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堅之路——湖北工建七十年發展歷程研究(1950—2020)》，徐旭、郭迪明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66頁，68.00元

《城市印記——湖北工建七十年建設實踐及其對地區的影響》，徐利權、高亦卓、譚剛毅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203頁，98.00元

《良匠開物——湖北工建“102”時期三線建設工程實錄》，譚剛毅、曹筱袤、徐利權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198頁，98.00元

三線建設是為應對緊張的國際冷戰格局，在中國的內陸腹地大規模建設國防科技、基礎工業和交通設施的重大戰略。自1964年起，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國家投資兩千多億元，通過包建、新建、遷建等方式在內地建起兩千個左右大中型項目，極大改善了我國工業布局不均衡的局面，加強了國家安全（國務院三線辦《三線建設》編寫組：《三線建設》，內部資料，1991年，第1頁）。改革開放后國家對三線企業進行調整改造，并在世紀之交開啟西部大開發戰略，三線建設研究逐步受到學界的重視，并在近十年成為黨史、國史研究的熱點話題（參見徐有威、張楊：《三線建設學術研究的現狀、特征與推進路徑》，《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4年第五期）。

不過，縱觀學界的既存研究，存在著問題意識缺乏和低水平重復等一系列問題，究其原因則是學者們對三線建設的理解存在著同質化的路徑依賴，未能自覺擴充研究論域，豐富三線建設歷史面相。如既有關于三線單位的理解是一千九百四十五個大中型項目（不包括兩百五十六家小三線企業），這些項目不僅指工廠、科研院所、文教機構，還有鐵路、國防公路、航道等交通設施和電站、輸電線路等動力系統，這些固定的、有形的項目是以1983年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規劃改造辦公室的調查和198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結果為橫斷面所做出的判斷。

事實上，在三線建設過程中，有大量流動的機構和人員參與其中，但多數并未被納入三線建設的研究范疇。學界當前并無“流動的三線建設者”這一概念，不過任何一個項目的建設都需要前期的論證、立項、選址、設計、施工，而后才能交付給使用方投產運營。所以，流動的三線建設者是在項目正式交付之前從事企業籌建的單位和人員，包括中央部委、支援地部門、受援地部門、地質勘測部門、各系統的設計部門、基建單位、郵政電信部門、銀行系統等機構及其派出人員（徐有威、張楊：《何以開拓三線建設研究的新邊疆》，《河北學刊》2024年第四期）。他們最大的特點是參與并保證了三線建設項目的完工與運營，但又是流動的，一個項目完成以后隨即趕赴下一個項目。作為三線建設的重要參與方，其數量之大、人員之眾、作用之巨，理應被納入學術研究的范疇。其中，湖北工建及其前身——負責二汽和十堰建設的“102工程指揮部”便是典型。

2022-2023年，由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譚剛毅教授與湖北省工業建筑集團有限公司工會主席郭迪明主編的“湖北省工業建筑集團有限公司企業史叢書”出版了《攻堅之路——湖北工建七十年發展歷程研究(1950—2020)》《城市印記——湖北工建七十年建設實踐及其對地區的影響》《良匠開物——湖北工建“102”時期三線建設工程實錄》三書，以豐富的檔案文獻、口述史料、實地調研，記錄了湖北工建及其前身在包頭建設156項工程、十堰建設二汽、改革開放后艱難轉型的歷史過程。

上述三本著作描繪了一個典型的流動三線建設單位的完整歷史圖景，同時三本著作各有側重，《攻堅之路》是一部反映湖北工建七十五年發展歷程的企業生命史著作，《城市印記》反映了基建單位對新中國工業城市的塑造，《良匠開物》側重建筑行業的技術史演變，為學界理解三線建設乃至新中國工業化的多重意涵提供了一個觀察案例。

