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Z世代的政治觀

從君主主義到生態法西斯主義，網絡亞文化催生了一代新的“電子意識形態”。

作家Amber Frost深入探討了“Z世代政治”的意義，文章發表于《論壇報》。當代的Z世代（Zoomers，出生于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代初的一代人）在探索自我和形成政治觀點時，與前幾代人有著顯著的差異。他們主要通過網絡匿名、隱秘地展開這一過程，而非在現實世界中形成身份認同和社會聯系。這一代年輕人參與的政治亞文化常常誕生在互聯網平臺之上，并催生了一種新型的“電子意識形態”（e-deologies）。

“電子意識形態”的特點是高度細化和個性化。它們不僅超越了傳統的“左派”或“右派”分類，還以獨特的標簽和理論自居，比如“泛憲制君主主義者”“反民主跨人類主義者”“無政府原始主義選舉者”等。這些年輕人將不同的理論和觀念拼接成自己獨特的政治觀，形成了豐富但割裂的政治文化。

Joshua Citarella是一位藝術家、大學講師及互聯網文化評論者，從2023年2月開始，他通過訪談記錄了Z世代人群如何通過網絡亞文化形成其政治信念。他的研究對象包括了自稱為“田園志愿主義者”和“生態法西斯主義者”等的人，這些觀點雖然看似怪誕，但確實反映了這一代年輕人在網絡世界中構建的意識形態之豐富性和復雜性。 

以訪談對象“PapaCoomer”為例，這位“第三立場主義者”（一種極右意識形態）在網絡上匿名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觀點。他的影響來源包括Hans Hermann Hoppe、James Mason、William Luther Pierce和Mencius Moldbug等極右分子。他的主要訴求是希望美國的現行體系崩潰，并期待由此產生的新體系能夠取代舊秩序。 

例如，一個16歲的得州少年表示，他的目標是“摧毀現有體系，讓新體系從廢墟中重生”。他稱自己曾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后來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等。他直言未來職業選擇可能僅限于“游擊戰士、資本主義奴隸或資本主義主子”，這種對未來的絕望態度從側面折射了Z世代的無力感與社會疏離。這些觀點雖然看似極端，但也多是年輕人試圖通過夸張化語言和思想實驗尋求自我定位的體現。

雖然右翼極端主義在Z世代中有所抬頭，但需要將其置于具體背景下加以審視。這些青少年的政治激進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網絡虛擬空間的匿名交流完成的，而非在現實生活中形成有組織的行動。他們的政治信念不僅顯得多變和不穩定，而且更多是一種思想試探和身份實驗。 

比如，另一位受訪者曾在2016年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到了2019年則成了生態法西斯主義者。這種頻繁的身份變動和意識形態轉換說明，這一代人更傾向于“試戴思想帽子”，而非認真地為某種政治理念投入長期行動。他們的政治探索多半停留在理論和網上辯論層面，實際的社會和政治參與極為有限。 

Z世代形成政治團體的困難也與其獨特的網絡文化密切相關。他們習慣于在線匿名互動，避免面對面接觸，也缺乏實體空間進行政治討論或活動。這種“極度在線化”的特性，使他們既難以形成線下的集體行動，也很難有機會發展現實中的組織能力或建立長期的人際關系網。 

即便有意嘗試將網絡上的理論付諸實踐，他們也會因脫離實際的內容和夸張的表述而遭到其他同齡人的冷眼相對。 

許多Z世代的“電子意識形態”僅僅是一種自我表達的形式，其社會影響力相當有限。例如，受訪者J自稱為“反動主義者”，發布包括白人至上主義者使用的符號，但他同時關注健身、可愛動物視頻等內容。這說明，盡管他可能以某種政治身份自居，但實際上這種身份對他的生活影響可能僅限于網絡活動。 

更重要的是，這些年輕人并未真正找到應對現實問題的手段或途徑。他們對當前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常常停留在破壞性的加速主義層面，而非以建設性方式提出替代方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美國的資本主義結構本身既不適合左翼的社會主義計劃，也不適合右翼的法西斯構想，因此，這些激進思想很難在現實中找到立足點。 

