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美國弗吉尼亞州民主黨議員凱西·陳（Kathy Tran）和其他議員聯署提出議案，主張放寬對孕婦在孕晚期（third trimester）墮胎權利的限制。在議會聽證時，當被問道“法案是否意味醫院可以為臨產（in labor）的孕婦墮胎？”Tran回答：“是的?！边@一回答引來巨大爭議，Tran的家人甚至收到反墮胎群體發出的“死亡威脅”，弗吉尼亞州州長、民主黨人拉爾夫·諾瑟姆（Ralph Northam）也因為該提案背書面臨仕途危機。

“Tran 提案”為何引發軒然大波？

墮胎（Abortion）一直是美國政治生態中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爭執根源在于美國憲法沒有對“胎兒是否屬于人”進行界定，反墮胎群體以“胎兒權益”歸屬“人權”為由拒絕墮胎，支持墮胎群體則以“孕婦人權”為由主張允許合理墮胎。雖然兩派爭執不下，但在政治以外的生活層面，公眾對于墮胎有一定的共識：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顯示，從1976年至2018年，認為“墮胎在任何情況下都合法”的比例大致在22%-34%之間，認為“墮胎在任何情況下都非法”的比例大致在15%-21%之間，約50%-60%的公眾認為“墮胎在一定條件下合法”。

這意味著，關于墮胎，確實存在一定比例的“絕對支持”和“絕對反對”，但主流民意（最高值達60%）傾向于：在特定情況下，孕婦有權選擇墮胎。

事實上，著名的“羅訴韋德案”精神也暗和這一民意。1969年，德克薩斯州女性Norma McCorvey意外懷孕后尋求墮胎，但彼時德州法律禁止墮胎，最終McCorvey在地下診所非法墮胎，她隨后以“羅（Roe）”為化名起訴代表德州的達拉斯縣（Dallas）司法長官亨利·韋德，指控德州禁止墮胎的法律侵犯了其“隱私權”，官司最終打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73年，聯邦最高法院于以7票贊成、2票反對提出了著名的“三階段標準”，將婦女的墮胎權與孕期三階段(trimester)一一對應：懷孕前三個月(第1到-12周)，由于胎兒不具“母體外存活性” ，孕婦可在與醫生討論后自行決定是否墮胎；懷孕三個月后（第13-23周），政府限制墮胎，但只限以保護孕婦健康為必要；胎兒具有母體外存活性后(孕晚期，第24-28周)，政府保護潛在生命的權益，除非母親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險，否則禁止墮胎。根據“三階段標準”，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德州限制婦女墮胎權的法律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主張支持McCorvey的合法權利。此后，該判例在全美產生了廣泛影響，“一刀切”禁止墮胎的州越來越少，各州在墮胎問題立法上普遍參照“三個階段”標準。

那么，既然從法律到民意，都對墮胎有了相應的界定，“Tran提案”有何標新立異之處，以至于遭致如此激烈的反對？

“Tran提案”主張放寬對孕婦孕晚期墮胎的限制，其核心訴求有三個：首先，將孕晚期墮胎的“審核醫生”數量從3名減為1名；其次，主張孕婦可以因精神健康（而不僅是身體健康）原因，選擇在孕晚期墮胎；最后，將診所列為孕中期（第二階段）墮胎的合法場所，作為對有資質進行墮胎手術醫院的補充。

該提案招致反對的主要是前兩點，簡單地說，“羅訴韋德案”只是給孕晚期墮胎留了可能性，但同時附以極其苛刻的限制條件，Tran想做的，是修正孕晚期墮胎的限制條件（“審核醫生”的數量），同時補充孕晚期墮胎可能的發生條件（孕婦精神健康問題）。