作為國有企業生命史的湖北工建

新中國成立之初，基于對快速工業化的追求，制定了規模龐大的工業發展計劃，工業建設需要基建先行。1950年初，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后勤部隊在天津吸收“利群”“四義”等私人營造廠，組建公營“時代建筑公司”，并于1952年由隸屬部隊下放給中央華北行政委員會基本建設局，改稱“華北基本建設工程公司天津分公司”，翌年改隸建工部，名稱變更為“建工部華北直屬第二建筑工程公司”。1952年，中國人民志愿軍第23兵團第37軍第109師從朝鮮戰場回國，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筑工程第二師”。

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中心的一五計劃大規模開展后，包頭被規劃為我國北方重要的工業中心和八大重點建設城市之一（何一民主編：《革新與再造：新中國建立初期城市發展與社會轉型》，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223頁）。1955年1月，“建二師”集體轉業，與“華直二公司”合并，組建“建工部華北包頭工程總公司”，開始建設包頭的軍工、市政、民宅等項目。1958年隨著建工部直屬企業體制改變，“包頭總公司”變更為“建工部第二工程局”，并在中蘇關系惡化、包頭戰略地位下降的情況下轉戰他地，總部機關亦搬遷至北京，并改稱“建工部華北工程管理局”。

1964年大規模三線建設開啟，建工部華北工程管理局變更為“建工部第八工程局”，在第二汽車廠選址十堰后，國家以建工部八局為基礎，并調建工部六局、北京三建、建筑學校和基建工程兵等單位，在十堰成立四萬余人的“102工程指揮部”，負責二汽的基本建設任務（《城市印記》，第7頁）。1972年隨著二汽主體工程基本建成，北京三建一萬余人調回北京，“102”所轄單位改建為“湖北省建委第一工程局”，繼續承擔二汽后續工程和十堰城市建設，1975年再度更名為“湖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局”。唐山大地震后，湖北省第一建工局抽調一萬余人支援天津、塘沽等地，參與災后重建，并于1981年前后獨立組建國家“建筑工程總局第六工程局”（李竟能等主編：《中國人口·天津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170頁）。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位于山區的十堰已無法滿足二汽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湖北省第一建工局總部從十堰遷移至襄樊，承擔二汽襄樊基地建設。1984年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湖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局改制為“湖北省工業建筑總公司”，開始走向市場，并于1996年國企改革中更名為“湖北省工業建筑總承包集團公司”。2002年湖北工建將總部由襄樊搬遷至武漢，隨著國企改制的完成，湖北省工業建筑總承包集團公司更名為“湖北省工業建筑集團有限公司”，通過資產重組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型成一個高度市場化的市場主體。

上述企業沿革反映出湖北工建及其前身經歷了新中國工業化的所有重大階段，從一五計劃時期建設包頭，到三線建設時期包建二汽，從改革開放初期走出大山，到國企改制年代艱難轉型，可以說是新中國歷史的重要見證者與參與者。企業是經濟的微觀主體，當前學界提倡“以企業為中心的企業史”，概言之：“從內部而言，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企業是如何做生意、如何賺錢的，如何被組織、如何延續組織生命”，“從外部而言，要搞清楚作為一個行為主體，在面臨外部環境、制度、技術、文化的變化時，企業是如何應對的”（高超群：《企業的企業史：一個描述性說明》，《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三期，159頁）。即以企業為中心的企業史有所謂的內史與外史之別，內史是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探尋企業自身的發展路徑，外史則是探尋影響企業發展的外部因素及企業的應對之策（內史與外史本是科學史領域探討影響科學發展的是其自身的內在邏輯[內史論]，還是社會因素作用[外史論]的結果，參見劉兵等著：《科學編史學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10-12頁）。

就內史而言，湖北工建的前身“華建”和“102工程指揮部”基本對應計劃經濟時期，在條塊結合的管理體制下，除短暫隸屬地方外，基本屬于建工部直屬企業，至1972年大規模企業下放改隸湖北省，直至今日。在企業發展的七十余年間，其經營方式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計劃執行者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市場主體轉變；組織架構經歷了學習蘇聯模式的“一長制”（廠長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組建革委會—經理負責制—現代企業制度的演變；職工的社會保障體系也由“企業辦社會”的單位供給制向剝離社會職能的政府供給和市場采購轉型；激勵機制從革命化的思想教育和榮譽體系向市場化的物質激勵過渡。