盡管這些極端思想可能并未對社會構成直接威脅，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Z世代的孤獨、迷茫和無助卻值得關注。這一代人往往對未來感到悲觀，他們既不相信傳統的政治體系，也沒有為改變現狀找到可行的路徑。因此，他們轉而沉浸于網絡亞文化中，通過匿名表達極端觀點以尋求情感上的釋放或自我價值的認同。

回到文章作者對這一代青年的觀察，問題并不在于他們是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或者“革命者”，而在于這些年輕人并沒有被提供建設性的方向來組織和表達他們的焦慮、憤怒或希望。他們的孤立和虛無主義使得他們更容易陷入一種觀望和試探的狀態，而不是積極參與改變現狀的行動。

文章提到，Z世代的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環境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復雜。過去的青少年在發展自己個性時，可能依賴于家庭、學?；蛏鐓^提供的社交網絡，而Z世代則是在互聯網上進行自我探索。虛擬世界雖然為他們提供了無數的選擇，但也使得他們的社會交往更加隔離和碎片化。

這不僅體現在他們的線上行為，也深刻影響了他們線下的生活。作者指出，極少數年輕人會真正把他們的“意識形態”帶入現實生活中。即使他們認同某種“極端思想”，也很少會有實際的行動去實踐。這是因為這些思想的根源并不扎實，而更多是一種試驗性認同。比如，“J”可能在某些時候自稱為“反動派”，但他很清楚這種“身份”更像是一種消遣，而不是生活中的核心信念。

另一方面，這種孤立和疏離感也讓他們的“虛無主義”更加嚴重。他們可能會用一些激烈的語言描述對未來的失望，比如“體制崩潰”“全球系統瓦解”等，但實際上，這種語言更多是一種對現狀無力感的表達，而不是具體的行動計劃。年輕人對改變世界的可能性幾乎不抱希望，甚至對政治本身也缺乏信任。

Amber Frost在其文章結尾指出，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這些年輕人的“意識形態實驗”，而是他們缺乏實際的政治參與和行動能力。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更加深刻的社會問題：一個原本可以參與構建更好未來的群體，卻因為缺乏希望和目標而變得被動和冷漠。

因此Amber Frost呼吁，社會需要為這一代人提供真正的方向感和意義感。無論是通過政治教育、社區組織，還是創造更多實際的社會參與機會，關鍵在于讓年輕人重新認識到他們不僅可以思考世界，也有能力通過行動去改變它。這不僅僅是為了避免極端思想的蔓延，更是為了讓年輕人能夠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并在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

《衛報》上另一篇有趣的文章（作者Carter Sherman）則揭示了Z世代政治觀中的性別差異。文章援引了研究者Melissa Deckman在其即將出版的新書《Z世代的政治：最年輕選民如何塑造我們的民主》（The Politics of Gen Z）中的研究，美國Z世代正經歷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性逆轉的性別差距”。這一現象在性別和政治參與方面展現了顯著差異，尤其是Z世代女性在各類政治活動中的參與度大大超過同齡男性，而Z世代男性則呈現出愈發保守和對政治冷漠的趨勢。

Deckman的研究表明，Z世代男性的政治傾向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偏離了過去幾十年美國年輕人普遍傾向自由主義的傳統。與千禧一代相比，Z世代男性在政治上的保守態度更加明顯，特別是白人男性群體的趨勢最為突出。根據Deckman的數據，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年輕的白人男性。而到了2022年，Z世代男性中有49%的人認為美國變得“太軟弱和女性化”，這一比例在2023年上升到了60%。這些年輕男性中，許多人支持特朗普的極右翼政治觀念，而不太關心涉及社會公正、氣候變化等自由主義議題。

Deckman進一步指出，盡管Z世代男性變得愈加保守，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在政治上的參與度提升。相反，Z世代男性在諸如投票、捐款、志愿服務等方面表現出較低的參與度。

與男性的保守和冷漠相反，Z世代女性在政治參與上展現出極大的熱情和積極性，尤其是在投票、政治捐款、志愿服務以及選民登記等方面，她們的參與度普遍超過男性。Deckman認為，Z世代女性的政治積極性與她們在教育和職場上的顯著進步密切相關。近年來，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參與度大幅上升，職場上的表現也逐漸取得了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待遇。這種教育和經濟上的進步為她們提供了更強的政治動機，使得她們在面對政治決策時，能夠更加主動地參與其中。

