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司法史上，勒尼德·漢德法官絕對是最頂流的法官之一。關于他在司法界的口碑，有兩個說法足為例證：一個說法是，他與溫德爾·霍姆斯、路易斯·布蘭戴斯、本杰明·卡多佐等法官，被譽為“美國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四位法官”。另一個說法是，在20世紀之前美國法官中，唯一與漢德齊名的只有曾主筆“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判決的約翰·馬歇爾大法官。當人們習慣于把漢德與這些曾經在最高法院一言九鼎的大法官們放在一起比較時，我們對漢德剩下的唯有膜拜。

他的法官生涯中，共作出4000多份判決，幾乎涉及各個部門法。這些判決不僅覆蓋面廣，而且裁判質量高，對法律規則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業界內外具有極高的認同度。這些判決，足以讓漢德躋身于最偉大的法官行列。

然而，就這么一個偉大的法官，對破產案件卻興趣不大。《漢德傳：傳奇法官和他的裁判》譯者導言即直白地指出，“從個人興趣上看，漢德最喜歡審理專利、版權、海事等挑戰智識的案件，對破產案（因為時間拖得太久，且效率低下）、禁酒令相關案件（因為他自己頗愛喝上幾杯）興趣不大。”

《漢德傳：傳奇法官和他的裁判》，杰拉爾德·岡瑟 著，何帆、徐瑋、金晶、顧佳、汪雪、劉軼圣 譯，麥讀｜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

漢德法官為什么會不喜歡破產案件？漢德不喜歡破產案件，可能不單純因為是時間拖得太久且效率低下的因素，還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原因——

第一，早期平庸的債務催收生涯。

漢德1872年出生于紐約奧爾巴尼，1889年進入哈佛學院，在校期間成績優異。1896年，時年24歲的他，回到老家，執業律師。盡管他先后換了兩家律所，但共同的是出庭業務基本輪不上他，他的主要工作還是債務催收等低級業務。“勒尼德的工作內容經常是穿上正裝去州內小鎮催收債務”。這類業務按件計酬，市場行情每件2—5美元，但實際上能收取的報酬更低。執業三四年后，漢德的主要業務還維持在跑腿打雜層面。這一度讓他十分沮喪。無論是債務催收還是破產程序，就其本質而言，本質上都是債務清理。作為一位平庸的債務催收者，漢德不喜歡破產案件倒也自然。

1902年11月，漢德前往紐約，轉戰華爾街一家小型律所，但他的業務依然沒有起色。這些讓他覺得沮喪的工作，一大部分都與破產案件有關。“漢德經辦的案件大多數涉及財產管理、破產債權以及常規的商業事務。無論是案件性質，還是工作難度，與漢德在馬庫斯·胡恩事務所的日常工作無本質差異，只不過案件標的額大了些。”

漢德之所以在1907、1909年兩度爭取聯邦法官席位，并在1909年4月30日披上法袍，與這種逃離低迷律師生涯的愿望密切相關。

第二，破產案件耗時耗力。

按照美國1909年前的聯邦法院審理機制，地區法官既審理侵權、合同和其他普通法領域的常見糾紛，也有破產、專利、著作權和海事等聯邦法律體系下“更加深奧”的糾紛。可是，不像有些法官在早期律師生涯中對前一類糾紛了然于胸，“漢德對這些領域都不熟悉”。但他作為法官不能回避。

與陌生感相比，更難的是審理破產案件的無力感。《漢德傳》寫道，“6月初，他第一次被指派處理破產案件——他擔任法官的第一年里寫的一半以上書面意見都是關于這些案件。一天后，他向母親報告說：‘我都快累壞了，但現在我已經恢復了，再過一會兒我想會好起來的。’他母親立刻詢問是誰把這么困難的工作安排給他。‘并不是破產案件比其他案件更難判決，’他耐心地回答，‘只是案件太多了，我都搞混了，而且我常被打斷，總有些人會尋求他們本就不應獲得的東西。’他解釋道，自己想說的不過是：‘連續4小時全神貫注地聽一件又一件事情，不停地聽別人說話，是非常累人的，但我想這只是因為這是頭一回，我還是很喜歡現在的工作的。’”

1909年，美國國會給紐約南區地區法院增設第4個法官席位時，就將之形容為“美國最繁忙的聯邦初審法院”。“涉及經營困難、破產和破產管理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耗費時間、令人厭煩。”《漢德傳》寫道，“他喜歡探索專利、海商法等新領域，而耗費大量時間的破產案件對他來說可是個沉重的負擔”。

《漢德傳》再度提及他跟母親的吐槽——“很快他告訴母親：‘恐怕我在工作上慢慢地落后了，而且差距越來越大。我只能盡力以最好的方式來工作，沒法多思考，否則我將不堪重負。’但他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他不想引起母親新一輪憂慮，所以安慰道：‘我很享受工作，遠勝過我能告訴你的。’不過，他也承認：‘我非常累了……如果我能在睡覺時不去想那些煩人的案子就好了，但就像昨天那樣，工作一天之后，我夢中也主要是在聽各式各樣案件的相關辯論，都睡不安寧。’”

