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為傳統而戰》， [美] 埃德蒙·福西特著，楊濤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515頁，138.00元

隨著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保守主義的復興已成為事實上的趨勢。對保守主義的思考也重新進入許多人的視野。埃德蒙·福西特的《保守主義：為傳統而戰》順應了這股潮流。在這本書中，福西特憑借自己三十多年的記者經驗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為讀者描繪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英美德法四國在保守主義政治和思想中的變遷。福西特承諾，“作為一位左翼自由主義者，我并不認為本書的歷史講述是不偏不倚的，但我相信它是客觀的”（《保守主義：為傳統而戰》，第3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

縱覽本書，福西特努力做到了這點。他盡可能將保守主義作為一個中立的他者進行描述，避免過多自由主義的主觀評價。在具體的寫作中，他也盡可能保證一種同情者的口吻。問題是，整本書的結構依舊是以自由主義為主導框架。福西特所描寫的與其說是保守主義，不如說是左翼自由主義視域下的保守主義大雜燴。這就不奇怪為何本書的推薦者大部分皆為自由主義者。至少，從保守主義自身看，福西特只是再一次表現出自由主義對保守主義的景觀社會式想象。這種同情也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杰西·諾曼這樣真正的一國保守主義者對本書的推薦語更為貼切，“讀者不知不覺會被其散文的活力、敏銳的洞察力和優美的措辭所吸引，最重要的是作者對政治領域的明顯參與和對思想領域的享受（joy）”（本書贊譽第4頁）。

作為附屬品的保守主義

任何談論保守主義的作品最終都需要回答什么是保守主義這一棘手問題。與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不同，保守主義一直在這一問題上含糊其辭。這可能與伯克在奠定保守主義基本原則密切相關。在伯克的理解中，政治實踐的優先級高于政治理論。用伯克在《美與崇高》中的話來說，“我認為，在理論上錯誤而在實踐中正確，這是毫不奇怪的；我們也樂于看到這樣的情況”（埃德蒙·伯克：《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郭飛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47頁）。理論的自洽性需要讓位于現實的可行性。抽象的政治理論與岸邊教人游泳沒有本質區別。伯克關于一位論者的諷刺性批評是一個更好的總結，“政治家與大學里的教授不同。后者只有關于社會的普遍觀點”（Burke, Edmund, Speech on Unitarians Petition for Relief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4,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489）。

保守主義在智識上的相對缺位，導致它從誕生起就面臨其他意識形態的指責。保守主義被視為一種派生性的結構，來自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換言之，它本身不具備獨立價值，只能作為自由主義或其他意識形態的參照物才能生存。所以在最好的意義上，保守主義也僅僅是歷史的剎車片，用以柔和其他意識形態變革對社會的撕裂；一旦完成了任務，保守主義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自覺退場是它的體面出路。在最壞的意義上，保守主義是“過時”的代名詞，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力量；將其迅速掃進歷史的垃圾桶是對它最好的尊重。

福西特在這本書中同樣需要回答“什么是保守主義”的問題。他承認保守主義在政治實踐上的偏好性，也承認保守主義在政治現實上的成功和智識上的空缺。他認為，保守主義之所以難以進行原則性歸納，原因之一就在于“由于右翼在政黨政治中歐取得的歷史性成功，右翼思想家和學者之杰出往往是基于個人的卓越才華而非基于對無可爭議之原則的逐步強化”（48頁）。但保守主義在原則上的缺乏不代表它不能被作為一種政治實踐或者政治傳統進行歸納。

在福西特的理論假設中，自由主義孕育出資本主義現代性。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自由主義世界是一個不可逆的主導過程。在孕育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同時，自由主義也創造出資本主義民主作為新的政治結構。這種結構能更充分適應現代性下以個體權利為主導的政治需要。民主結構的良性運作或者活力，表現在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在自由主義世界的充分競爭。用福西特自己的話說，“如果沒有對手，那么爭論以及——至少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政治本身就會死去”（65頁）。