此外，Z世代女性在許多社會和政治議題上表現出明顯的偏好。例如，她們對女性權利、墮胎權、LGBTQ+權利等社會問題表現出濃厚興趣，并且愿意在這些議題上采取積極的行動。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期間，尤其是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后，Z世代女性感到自己的基本權利正遭受威脅，這更加激發了她們的政治參與熱情。因此，女性在2022年的選舉中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投票熱情，并且在選民登記和捐款等方面的參與度也遠超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女性對政治的參與不僅僅停留在投票階段。她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活躍程度也比男性更高，很多女性在平臺上積極討論政治、分享信息和動員支持。Deckman認為，這種趨勢顯示了Z世代女性不僅僅是在表面上參與政治，她們也在用更廣泛和深入的方式推動社會變革，尤其是在性別平等和社會正義等議題上。

盡管Z世代女性的政治熱情高漲，但她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對于參選公職并不感興趣。2022年數據顯示，只有4%的Z世代女性表示計劃競選公職，而男性的這一比例則為6%。這表明，盡管女性在政治上表現出積極性，但她們似乎并沒有通過直接參與政治決策來推動變革。Deckman認為，這與當前美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對公職的不信任感有關。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女性，認為通過傳統的政治手段難以實現真正的社會變革，因此他們更傾向于通過社會運動、集會和抗議等方式參與政治。

Z世代的性別政治差異表明，年輕一代對傳統性別角色的認知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女性在教育和職場中的領先地位不僅提升了她們的政治參與度，也改變了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望。與此同時，男性在政治上的冷漠和保守化趨勢，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變革的適應困難。

努斯鮑姆談美國肉類工業

動物福利是美國知名哲學家瑪莎·C.努斯鮑姆近年來的學術旨趣之一，她在2023年出版了《為動物的正義》（Justice for Animals）一書。近日，努斯鮑姆在《紐約書評》發表了一則題為《來自屠宰場的報告》的書評，評論的書籍包括揭開了美國現代肉類生產工業殘酷內幕的兩部著作：馬修·斯卡利（Matthew Scully）的《恐懼工廠：關于無辜生物和無情人類的爭論》（Fear Factories: Arguments About Innocent Creatures and Merciless People，2023）和莫西·帕奇拉特（Timothy Pachirat）的《每十二秒：工業化屠宰與視覺政治》（Every Twelve Seconds: Industrialized Slaughter and the Politics of Sight，2013）；以及艾倫·K.陳（Alan K. Chen）與賈斯丁·馬索（Justin Marceau）合著的探討揭露性報道中臥底調查的合法性問題的《真相與透明：二十一世紀的臥底調查》（Truth and Transparency: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21年10月21日，美國猶他州鹽湖城，顧客在哈蒙斯雜貨店購物。

努斯鮑姆指出，美國人熱愛便宜的肉類，為了迎合這一消費偏好，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美國肉類工業一直采用具有規模效益的方式生產牛肉、豬肉和雞肉，與之相伴的則是對動物的不人道對待——它們被像物品一樣儲存在倉庫中，在充滿恐懼的流水線上被趕向死亡。

肉類工業在美國政界勢力龐大，甚至在任命負責監管的內閣級別官員方面也有發言權。保護動物免受殘忍對待的法律往往將人們愛吃的動物排除在外，從1918年的《候鳥條約法》（the 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到1966年的《動物福利法》（the Animal Welfare Act），再到2019年的《防止虐待折磨動物法案》（the Preventing Animal Cruelty and Torture Act），都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工廠化養殖不斷擴大，動物生存環境相對友好的小型家庭農場的生存空間則被不斷擠占。

作為參照，歐洲在肉類工業方面的管理令美國尤其是美國聯邦層面望塵莫及。1976年的《歐洲農用動物保護公約》（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Kept for Farming Purposes）涵蓋了廣泛的農用動物保護條例，建立了一個監督體系，并進一步補充規定了針對特定物種的建議，例如規定豬圈必須足夠寬敞，讓豬可以站立、躺下和社交，還必須提供足夠的干草、稻草和其他材料。針對牛的指導意見承認它們是社會性動物，要求八周大以上的牛必須集體飼養。雞也得到了相當有力的保護。歐洲和美國的一些州發現，合理、人道的監管要求和可承受的價格是可以兼顧的。