就外史而言，國家的經濟體制對企業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作為國有建筑企業，湖北工建深度參與了新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在計劃經濟時期作為部屬企業在全國建設工業基地和工業城市，類政府機構的單位制特色濃厚（關于三線企業性質，參見張勇：《介于城鄉之間的單位社會：三線建設企業性質探析》，《江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十期）。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啟之后，企業因應市場發展，總部由十堰遷至襄樊最終落戶武漢，治理結構朝著現代企業轉型，業務由建筑行業向多元化經營轉變，歷經多次重組和改制，維持企業運營。國有企業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較深，改革開放后的城市化進程、國家在湖北布局的三峽水利樞紐等一系列重點工程和基建投資，都給湖北工建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同時，國有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負擔和社會責任，也給轉型中的企業增加了沉重的經營成本，不過受“父愛主義”的影響，國有企業通過一系列改制與資產重組，在其走向市場過程中不斷剝離社會職能，以適應市場競爭。

形塑新中國城市形態的湖北工建

新中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同步進行的，湖北工建作為幾乎與共和國同齡的建工部早期成立的企業之一，在不同時代參與了“匠造一城”的實踐。歷數新中國的工業城市，草原鋼城“包頭”、汽車之城“十堰”、鄂北重鎮襄樊的城市形態皆與湖北工建有關。而所謂城市形態，“可以理解為由城市物質實體的形狀（幾何形狀）、空間結構（形狀間的位置、層級等關系）和審美上的整體氛圍（人們體驗和感知到的城市）所組成的一個空間系統”（譚文勇：《城市形態要素》，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頁）。

以156項工程為核心的一五計劃凸顯了新中國快速工業化的愿望，其中“以包鋼為中心的工業基地”成為一五計劃建設的重點，國家在此布局了蘇聯援建的五項重工業項目：包頭鋼鐵公司、包頭第一熱電廠、包頭第二熱電廠、內蒙古第一機械制造廠和內蒙古第二機械制造廠。伴隨著大型工業項目的上馬，大批產業工人遷移至此，1954年，華北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和解放軍建筑工程第二師共計三萬余人由天津奔赴包頭，并于次年合并成建工部華北包頭工程總公司，開啟了在包頭長達十六年的建設時期。

華建不僅參與了包頭所有重點工業項目的建設，還承擔了醫院、文化宮、學校等市政工程和工人住宅區的建設。包頭市的工業建筑與民用建筑，從圖紙到材料、配件、施工、驗收幾乎全部參照蘇聯規范，接受蘇聯專家的指導，華建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學會了成套設計和大廠施工。此時期的包頭城市規劃以蘇聯工業城市為模仿對象，“為生產和勞動人民服務”的思想貫穿其中，形成“新建的工業區與舊城分離，新市區分為西部以包頭鋼鐵廠為主的昆都侖區和東北部青山區兩大板塊，形成工業用地相對分離、生活區相向發展的城市形態”（《城市印記》，22頁），城市更類似于一個大型工業企業。

截止1970年，華建在包頭已經完成施工建設的單位有二百五十多個，完成建設、安裝工作量金額五億八千萬元，交工面積三百零五萬平方米。包頭是典型的蘇聯社會主義城市建設模式在我國的實踐，在城市空間布局上，形成了“一市兩城、帶狀組團、干道連接、綠色相隔”的 “包頭模式”。

隨著三線建設的開啟，國家的基建重點轉向三線地區的工業基地。1968年國家確定將第二汽車廠定點在漢水流域的十堰，隨即按照“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方式，組建“102工程指揮部”負責二汽基建和十堰城市建設。“102工程指揮部”除了興建數十個二汽的專業生產廠和家屬區外，還承擔了為二汽進行協作的如輸電線路、水庫等配套工程建設，以及商場、旅社、醫院、學校、火車站等市政工程的建設。