在福西特的基本框架中，他遵循了許多自由主義者對保守主義的長期理解，即作為從屬地位的保守主義。一方面，保守主義即便一開始沒有屈從于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它今日也已被迫接受了這一世界。這尤其體現在今日大部分西方國家中，保守主義只能通過資本主義民主的方式獲得政權。另一方面，保守主義在今日世界的存在價值由自由主義所創造。如果沒有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性需求，保守主義只是無以為繼的政治力量，隨著它所保守的傳統一起逝去。

對真正的保守主義而言，福西特的框架只能是自由主義再次對景觀社會想象的投射。保守主義從一開始就強調，共同體先于個人。用當代保守主義大師羅杰·斯克魯頓的話說，任何政治系統的運行必須依賴共同體提供一種前政治忠誠作為可能性。舉一個例子，為何在某些國家選舉結果可以被公眾所接受，在另一些國家卻導致了政變和內亂。這必須由一種前政治忠誠作為依據，讓失敗者接受自己的失敗。自由主義的抽象個體在這一問題上即便不是難以作為也是虛弱無力。這種愿賭服輸的社會共識需要以承認個人意志的有限性為條件。換言之，只有承認共同體先于個人，才能構建起穩固的前政治忠誠。在保守主義者斯克魯頓的視域下，保守主義對共同體的苦心維護才給予資本主義民主的游戲空間。保守主義不需要自由主義施舍給自己一個自由主義框架作為自己的生存價值。保守主義與人類歷史同在。

混亂的保守主義大雜燴

福西特在這本書的第二章確立了自己的基本框架后，開啟了一項雄心勃勃的事業。他試圖從英美德法四國出發，勾勒出四國從法國大革命到今日的保守主義脈絡。筆者非常敬佩福西特的這種努力，在保守主義者內部這也被認為是一個相當宏大的嘗試。福西特將法國革命后的保守主義分為四個階段，即1830-1880年的抵抗階段、1880-1945年的適應和妥協階段、1945年-1980年的掌控和復興階段，以及1980年至今的超自由主義和硬右翼（hard right，也可以稱為極右翼）階段。其中每個階段分為兩章。一章專門論述政黨政治的變化，一章專門論述其所認為的保守主義思想家。這種整全性的描述為我們帶來全景式圖譜的同時，也導致整本書的內容出現了諸多問題。

第一是福西特自己也承認的歷史偏頗性問題。在他的歷史學回溯中，他正確指出了保守主義的很多特征。比如與英美保守主義相比，歐陸保守主義帶有更強烈的威權特征。這種差異甚至可以追溯到伯克和邁斯特反對法國大革命中的細微差異。他甚至敏銳地注意到新保守主義可能沒有被納入保守主義的正統地位。

錯誤同樣也不少。這尤其體現在對歷史事實的判斷上。福西特認為：“英國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有自由卻無民主，它從20世紀初開始以更為民主的方式增進自由，引進全面投票權，賦予勞工以工作中的話語權，建立社會保障，這些都成為憲政體制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保守主義起到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阻礙并拖延了改革，另一方面又切去了自由主義以及后來社會主義的外衣。”（199頁）或者更明確地說，福西特似乎暗示，保守主義在社會改革問題上只是屈服于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腳步，而沒有自己的獨立想法。

很難想象一個已經在書中談論過迪斯累利和約瑟夫·張伯倫的人會得出上述判斷。以英國為例，從十九世紀開始，英國的保守主義就已經注意到工人階級的重要性。在迪斯累利擔任首相期間，他推行了一系列改善勞工權益的法律。這不是保守主義在社會改革上的被動應對，而是迪斯累利構建一國保守主義的結果。迪斯累利試圖塑造農村和工人階級的共同價值觀同盟，以此抵御城市中產階級過分自由化的主張。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究竟誰更注重社會福祉不是一個清晰明確的問題。作為一個諷刺性的證據，十九世紀最重要的自由黨首相威廉·格萊斯頓心心念念的《濟貧法》改革恰恰將工人階級拋入更殘酷的境地。更不用提約瑟夫·張伯倫將激進黨血統注入托利黨之后，迪斯累利構想的工人和農村價值觀同盟才是索爾茲伯里長期執政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福西特對保守主義大雜燴式的整合。與第一個問題一樣，福西特不僅對迪斯累利、紐曼、柯勒律治、艾略特、卡爾·施米特、拉塞爾·柯克、奧克肖特和羅杰·斯克魯頓等一系列公認的保守主義人物進行了大致介紹，也提及了包括史蒂夫·班農在內的最新代表。他在他眼花繚亂的介紹中，許多與保守主義可能只有偶然聯系，甚至不被視為保守派的人物也被劃入保守主義的大雜燴之中。作為最為一個簡單的例子，洛克菲勒共和黨人可能是共和黨親商主義派系的典型表現，但將洛克菲勒劃入保守主義者的行列就不那么理所當然。十九世紀英國的皮爾派最終從托利黨轉向自由黨的事實恰恰說明皮爾的思想究竟是自由主義多些還是保守主義多些。更不用提許多本來就在是否為保守主義者的問題上充滿爭議的人物。