努斯鮑姆指出，哈里斯提到過少吃紅肉對健康的益處（特朗普多次抨擊她試圖“取締紅肉”），甚至也提到了奶牛飼養產生的甲烷對氣候變化的不良影響，但哈里斯同樣表達了對于廉價肉類（“芝士漢堡”）的喜愛，卻未曾提到過在把漢堡送到餐桌的過程中對動物的殘忍對待。斯卡利在《恐懼工廠》中描述了這些殘忍行徑：母豬在懷孕時通常被關在和它的身體幾乎一樣大的金屬“妊娠箱”里，沒有躺下或轉身的空間，被剝奪了所有的社交，被迫在身下的污水池排便（而不是在它們更喜歡的遠離生活和飲食的地方）。它們不被視為有知覺的生物，而僅僅被當作“生產單位”。雞的處境也與之類似。屠宰過程更是驚人的殘忍，牛和豬都在機械化生產線上被趕向死亡，發出驚恐的尖叫，排泄失禁，在遭受致命一擊后迅速被拆解包裝成一個個“清潔整齊的包裝肉類產品”。這些事實在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1906年出版的《叢林》（The Jungle）一書中就得到了生動揭示，但公眾只從中注意到了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威脅，呼吁立法保障自身權益——《肉類檢查法》（the Meat Inspection Act）和《純凈食品和藥品法》（the Pure Food and Drug Act）隨即獲得通過，卻選擇對動物的尖叫充耳不聞。

100多年后的今天，肉類工業將屠宰場從市中心搬遷到了人口較少的地區，它們隱匿在高墻之后，似乎和其他企業并無區別，除了四處彌漫的氣味。今天的美國民眾要么忘記了辛克萊的報道，要么認為虐待行為在高度官僚化的、經過消毒的現代高效工廠中已經不存在了，但新的提醒可能會改變人們的態度。努斯鮑姆認為地方性報紙在這方面的表現值得稱頌，例如《芝加哥論壇報》在1997年對養豬場進行了系列報道，不僅討論了動物受到的對待，還討論了該行業對當地水道的污染以及對居民生活質量的損害。州層面的立法可以帶來改變，美國已有九個州禁止使用妊娠箱，加利福尼亞州還禁止銷售在其他地方以不符合本州法律的方式生產的豬肉。

斯卡利曾是小布什總統的演講稿撰稿人，在2000年參加小布什的競選工作時，他給位于北卡羅來納州的史密斯菲爾德豬肉生產廠的公關負責人打電話，表示自己有興趣做一篇關于 “現代肉類生產面臨的挑戰”的報道，并提到他經常為親商業雜志《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撰稿，因而獲準參觀了這家工廠，結果目睹了和辛克萊遙相呼應的殘酷景象。《恐懼工廠》收錄了斯卡利1993年至2023年期間發表在各種報紙和期刊上的短文，關注的焦點是工廠化肉類工業，但也討論了其他虐待動物的行為（如用棍棒擊打小海豹、為獲得象牙偷獵大象以及皮草業的動物虐待行為），追蹤了美國相關法律的進展，還對動物福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著作進行了評論。斯卡利敏銳地捕捉到了肉類工業用委婉說法來掩蓋遭受痛苦的是有知覺的生物這一事實，豬被描述為像植物一樣“生長”，“妊娠箱”被說成一種“居住安排”，連工廠也被命名為“陽光鄉”“歡樂谷”來掩蓋起殘酷現實。他一再提醒讀者，豬在智力和復雜能力方面和狗不相上下，但許多珍愛犬類伴侶的美國人卻在培根背后的問題上泯滅良知，并希望通過好的報道對這種道德上的盲目性發起攻擊。

帕奇拉特的《每十二秒》是對一家肉類生產企業的長篇調查報道。帕奇拉特現在任教于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學系，2004年，他在隱瞞自己的精英教育背景的情況下，憑借作為泰國交換生在俄勒岡州一個牧場工作獲得的養牛經驗在內布拉斯州一家牛肉加工廠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5個月，每天目睹2500頭牛被宰殺，其間和大多數同屬有色人種的工友相處融洽，并且兩度獲得晉升：從負責把動物肝臟掛到冷藏柜，晉升到快速分解尸體的屠宰線職位，之后又晉升為“質量控制檢查員”，可以自由出入車間，負責檢查安全標準以符合農業部監督員的監管要求。