不同于156項工程多依托城市，即便是新建的工業基地也多在平原，三線企業布局的主要特點是“靠山、分散、隱蔽”，以減少對空目標，保證戰時安全（關于三線企業選址，參見張楊：《三線企業選址與內地工業協作關系研究(1964-1969)》，《浙江學刊》2021年第五期）。如位于漢水河谷的十堰卻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汽車工業基地，這種布局要求給承擔基建任務的“102工程指揮部”帶來了極大挑戰?；▎挝灰浴霸O計革命”為指導，改全能廠（一汽模式）為專業廠，按照“大分散、小集中、一廠多點、按工藝分組”的原則，根據汽車三大總成（發動機、車身、底盤），將十堰劃分成四大片區（總裝、發動機、車橋、后方），片區內專業廠相對集中，片區之間則相對分散，力圖在安全與效益之間尋找平衡（《城市印記》，22頁）。同時，二汽各專業廠依山就勢、因地制宜，與攀枝花鋼鐵基地一道，成為三線建設時期在有限的空間內建設現代大工業的嘗試。

作為依托二汽建立起的新型工業城市，十堰的建市方針是“城市為二汽服務，城建圍繞二汽建設進行”，十堰的城市形態就是由二汽各個片區的工廠和生活區構成的。三線建設時期，由于執行“先生產，后生活”“先工業，后民用”的方針，二汽的職工住宅和公共服務類建筑圍繞生產性建筑形成，由少到多，逐漸連接成一個汽車工業城。同時，三線建設時期“企業辦社會”的特征也在十堰表現突出，醫院、學校、職工俱樂部等建構起一整套“小而全”的福利體系，形成典型的“工地社會”和組團式布局的城市結構。作為三線建設時期從無到有的四個新興城市之一，十堰與六盤水、攀枝花、金昌等一道，成為新中國城市發展中“以廠代城”的典型代表。

隨著十堰基建任務進入收尾階段，以及中美關系緩和，備戰的緊迫性逐步下降。1972年湖北工建由十堰陸續遷往襄樊，開始建設二汽襄樊基地，并承接襄樊的工業和市政建設項目，先后建設了二汽鑄造三廠、湖北省工業建筑學校、襄陽臥龍飯店、襄陽鼓樓商場等數十個重點工程。這些工程的興建，也使襄樊由一個農業市轉型為鄂北重要的工業中心，其城市建成區面積由1969年的十一點七平方千米增長至1990年的三十三點六平方千米。

三線建設及此后的調整改造時期，大量三線企業遷入襄樊，其城區空間形態發生了重大改變。城區先后經歷了“雙城＋外圍工業組團”形態（1964-1978）—“雙核心＋組團形態”（1978-1990）—“一心兩翼”形態（1991至今）（《城市印記》，134-140頁）。三線建設使襄陽由原來的輕紡工業為主擴展到汽車、能源、紡織、化工、通用設備制造、軍工為特色，多元化發展的湖北副中心城市。三線建設時期留下的諸多老建筑、老廠區等“集體空間單元”仍在訴說著三線建設的歷史往事。

作為建造技術載體的湖北工建

良匠，善造者。湖北工建作為建筑企業，在新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承擔了數百個重點工程項目。企業是技術施展的平臺，湖北工建七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也是新中國建造技術發展的歷史，從156項工程時期蘇聯建造技術的移植，三線建設時期因地制宜的“設計革命”和“土洋結合”，到改革開放后的工程機械升級以及當下的綠色技術轉型，對外來技術借鑒、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本土創新的思路一以貫之。其中，三線建設時期是湖北工建擺脫蘇聯模式，獨立自主探索適合國情的建造技術的重要時期。