非保守主義者可能會在福西特的保守主義大雜燴中眼花繚亂。在保守主義者眼中，福西特的保守主義大雜燴與其說是有明確邏輯線索的譜系，倒不如說將一切可能與保守主義掛鉤的人與事件都納入其中。以至于喬治·索雷爾這樣的激進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成為保守主義思想來源的一部分。左右兩翼的民粹主義者在許多具體問題的批判角度上具有相似性，但這不代表兩者享有共同的思想出發點。如果按照福西特的標準，保守主義者同樣可以將墨索里尼也塞入自由主義的譜系學中。

第三，同時也最重要的是概念混亂。這是第二個問題直接帶來的直接結果。通過最大限度的將一切可能的人物都納入保守主義中，保守主義也喪失了自己的樣貌。它如同一頭過分扭曲膨脹的怪物一般可以出現在政治光譜的各個角落。它既支持自由貿易，又支持貿易保護；它支持小政府，又支持大政府；它既可以是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憂慮，也可以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鼓吹者。保守主義陷入重重迷霧之中。

福西特的具體論述加劇了這種困難，有時候保守主義者似乎指的是右翼自由派，有時候指的又是自由放任主義，還有些時候則是自由意志主義者。這種概念混亂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福西特將熊彼得也納入保守主義中。他這樣描寫道，“對于保守主義者，尤其是一個持自由主義和自由放任立場的保守主義者來說，這是一個需要闡釋并加以捍衛的硬道理。善于反諷的熊彼得對其間的沖突心知肚明”（231頁）。筆者不由對此感到極度困惑。如果說自由保守主義和保守自由主義存在分類學上的意義，那么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者究竟應該算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我們還可以追問，既然有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者，那是不是還有社會主義的保守主義者？假設保守主義者既可以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是自由主義，那保守主義是否還是一種政治實踐和政治傳統？

想象中的保守主義

作為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福西特試圖從更具同情心的角度來描述他的政治對立面。問題是，他并沒有意識到什么是真正的保守主義。他的論述依舊是建立在左翼自由主義對保守主義的想象中。在這種大雜燴下，福西特將多少與保守主義沒有強相關性的想法也算到了保守主義頭上。

福西特對新保守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關系的理解可以作為例證。與他在整本書其他地方一樣，他提出了很多正確性的論斷。比如“新保守派接受多元開放和社會流動性”（338頁），也持有一種共同的進步信念。他注意到新保守主義的血統問題，“許多美國新保守派都曾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所有的美國新保守派都曾是自由主義者”（337頁）。他甚至注意到“新保守主義在其他方面所表現出的唯理智主義使其無法在美國右翼獲得正統地位”（340頁）。那么在新保守主義與保守主義正統如此格格不入的情況下，新保守主義究竟能不能算是保守主義。

從正統的英美保守主義看，新保守主義背離了保守主義的核心理念，特別是對社區共同體的信仰。新保守主義者沒有改變自己的托派本質。他們的轉向更多出自對斯大林主義的反對。他們在社會文化議題上的根本邏輯更接近自由主義者而不是保守主義者。這直接反映為新保守主義對文化覺醒運動的放任上和對普世制度的迷信上。拉塞爾·柯克的態度轉變是最直接的證據。柯克曾經將新保守主義者視為過分關注于宣傳和自我表演的保守主義者，但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他終于意識到新保守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的決定性不同。新保守主義分享的是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普世政治愿景，它與自由主義一樣是理性狂熱的產物。