據統計，1910年紐約南區地區法院受理的3000件案件，其中近一半為破產案件；而到1920年時，破產案件數量依然保持穩定，但其他案件卻躍升至七八千件。歐洲戰場斬獲豐富，而漢德依然不得不在如山的破產和海事案件中兢兢業業。

第三，人事糾葛與晉升是非。

1921年，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出現新的空缺。對于長期以來飽受基層法院案件如山重壓的漢德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晉升機會。但是，無論是時任共和黨總統沃倫·哈定，還是司法部長哈里·多赫迪，都屬于極右翼的共和黨人。在這種政治氛圍中，漢德沒有晉升機會。

這一輪晉升，最終出線的是漢德的同事朱利葉斯·邁耶。邁耶在共和黨內人脈深厚，在專利和破產管理案件上尤其專業能干。漢德在自己晉升無望的前提下，選擇支持邁耶。

但這種同事之間的晉升競爭，依然會讓漢德有挫折感。同樣是審理破產案件，為什么有的人就能獲得提拔，有的人只能原地不動？好在，1924年時邁耶辭職回歸實務界，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再度空缺。隨著政治氛圍的改變，這一次，漢德才夢想成真。

第四，耳聞目睹的破產腐敗。

漢德苦惱不僅僅是因為破產案件的冗長和復雜，還因為破產案件中暗流涌動的博弈與利益交換。

按照當時的破產實踐，當債權人要求法院指定管理人來管理并負責債務人企業破產清算事宜時，聯邦法院通常會指定律師擔任管理人。對于絕大部分律師來說，擔任管理人是個肥差。正因為如此，法官指定管理人的過程，往往會受到多方干擾與干預，千方百計指定“自己人”擔任管理人是家常便飯。

漢德亦凡人。他競爭法官職位，曾得到方方面面的擁戴。現在，他需要用手中的司法權，來回報曾經的支持。漢德深知，對于法官來說，指定管理人是小恩惠，但卻是實現司法獨立的攔路虎。這一點讓他苦惱不堪。

早年在地區法院供職時，漢德就呼吁破產司法改革，但收效甚微。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漢德忍不住吐槽：“我希望某位仁慈的人能廢除指定管理人的權力，代之以像鑒定人那樣的常務管理人（常設官員）。我發現，自己大約一半時間都用來周旋那些曲意逢迎的人，他們要么是赫伯特·帕森斯介紹來的——他之前可是竭盡全力要把我拒之門外啊，要么就是那些對我的任命做出過貢獻的政客們。”

1939年2月，漢德成為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首席法官。而漢德之所以獲得這一職位，與其前任馬丁·曼頓在彈劾和刑事壓力下被迫辭職有很大關系。曼頓丑聞涉及的問題之一，就是曼頓在為破產企業指定管理人時，采取一種高高在上、消極懈怠的態度。

在大蕭條期間，破產企業數量暴增，破產管理服務也成為市場上的香餑餑。聯邦第二巡回司法區內，先后有兩位初審法官格羅弗·莫斯科維茨和弗朗西斯·伍爾西因為破產丑聞，引發國會調查。這項調查最終結果是莫斯科維茨飽受批評但免于離職，而伍爾西則被迫辭職。

上述丑聞曝光后，紐約南區地區法院指定“歐文信托”為常設破產管理人，多數股權接管案件也由其代為接管。這正是漢德長期以來主張的改革思路。

但是曼頓對此表達公開不滿，認為“歐文信托”涉嫌壟斷，極力主張指定律師擔任管理人，并要求主審法官逐案確定管理人。曼頓巧妙利用《司法法》的“公共利益”條款漏洞，把自己作為巡回上訴法院首席法官指定為轄區內地區法院法官，進而獲得指定管理人的權力。

1932年福克斯劇院公司破產案，曼頓牛刀小試。此舉卻引發巡回法院和地區法院的激烈沖突。為了防止巡回法院法官侵蝕司法權，地區法院法官一致修訂審判規則，要求除非地區法院首席法官批準，否則聯邦巡回法院首席法官在破產管理中不享有任何權力。隨后發生的跨區捷運公司破產案中，曼頓依葫蘆畫瓢，進一步引發巡回上訴法院和地區法院的沖突，相關訴訟被上訴到聯邦第二巡回法院，并由漢德等三人合議庭主持審理。

漢德等合議庭成員并未發現曼頓有腐敗的證據，因而在判決中公開支持曼頓的做法，但私下卻有不滿。長期以來，漢德一直希望能夠掃清破產管理人指定過程中給裙帶關系留出的余地，而曼頓的主張與此恰恰相反。最終，最高法院裁定支持聯邦巡回法院第二法院的判決，但卻明確指出，曼頓“行事倉促且有違常理。該種行為讓破產管理陷入尷尬境地”，委婉地要求曼頓退出該案。

曼頓辭去巡回法院首席法官職位后，漢德也陷入深深自責。他遺憾自己沒有做更多事情，來確認曼頓長期以來對管理人指定中裙帶關系的青睞是否促使其濫用司法權。他也常常思考自己對曼頓的腐化墮落，是否應該承認部分責任。

……

長達700多頁的《漢德傳》，幾乎從未提及漢德在破產法領域的經典判例和言論。走筆至此，我總算明白為什么漢德法官不喜歡破產程序了。漢德確實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法官，但絕不是因為他對破產法的青睞。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