位于秦巴山區漢水谷地的十堰交通不便，地形割裂嚴重。二汽建設初期，水泥、鋼筋等建筑材料多依靠外省市采購，成本驟增且時常出現停工待料等現象，拖累二汽的建設進度。在“設計革命”思想指導下，“102工程指揮部”改革施工思路，“四重改四輕”，即建筑由“重基礎、重柱子、重屋架、重屋面”改為“輕基礎、輕柱子、輕屋架、輕屋面”（不過，四重改四輕對二汽建筑質量也產生了不良影響，參見《十堰文史·三線建設“102”卷》上，長江出版社，2016年，243-244頁）。同時，三線建設初期各工程大力推廣大慶石油會戰創造出的“干打壘”建筑，即用傳統民居土筑墻的建造技術，就地取材，降低運輸量和造價。施工思路改變和干打壘建筑雖然加快了二汽整體施工速度，但其設計標準低、使用年限短、結構強度差，也使二汽不得已在投產之后用了三年時間進行大返修。不過，這種特殊時代的產物在短暫影響二汽建設之后即被放棄，重新回到工業建設基本規律的軌道之上。

就工業設施而言，十堰市的工業建筑設計大體經歷了“土木結構、磚木結構、磚混結構、混合結構、鋼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以及多層框架結構、框剪結構等變化”，建設者采取“四邊交叉”作業（邊設計、邊施工、邊安裝、邊生產），通過制定工業廠房模數，以量產與組裝工業組件的方式實現快速施工（《良匠開物》，17頁）。無論是土模工藝、磚模工藝，還是就地取材用三合土建設干打壘、土法吊裝方式，都體現出建設者在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

就公共設施而言，“102工程指揮部”建設了露天電影院、東風劇場、工人俱樂部、工人文化宮等一系列文體建筑。建設者因應工人文化生活需要和城市發展的空間規劃，創造性地設計出“彈性使用的單一空間”（如兼食堂、電影院、俱樂部為一體的三用食堂）、“露天開放式空間”（如露天電影院與燈光球場）、多功能組合空間（如工人俱樂部）。三線建設時期“先生產，后生活”的原則，使文體建筑經歷了由簡到繁、由少到多、由功能合一到逐漸分離的過程，保證了三線職工無論在基建時期的“工地社會”，還是投產經營后的“單位社會”，皆能參與或多或少的文體活動。

就生活設施而言，“102工程指揮部”興建了職工住宅、宿舍、商店、學校等生活區的諸多建筑，從最初的蘆席棚、干打壘、活動板房，到后續的單元樓、紅磚房、固定校舍，二汽職工的生活形態和十堰的城市空間形態不斷更替。同時，為了滿足不同職工群體的居住需求，建設者設計建造的住宅有多種多樣的平面組織方式，如單元式的空心磚樓房就有一梯兩戶、一梯三戶和一梯四戶，甚至還曾出現過“團結戶”等多種樣式；逐漸取消公共衛生間和公共廚房，完善居住空間功能的完整性，臥室與客廳動靜分區，增加居住的私密屬性。這一系列變化，體現出革命退潮后“個人主體性”增強的歷史趨勢。

二汽的廠區設計與十堰的城市規劃體現出典型的“集體主義”特征。如主廠房內沒有隔墻，工人成為企業生產流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工人的勞作融入集體的生產；文體建筑作為群體活動的空間載體，形成圍繞生產空間組織生活空間的布局模式，塑造工人的集體主義精神；以單元樓為主體的生活建筑，使工人除了在生產空間聚集外，日常生活亦有多重交集，配合計劃經濟時期單位提供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建構出“命運與共”的集體意志（《良匠開物》，86-87頁）。因此，二汽和十堰在平面布局上體現出“生產-生活”一體化特征，而在豎向空間維度上則成為青山環抱之中的工業城市。

區別于現代化機器大生產的一般布局模式，二汽的建設是在“螺螄殼里做道場”，在批判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探索“土洋結合”的辦法，其施工技術、規劃思路和建筑材料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本土化嘗試。干打壘本是傳統民居的建筑方式，經過大慶石油會戰的推廣成為大慶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三線建設時期各工地、企業皆要走大慶道路。不過，干打壘與地理環境高度相關，大慶的干打壘技術并不一定適合西北、西南的三線地區，但干打壘精神被提出并推廣后，各地需要結合本地特色建設干打壘建筑，以符合“勤儉建國”的思路（關于“干打壘”的研究，參見李德英、朱領：《建筑形態與精神符號：三線建設初期“干打壘”研究（1964—1966）》，《史林》2023年第二期）。結合十堰本地情況，經過“102”工人們的經驗總結和技術改進，形成了以“濕砌”和“干砌”為主要類型，建筑材料本地化、建造方式標準化、建造工具模數化的施工體系。

