費；向國會提交了對監察院院長崔載海、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廳長李昌洙等高級公職人員的彈劾案；也有多次針對尹錫悅夫人丑聞的特別調查提案……

所以，對于既失去對國會控制權、也缺乏民眾支持的的尹錫悅而言，頒布戒嚴令是其面對在野黨猛烈攻勢之下的背水一戰。

需要注意的是，尹錫悅將一切對他及政府的批判與攻擊，歸結為“從北勢力”“反國家勢力”的說辭，體現了僵硬的冷戰意識形態，這與他檢察官出身的背景有關。

澎湃新聞：民眾及在野黨、執政黨等各方反應如何？

周曉蕾：韓國民眾的普遍反應，我認為是震驚與憤怒。民眾陷入了極大的沖擊與震驚之中。“荒唐，荒謬，分不清是喜劇還是現實”，以為是“假消息”，甚至是“AI模擬視頻”等等。因為韓國人對“緊急戒嚴”這四個字有著沉痛的歷史記憶與精神創傷，很容易就會喚起對此前軍事獨裁政府的集體記憶，從而認為這動搖了民主的根本。這就是戒嚴宣布后，民眾不論政治光譜差異，迅速集結起來強烈反對的原因所在。當然，還有許多人的憤怒，來自戒嚴令可能導致股市下跌和匯率波動的判斷。

緊急戒嚴令也引發了在野黨、執政黨的一致反對。執政黨國民力量黨代表韓東勛在第一時間表示：“總統宣布戒嚴是錯誤的，我們將與國民一起阻止這一決定。”只有少數極右翼政客表示支持，可以說是失道寡助。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凌晨，韓國首爾軍隊進入國會本廳。國會輔佐團正在噴灑滅火器，以阻止軍隊從國民力量黨代表室進入會議廳。

澎湃新聞：軍方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周曉蕾：軍隊曾打碎窗戶，嘗試闖入國會，但是并未成功。后來國會宣布戒嚴無效后撤退。

尹錫悅在宣布戒嚴令時，顯然與國防部長金永賢等軍部高層進行了準備，并任命陸軍參謀總長樸安洙為戒嚴司令部司令。金永賢隨后召開了全軍指揮官會議，一些空降部隊與戒嚴部隊通過直升機和巴士等方式進行了部署，少數空降兵嘗試破窗闖入國會大樓。從空降部隊攜帶武器、使用直升機進駐國會這一舉動來看，戒嚴軍一旦心意已決，完全可以使用武力，隨時控制國會等機構。這一事態也暴露出韓國法律對限制國家緊急權力使用方面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在寅以“前任國軍最高統帥”身份對軍隊的呼吁：“作為前任國軍最高統帥，我在此叮囑：軍隊不得再次犯下與人民對立的錯誤。軍隊不應被動員去執行違憲的戒嚴令。特別是，不應阻礙擁有要求解除戒嚴的憲法權利的國會及議員的活動。軍隊應當忠實履行自己崗位上的本職任務。請牢記，當前時刻軍隊的任務和使命是準備應對違憲戒嚴令可能引發的安全危機。”

澎湃新聞：這次“緊急戒嚴”與韓國現代史上的幾次戒嚴有什么不一樣？

周曉蕾：自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以來，除此次戒嚴外，韓國現代史上共有12次戒嚴。

和之前最大的區別是，這是唯一一次發生在韓國民主化后的緊急戒嚴。此前幾次發生在李承晚、樸正熙、全斗煥政權之下，幾乎每一次都伴隨著沖突流血事件。

第一次戒嚴發生在李承晚執政的1948年4月3日，當時在麗水順天一帶宣布戒嚴，并派遣軍隊進行鎮壓，隨后在次月因濟州“4·3”事件再度宣布戒嚴。

上一次戒嚴發生在1979年10月27日，當時樸正熙總統被刺殺后，代總統崔圭夏在全國范圍內宣布戒嚴。此次戒嚴一直持續到1981年1月24日，期間發生了“12·12”軍事政變和“5·18”光州民主化運動等事件。

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作家韓江，她的作品即反映了這兩次戒嚴期間韓國發生的國家暴力事件。可以想見，沉浸在韓江獲獎的喜悅之中的韓國民眾，對政府時隔45年再次宣告“戒嚴”時的震驚與憤怒。

過去的戒嚴都是在消息相對封閉的情況下進行的，而這次有社交網絡的全面介入，人們可以通過社交網絡實時了解進展、互相聯絡。這還是一次直播之下的“政變”，一舉一動都通過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直播給全世界。韓國媒體第一時間把諸多外國媒體，尤其是歐美主流媒體“友邦驚詫”的反應傳回國內，《朝鮮日報》等主流媒體也迅速報道了中國方面的反應，如微博的熱搜以及中國網民的熱議。整個世界對這個事件的同步關注，也給了尹錫悅很大的壓力。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區別是，這次戒嚴不到3個小時就被國會否決，宣布無效。這成了韓國現代史上最短命的一場戒嚴鬧劇。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3日，韓國首爾，公眾在車站觀看電視播放韓國總統尹錫悅通過視頻發表講話。韓國總統尹錫悅在龍山總統府通過電視直播宣布，已經撤回戒嚴部隊，將馬上通過召開國務會議解除戒嚴令。