“Tran提案”引來攻訐，有全美尤其是共和黨在墮胎問題上走向全面保守這一時代背景。

近年來，美國多州出臺了嚴格限制墮胎的法案。2015年，經時任德州州長、共和黨人里克? 佩里(Rick Perry)簽署，德州墮胎限制法案生效，禁止孕期20周以上的婦女墮胎，并對執行墮胎手術的診所和醫生進行嚴格限制。類似的，2017年底，肯塔基州年也曾試圖推出“禁止孕期20周以上的婦女墮胎”的法案，雖然該法案暫時被聯邦最高法“叫停”，但該州對墮胎持嚴重保守態度，全州只有一間診所可提供合法的墮胎服務。

在此背景下，Tran逆勢而動，絲毫不顧共和黨執政州“孕期20周以上就不能墮胎”的聲音，反而主張放寬對孕晚期（孕期24周以上）的墮胎限制，難免讓共和黨人覺得異常刺耳。“Tran 提案”出現后，共和黨人斥之為“極端主義”，抓住機會對民主黨人進行了嚴厲批評，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等將“Tran提案”稱為“合法殺嬰”（legal infanticide）。

“墮胎權”與2020選戰

那么，多個共和黨州近年來“從嚴墮胎”的舉措有依據嗎？或者說，除了違了共和黨的意，“Tran提案”果真就罪無可恕嗎？

據專注生育問題的非盈利組織Guttmacher Institute統計：全美年齡位于15-44歲之間的女性墮胎率，在1973年至1981年之間出現了迅速的上升（由16.3‰升至29.3‰）。然而，從1982年到2014年，這一數據呈持續下降態勢，由1982年的29.3‰最終跌至2014年的14.6‰。

這組數字非常有趣。從賬面看，2014年的墮胎率和1973年相近，但考慮到1973年“羅訴韋德案”之前，墮胎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見光”，實際墮胎率恐怕高于16.3‰，但時至2014年，全美各州墮胎合法已成主流，14.6‰的墮胎率相對符合現實。這就意味著：全美墮胎率在1973年“羅訴韋德案”后經過8年的短暫上升，此后便進入了長達20余年的下降通道，在2014年已逼近1973年低點，甚至實際上可能已經創造了歷史新低——也就是說，美國并沒有因為“墮胎變得自由”而發生更多的墮胎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數據均采自2015年以前，也就是說在德州、肯塔基州等墮胎限制法案生效前夕，全美墮胎率處于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新低；對“愛情沖動”的糾正和以經濟問題為核心的生活壓力，是女性選擇墮胎的主要動機；98.7%的墮胎都發生在孕期第三階段以前，孕晚期墮胎原本就只占墮胎總量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上述事實可推導出兩個結論：第一，部分共和黨執政州主張更為嚴苛的墮胎法案并沒有大數據作為合理性支撐；第二，備受鞭笞的“Taran提案”沒有太大的現實關照意義，即原本就只有極少部分墮胎孕婦選擇在孕晚期墮胎。

那么，既是如此細末的“提案”，何以被“廣而告之”，引得共和黨高層無比震怒、民主黨眾高層戰戰兢兢？這背后的根源，恐怕還在于美國國內保守主義思潮的抬頭，美國兩黨都將“墮胎權”視作2020選戰的工具之一。

兩黨都想打好“墮胎”這張牌

共和黨人在墮胎問題上的保守由來已久，副總統、共和黨人彭斯就是一位激進的反墮胎主義者：早年擔任印第安納州州長期間，他簽署過8項反墮胎的法案；他是美國會中最早且最為堅定的主張取消對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 ，主張保護婦女權益、支持合理墮胎）財政撥款的議員；去年2月，他再度發聲稱，美國應當“回復正統（restores life in America），在我們這個時代，墮胎應當永遠停止”。

相較而言，總統特朗普對于墮胎雖然持保守態度，但其并非堅定的反墮胎主義者，“Tran提案”事件發生后，他僅用“糟糕”（terrible）來表達不滿，對此，保守派媒體Conservative Review特意撰文《要贏下2020大選，特朗普必須對墮胎更強硬》（Trump must be stronger on abortion to win in 2020），批評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曾對墮胎“不夠強硬”，提醒總統“從2020大選的全局出發”，堅定“反墮胎”立場。