帕奇拉特所工作的工廠比辛克萊筆下老鼠亂竄的芝加哥屠宰場要好得多，美國農業部的檢察人員無處不在，安全保護規則繁瑣但合理，雖然存在一些違規行為（從一根毛發或少量排泄物中檢出微量污染的樣本有時候沒有按照規定被丟棄），但帕奇拉特出于個人的道德承諾拒絕向農業部檢舉具體的工廠或人員，他有更大的目標，即向讀者展示該行業如何掩蓋了殺戮工作的所有可怕細節。

帕奇拉特所說的“視覺政治”是指在整個系統的設計中，不僅要向公眾隱瞞殺戮行為及其受害對象，還要確保工人自己無法觀察到整個過程，不會接觸到整頭牛。實現這一目的的機制之一是細致的勞動分工。每個工人只做一件小事——比如從動物尸體中取出肝臟，然后掛在冷藏柜里，卻從未看到一頭活生生的動物走向死亡、肢解和商品化的全過程。事實上，這種制度造成了一種集體性的自我欺騙，即認為只有重擊動物頭部終止其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殺戮者，其他工人則對這項任務表示厭惡，聲稱負責這一工序的人背負著心理創傷的負擔，從而擺脫自己的責任。另一項絕緣機制則是速度：“在每天九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里，每十二秒就有一頭母牛、公牛或小母牛被屠宰，屠宰場以殺戮為中心的工作變成了例行公事，幾乎讓人產生模糊的幻覺。沒有時間去尋找一頭完整的生物，沒有時間去思考事情的意義。”迫切需要時薪的工人也不愿意自找麻煩。

在書評的最后一個部分，努斯鮑姆對帕奇拉特的臥底報道和斯卡利的半臥底報道所涉及的道德、法律和倫理問題進行了討論。美國肉類工業不遺余力地推動“禁言法”來禁止臥底調查，目前有六個州存在這樣的法律，在19個州此類法律未獲通過，有25個州曾經存在過此類法律，而后因違憲被廢除。雖然很多臥底調查都提升了公眾利益，但也有反面例子，例如FBI對左翼學生組織的滲透。很多記者也對臥底調查持批評態度。《真相與透明》是一部以律師為目標讀者的專業性書籍，兩位作者對臥底調查以及最高法院應該如何看待臥底調查進行了全面而精準的分析。

陳和馬索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式的功利主義者，他們采用的決定性倫理標準是全體公眾利益，是許多不同的善的平衡。也就是說，他們會將個人隱私和財產權納入考量，但他們仍然認為有充分的理由保護“作為我們的言論和信息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臥底調查，至少應該存在一種能夠成功進行臥底調查的資質特權。陳和馬索援引美國最高法院最近以言論自由為由裁定2005年的《偷竊榮譽法案》（該法案將謊報個人軍事獎章判定為犯罪）違憲的判例指出，“只要是以調查和披露公眾廣泛關注的問題為目標，就存在為進入私有財產進行虛假陳述并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錄像的有限特權?！彼麄冞€指出，存在確鑿的判例法認為只要沒有侵犯“侵權行為法致力于保護的特定利益”，就不存在真正的非法入侵。在肉類工業的例子中，報道人拍攝或敘述工廠中所發生的事情并不是在竊取侵權行為法所保護的商業機密，雖然該行業不希望公眾關注動物和它們所遭受的痛苦，但他們的調查為公眾辯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努斯鮑姆認為這三本書帶來了在這個對于豬和牛所遭受的痛苦有越來越清楚的認識的世界上，美國有一天可能不再會是一個恥辱地帶的希望。對于那些必須吃漢堡的人，她寄希望于干細胞培養的肉——已在新加坡上市，待食品及藥物監督局審批通過就將在美國登場——能滿足他們的需求，雖然要達到合理價格需要生產規模的擴大。“不附帶痛苦的肉類，那將是怎樣的世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