澎湃新聞：您提到與韓國友人的交流，他們普遍表達了“荒唐”與“困惑”，您如何理解這個情緒？

周曉蕾：“荒唐”與“困惑”，一是事態發生過于緊急，別說記者，連很多高級參謀都不知情。

尹總統在3日晚上10時25分發表緊急講話時，據稱總統府的大多數參謀都還不知道戒嚴令即將宣布。一些高級參謀在總統宣布前的晚餐時接到緊急召集，匆忙返回總統府，但直到到達總統府前，他們仍未得知戒嚴令的宣布。當天晚上，已經下班的總統府記者得知總統可能會發表“緊急聲明”，于是紛紛返回首爾龍山的總統府大樓。然而，直到現場直播開始，他們才知道內容。由于當天總統府甚至封鎖了新聞發布廳，記者們只能通過電視直播了解發布內容。戒嚴司令在4日0時45分左右命令總統府的記者們退出記者室。

二是因為，在非戰時緊急狀態宣布戒嚴，完全是非理性、不合邏輯的行為。事情發生后，很多韓國媒體人援引2024年9月4日保守報刊《朝鮮日報》曾發表的一篇社論，反對當時民主黨提出的“尹錫悅政府正在準備戒嚴令”的陰謀論，社論是這么寫的：“如今，如果政府宣布戒嚴，軍隊肯定不會服從這一命令，政府也會因此倒臺，哪個政府會做出這種自毀行為呢？即使政府宣布戒嚴，根據憲法，國會只要獲得過半數議員支持，便可要求解除戒嚴，并立即生效。民主黨和在野黨目前擁有192席，戒嚴令會立刻解除，尹總統為什么要宣布戒嚴呢？聲稱政府會逮捕在野黨的議員以阻止解除戒嚴也是不合邏輯的。因為逮捕議員需要國會同意，而擁有絕對多數席位的民主黨怎么可能同意？”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凌晨，韓國首爾。

澎湃新聞：接下來情況是否還存在變數？

周曉蕾：目前我最關注的是尹錫悅接下來的選擇與行為。樸槿惠被彈劾后的第二年，韓國軍方曾流出一份分階段的戒嚴應急預案（樸槿惠并未實施戒嚴）。這份文件詳細記錄了戒嚴期間管控國會和情報機構的具體實施方法，包括“拘捕參與集會的在野黨議員，從而使解除戒嚴的決議草案在表決時因達不到法定人數標準而流產；宣布禁止游行集會，發布反政府禁止活動令，違反者將被拘捕或嚴肅處理”等。

當然，這次的情況是在采取第一條“法定人數不足”措施之前，已經迅速全員通過了解除戒嚴的決議。但我覺得現在還沒有完全放松警惕，因為國會否決這一點誰都能預料到，尹錫悅不太可能不做任何“預案”便貿然行事。所以他接下來的舉措才是關鍵。大家都在問一個問題：是不是這就結束了？總之，靴子只落了一只，接下來韓國政壇與社會肯定會因此經歷短期劇烈動蕩。

今天凌晨，尹錫悅在頒布戒嚴令約6個小時后，已宣布解除戒嚴。因為基于憲法，如違背國會決議一意孤行，就屬嚴重違憲甚至叛亂行為。今天上午總統辦公室的高層已經集體引咎辭職。接下來的程序將包括提起針對尹錫悅的彈劾與彈劾審判。我覺得對于尹錫悅個人來說，目前最好的選擇是盡早辭退總統職務。一旦他作為叛亂主謀受審，面臨的刑期將非常重。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韓國首爾，抗議者在國會前舉行集會，要求韓國總統尹錫悅辭職。標語上寫著“懲罰”。

澎湃新聞：對立加劇，政壇撕裂，如何理解這次事件背后更深遠的歷史脈絡？

周曉蕾：這場“鬧劇”背后隱形的重要背景，是籠罩在朝鮮半島上空的分裂體制，這一點我在《韓國：近代轉型、民族認同與社會變遷》這本書中分析過。韓國的思想家白樂晴指出，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后朝鮮半島持續至今“既非戰爭又非和平”的冷戰狀況持續的結果是，朝韓雙方形成了一種既敵對又相互依存共生的關系，他把它稱為“分裂體制”。換句話說，他認為，朝鮮半島的分裂并非普通的分裂，而是在70多年的停戰體制下逐漸演化為一種具有自我再生產能力的體制，并不斷對韓國國內政治、社會等方方面面持續產生負面影響。分裂體制下韓國政治與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難以擺脫僵化的冷戰思維，政府或政黨往往會利用分裂帶來的“國家安全的例外情況”，來合理化對反對者的鎮壓與壓制。這突出體現在韓國歷史上的12次緊急戒嚴。每當國內出現政治動蕩或強烈反政府情緒時，政府就可能以“國家安全”應對“外部威脅”的名義宣布戒嚴，甚至不惜動用軍隊進行鎮壓。但是這一軍事化手段在韓國實現民主化后失去了合法性，就轉變為政治手段，譬如給反對派扣上“親北反國家勢力”的帽子而加以攻擊。

所以我認為，此次尹錫悅宣布戒嚴的行為，本質依然是分裂體制下的一種“下意識”的制度性反應與歷史慣性。雖然戒嚴本質上服務于國內政治斗爭，延續他個人的政治生命，但其對外宣稱的卻是“鏟除反國家勢力”。所以白樂晴認為，如果不克服朝鮮半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分裂體制，韓國就不可能真正完成民主化，這一點在此次事件中再次得到了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