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魯斯是希臘馬其頓人。羅馬帝國征服希臘后，曾在羅馬的宮廷為奴。后來被釋放，開始寫作寓言。他稱自己的寓言是“伊索式的”，因為他的許多題材取自伊索寓言。其中有一則叫做《請求有國王的青蛙》的寓言，采取了轉述的形式。寓言的第一部分鋪墊的是伊索講述寓言的背景：

當雅典施行公正的法治國勢繁昌時，

放縱無羈的自由在公民中引起混亂，

恣情放任松開它們昔日的嚼鐵。

利用黨派紛爭和秘密的陰謀活動，

僭主皮西斯特拉托斯占領了衛城。

當阿提卡人為悲慘的奴隸地位哭泣，

因為此人盡管不殘忍，但人們已

不習慣于忍受束縛而發出抱怨時，

伊索講述了下面這樣一則寓言。（王煥生先生譯本）

皮西特拉托斯——或譯“庇西特拉圖”——是雅典著名的僭主。“僭主”在后世經常被翻譯為“暴君”。上面的引文說庇西特拉圖“不殘忍”。在亞里士多德的分類中，他屬于“半邪惡”型的僭主，與采取普遍鎮壓政策的類型相比，他恩威并濟、懷柔貴族的統治手段確實是溫和的，盡管政治對手們不是噤聲就被流放。而且，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庇西特拉圖的統治頗有成就，“雅典人整整一代人期間享受了和平與繁榮，并基本上安于丟失政治特權的現狀”。

盡管如此，“僭主”對于雅典人來說，主要還是一種負面的形象。在費德魯斯的這則寓言中，雅典公民相對于僭主成了“悲慘的奴隸”。這個說法揭示了僭主統治的實質：僭主之為僭主，是因為他壟斷了無限而無需負責任的統治大權。這樣的統治——化用柏拉圖的比喻——可以養豬（溫和的僭政），也可以殺豬（普遍的鎮壓）。豬的城邦可能百業凋敝，但也完全有可能繁華奢侈。

說到庇西特拉圖，我們大概可以判斷，“當雅典施行公正的法治國勢繁昌時”這個句子，說的是梭倫改革之后的雅典。庇西特拉圖是在梭倫立法之后篡取僭主之位的，雖然梭倫的立法本身就包括了預防僭主的法律。

似乎伊索講述的寓言本身就可以印證這個猜測。由于寓言稍微有些長，這里就不直接引用全文了。故事的大意是這樣的：池塘里的青蛙無拘無束，卻大聲要求天神朱庇特給他們委派國王，好讓國王用強力約束他們的放任習性（在羅馬帝國治下，希臘人費德魯斯使用的也是羅馬神話）。朱庇特賜給了青蛙們一段圓木。圓木轟然墜入池塘，把青蛙們嚇得驚恐萬狀。但很快青蛙們發現這段木頭并不可怕，即使對它百般嘲弄，它也不會反擊傷害青蛙。于是青蛙們就請求朱庇特重新給他們派一位國王。結果天神賜給了它們一條水蛇。水蛇吞噬著青蛙，死亡的恐懼統治了整片池塘。當青蛙們委托信使祈求朱庇特拯救它們的時候，天神以雷霆震怒的話回答了它們：

因為你們不愿意接受善良的國王，

那就忍受邪惡者吧。

用水蛇來比喻邪惡的國王，不難理解。但是，為什么“善良的國王”會是一段木頭？它跟梭倫有什么相似之處？

梭倫被雅典人授予改革法律的大權。在他制定了法律之后，有人勸他當僭主，留下來解釋并根據具體情況改進他的立法。梭倫拒絕了。他訂完了法律之后就離開雅典遠游去了。所以，梭倫留給雅典人的法律，是沒有一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立法者的。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寓言中的木頭與梭倫有相似之處的原因：善良的國王之所以“無所作為”，是因為這位“國王”已經離開了；他留下了取代他本人的、已經固定下來的東西。也許更準確地說，朱庇特給青蛙們的第一位國王——善良的國王——比喻的就是法律本身。

善良的國王被刻畫成一塊無所作為的木頭——我們不應該誤以為這是在傳授“無為而治”的智慧。這里涉及的是一個有關立法的大問題。在古希臘的政治法律文化中，存在一對重要的區分：

有一類法律無法追溯它們的過去；它們被認為來自神明，亙古不變，在人間至高無上，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它們被稱為nomoi）。這類法律的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索福克勒斯悲劇《安提戈涅》中能夠對抗人間權威的規則：死去的親人必須得到埋葬。

另一類法律是人自己制定的（這類法律被稱為thesmoi）。它們的權威是派生的，來自制定它們的人。梭倫的立法就屬此類。對于這類立法，只要制定它們的人活著，那么它們就會被認為是制定者的產物，而制定者就總是比它們擁有更高的權威。一位名副其實的立法者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制定出這樣的法律，而是還要讓thesmoi轉化成nomoi。也就是說，他要把自己的權威轉移到他的立法身上。

換句話說，真正的立法者要讓法律活，而讓自己死。當然“死”不必然是字面意義上的意思。有很多達到相同結果的辦法。直到盧梭還把為一個政治體制定根本法的立法者設想為一個外邦人。梭倫的辦法則是自我放逐。與梭倫類似的還有斯巴達的立法者萊喀古士。據說在立完基本法之后，萊喀古士強迫他的同胞發誓遵守他的法律，然后就永遠地離開了斯巴達。甚至有說法認為，所謂“永遠地離開”其實是說萊喀古士自殺了。如果真如所說，那么在萊喀古士的例子中，立法者的作為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向他所立之法獻祭。

這讓我想起了對莎士比亞《愷撒》一劇的一種解釋。這個解釋說，莎士比亞有意把刺殺愷撒的陰謀寫成一個愷撒以神秘的方式自導自演的故事。要是這個解釋成立的話，那么愷撒倒也可以說是自殺的，盡管是借刀自殺。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布魯圖斯才會在劇中說出拿愷撒的身體來獻祭這樣的話。其結果是，愷撒的肉身被殺死了，但是“愷撒”卻誕生了——羅馬皇帝以及此后歐洲那些帝國的皇帝們的名稱，都叫“愷撒”。

梭倫自我放逐、萊喀古士或者愷撒自殺——雖然有的是為共和國立法，有的是為帝國體制立法，但是他們都通過消滅自己的方式，為他們自己世俗的人為產物，賦予了神圣的力量。他們“死”了，他們的法卻“活”了。梭倫的立法起初并沒有得到雅典人特別高的評價，但在梭倫出走后，thesmoi漸漸轉化成了nomoi，擁有了自身的權威，即使中間經過了若干僭主當政的破壞；而梭倫本人則在后世雅典人的法律傳統中成為了神一般的存在。

現代人有更多的辦法達到類似的效果，其中的道理總還是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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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剛，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