只有理清保守主義的真正譜系，才能準確定位特朗普崛起以及他的議程與保守主義之間存在何種聯系。將特朗普主義定義為極右翼或者硬右翼本身就缺乏嚴謹性。硬右翼是由政治記者所創造的新聞學詞匯，它具有強烈的想象性要素。或者更準確地說，硬右翼這一詞本身是為傳播服務的。諾曼在《天主教先驅報》的評論中就已敏銳注意到福西特的這種缺陷。“福西特堅持將保守主義與右翼混為一談，這對區分小麥和谷糠毫無幫助。”保守主義和左右翼的關系不是綁定的。否則我們將很難解釋紅色托利主義處于政治光譜的哪個位置。19世紀英國鄉村保守派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憂慮所引發的生態保護運動也很難用今日的左右光譜定義。

福西特將保守主義與右翼相等同的嘗試是書中保守主義定義混亂的結構性原因。只要保守主義等于右翼，那么右翼自由派當然也是保守主義，已被今日政治光譜劃為右派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或者用他們原來的名字，古典自由主義者，也變成了保守主義。古怪的縫合將大量清晰的自由主義脈絡統統塞入保守主義大雜燴中。在精彩敘事和優美辭藻的背后，是讀者揮之不去的混亂感。

特朗普主義的興起恰恰存在一條明確的保守主義譜系。它的大多數主張與布坎南沒有本質區別。布坎南則從柯克和美國南方保守主義手中繼承了正統的英美傳統保守主義傳統。這條譜系可以一路清晰可見地追溯到伯克本人身上。其中的具體政策上會隨著時代特征有所調整，但分享的是一以貫之的保守主義基本觀念。

福西特沒有看到或者忽視這一點與他看似中立背后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在他的價值判斷中，保守主義的正確道路是成為自由主義世界結構的一部分。所以他將大量的自由主義塞入保守主義之中，便可以宣稱存在和解的保守主義和反叛的保守主義。和解的保守主義是保守主義融入世界的最好選擇，也是保守主義在資本主義民主游戲下存活的唯一希望。至于反抗的保守主義，或者說硬右翼，“作為民粹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混合體，硬右翼就像古代的奇美拉一樣，嚴格來說不應該存在”（433頁）。這種過于鮮明的價值取向已影響到福西特對保守主義的客觀分析。這種價值偏好背后暗示了福西特本人的強烈信念，即自由主義的世界堅不可摧，自由主義所創造的資本主義民主同樣金剛不壞。福西特在書中結語的最后一句話更是將這種態度表達得淋漓盡致。“相反，它假設資本主義在當前是無法避免的，并且保守派必須就此做出選擇：他們是支持硬右翼，任由自由主義的民主落入不受控制的市場和國家民粹主義的手中，還是尋找盟友以共同重建一個被撼動的中間立場？”（434頁）

結語

對不了解保守主義的讀者而言，福西特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具有吸引力的描述。他豐富的歷史學識和高超的寫作手法將保守主義大雜燴以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展現在讀者面前。但對真正的保守主義者而言，福西特的作品更多是他從左翼自由主義出發對保守主義的感受和想象。事實上福西特在整本書中也沒有系統解釋書中的副標題為傳統而戰的傳統究竟有什么含義。這包不包括泛西方文明意義上的基督教傳統，還是更專注每個地區所產生的區域性傳統。他所構建的保守主義更多是為他自身的左翼自由主義身份服務。在論述保守主義歷史較為早期的部分時，這種傾向尚沒有那么明顯。然而一旦踏入當代政治，這種偏向性就顯得無處不在。

筆者非常贊同諾曼對福西特該書的最終評價。“但書中有一個例子尤其引人注意：他將鮑里斯·約翰遜歸類為硬右翼政客。撇開英國脫歐言論不談，這會讓任何研究過約翰遜作為市長或首相期間政策的人感到驚訝。這出自鮑里斯·約翰遜的舅舅福西特之口，更令人驚訝。”按照福西特自己所設立的標準，法拉奇和雅各-里斯·莫格遠比約翰遜更符合他眼中的硬右翼。諾曼的話暗含一種更古老的保守主義智慧。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總是從對周圍的人認識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