在建造過程中，基于建筑工業化而批量生產“大板”建筑，并在施工現場通過大型起吊設備完成拼裝，實現了生產工廠化、吊裝機械化、建筑裝配化的發展，流水線分工明確，節約了建設成本并提高了建造效率。裝配式建筑方法的大量運用帶來了吊裝工作任務的加重，面對大型吊機缺乏的現狀，“102”工人們采用土模技術生產大型構件、建立聯合加工廠保證預制件的工業化生產。在具體施工中，創造出了滑模工程技術、沉井技術、土樁爆破技術、便道橫移施工法、鋼筋混凝土預應力張拉控制法等一系列“土洋結合”的施工方法，并總結成經驗模式，在全國推廣應用。

人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制度是技術創新的保障。在“兩參一改三結合”為主要特征的鞍鋼憲法的推廣下，“自下而上、干部與群眾結合是102建設者進行二汽建設的重要思想”，具有主人翁意識的工人群體積極參與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之中，二汽各工程處也充分發動工人討論、解決施工技術難題，一線職工與技術工人、管理人員、家屬連相互配合，圍繞工地生產形成了別開生面的“工地社會”。同時，“運動式治理”一直是新中國各領域建設和管理的基本思路，并形成了一整套的動員體制（參見周雪光：《運動型治理機制：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開放時代》2012年第九期）?！?02工程指揮部”通過開展大會戰、勞動競賽、思想教育，建立起組織軍事化、勞動集體化、生產專業化和作業立體化的制度和氛圍，在艱苦的環境中塑造出具有本土特色和時代特色的中國第二汽車廠。

上述三本著作皆以大篇幅描寫三線建設時期“102工程指揮部”建設二汽的具體過程，不僅因為“102工程指揮部”是湖北工建的直接起點，更重要的是三線建設時期是中國建筑行業乃至整個工業建設模式從蘇聯經驗轉向本土發展的轉折點。如果將以湖北工建為代表的流動的三線建設者納入研究范圍，可以顯著增加學界對三線建設和新中國工業化路徑的深入理解，因為正是他們形塑了三線建設和中國工業的基本樣態。

在三線建設初期，三線單位和職工都希望落戶在城市周邊等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并且按照蘇聯標準建設占地面積大、功能劃分齊整、福利設施完備的工廠，但決策者對三線工業的整體布局、選址小組對具體工廠的定點、設計部門在“設計革命”指導下“下樓出院”的設計、建設部門對低標準及先生產后生活“大慶經驗”的效仿等，使我們今天看到了企業深入大山后，“靠山近水扎大營”所形成的“羊拉屎”的布局模式、干打壘的建筑風格、集體主義的空間形態、“企業辦社會”的福利體系（參見李德英、喬亦婷：《“下樓出院”到現場“三結合”：三線建設中的“設計革命”》，《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五期）。同時，將基建單位納入研究范疇，亦可反思三線建設違反工業建設的基本規律，將工廠建在山中，以及革命化的建設模式（設計革命、干打壘等）所帶來的投資回報低、經濟效益差、職工不穩定等一系列問題。

總之，上述三本著作用大量的企業檔案、官方文獻、口述資料、實地調研和廠史廠志，立體多元地描述湖北工建（及其前身）在新中國工業化不同階段所進行的實踐。該系列著作不僅能夠使學界理解新中國七十五年來國有企業的發展脈絡和艱難轉型，也能夠提供解剖建筑行業史、城市規劃史、營造技術史的絕佳案例。尤其值得一提，本系列叢書非常關注工業化進程和企業生命史中“人”的作用，以大量的口述資料勾勒出特殊時代的歷史記憶，以大量的篇幅描繪基層職工的“技術發明”，并關注宏大歷史敘事下普通職工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世界。這種“以人為本”的關懷是當今社會科學研究和企業生產經營中尤為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