與共和黨不同的是，民主黨始終主張保障女性合法墮胎權利。但受過去幾年美國多州在墮胎問題上趨向保守的影響，民主黨此次對于“Tran提案”也表現出高度的警惕：曾經與Tran聯署提出該議案的民主黨議員紛紛以“沒有細讀提案”為由退出聯署；目前表態參選2020總統大選的民主黨人士均對此表態謹慎、生怕踩雷，眾議院議長南希則直接回應稱“不清楚事態”；自由派媒體《紐約時報》“Tran提案”描述為兩黨2020大選的首戰，《華盛頓郵報》也無不擔憂地指出，拉爾夫·諾瑟姆（Ralph Northam）在“Tran提案”上的立場只會為特朗普連任提供助力，提醒目前表態參選2020的民主黨人在該問題上“謹言慎行”。

也就是說，以共和黨傳統勢力為代表的保守主義群體，不管判例或實際墮胎率的走勢，都一如既往地堅持“反墮胎”這一原教旨主義，不容許任何形式墮胎行為的存在；而民主黨雖主張保障婦女墮胎權益，但根據不同的時勢情狀，會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但兩黨都明白，“墮胎權”是一張牌，必須打好，圍繞這張牌的博弈，在2020總統大選前夜，只會更為明顯、激烈。

淪為炮灰的合理墮胎權益

在這一政黨博弈中，Tran和她的提案一起，淪為了炮灰。沒有人關心她到底想說什么，也不會有人關心她說的到底有沒有合理性，但幾乎所有人都會重復“孕期第三階段墮胎是反人類的”——盡管該階段墮胎的合理性，早在“羅訴韋德案”中就得到了伸張，且Tran并未主張無條件的孕期第三階段墮胎。

一并蒙灰的，還有主張維護婦女合理墮胎權益的聲音。事實上，美國多州出臺嚴格限制墮胎法案后，全美墮胎權益保護組織曾于2016年發起一項運動，在全美范圍內調配診所和醫生，鼓勵具墮胎手術執業資格的醫生去外州支援人手不足的診所。

今年1月24日，《洛杉磯時報》以《60小時，50次墮胎：一個每月往返于德克薩斯州診所的加利福尼亞醫生》（60 hours, 50 abortions: A California doctor’s monthly commute to a Texas clinic）為題，講述了一位加利福尼亞醫生每月乘坐飛機去德州達拉斯縣的診所提供墮胎服務的經歷。該醫生說，全美約有1700家診所每年為超過100萬孕婦提供墮胎服務，在加州，有150多家診所提供墮胎服務，只有5%的人居住在未配備墮胎服務診所的縣市，而在德州，相應的數字分別是“少于20家”和“43%”；醫生說自己很清楚所謂的“墮胎危險告知書”是“偽科學”，“除了干擾患者外一無是處”，但德州法律規定醫生必須照念，以至于她現在可以“全文復誦”；在墮胎動機上，絕大多數患者都將墮胎視作一次“彌補錯誤”和“重新開始”的機會。

該報道的作者 Soumya Karlamangla援引“全美墮胎聯盟”（National Abortion Federation）的數據說，自1990年以來，已有11名提供墮胎手術的醫生被反墮胎主義者攻擊致死、26人被攻擊致殘，部分提供墮胎服務的診所加裝了金屬探測器、防彈玻璃并配備保安。而這位從加州來德州支援的醫生，也從未得到過來自家庭的祝福：他的父親曾以“從我的尸體上踏過去”為要挾阻止她去德州執業。

筆者注意到，在Soumya Karlamangla赴達拉斯縣跟蹤采寫的全程中，這位醫生始終沒有露臉、沒有留下姓名。巧合的是，當年的“羅訴韋德案”，也正是發生在達拉斯縣，案件的女主角“羅”也只是一個化名——哪怕時間已經過去了近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