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至24日，由浙江大學文學院、古籍研究所與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第六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在浙江杭州華北飯店召開。本次會議由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院長馮國棟和浙江大學外語學院郝田虎教授共同召集。會議邀請了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中華書局、天津師范大學、天一閣博物館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三十多位學者參與會議，分書籍史與閱讀史理論、書籍史與文獻學的交互、近世的書籍史、文本旅行、文學與書籍體制、跨學科與書籍史六個專題進行深入研討。

在第一場主旨演講中，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黃旦教授首先做了題為“也談書籍的秩序：媒介學的角度”的主題報告。黃老師從媒介學角度討論書籍與我們當今所生活的世界的關聯。黃老師認為書籍是一種媒介，也是一種“社會裝置”，通過書籍的生產、傳播和閱讀，人類在交往、知識和文明中構建了自己的秩序，人類就生活在由書籍建構的秩序之下，人類的活動其實也符合“書籍的語法”。

隨后是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沈弘教授關于“紫禁城里的兩次大閱兵紀實”的報告，沈老師講述上世紀發生在皇家禁地紫禁城中兩次大規模的閱兵活動，用眾多珍貴的老照片補充了大量歷史細節，向我們展現了一段幾乎消失的近代中國史畫面，顯示了老照片作為史料的重要價值。

第三位主旨演講人是浙江大學求是講席教授、文學院教授高奕睿（Imre Istvan Galambos），題目為“敦煌寫本中的筆跡”。高老師通過對比敦煌文獻中某抄書人在不同時期特定字的筆跡來展現筆跡研究的意義。未曾被深入研究的筆跡包含了大量個性化的信息，書寫者年齡、性別、健康狀況，甚至他的社會生活都可以通過筆跡的研究獲得。從書跡變化來窺探人的實踐活動，是書跡研究待展開的議題。

在第二場主旨演講中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鄒振環、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趙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永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升先后報告了自己的相關研究成果。

鄒振環老師的題目是“繪制‘立方’型書刊文獻的指南——顧廷龍與現代中國書刊目錄的編纂”。鄒老師詳細介紹了為圖書文獻編纂工作做出卓越貢獻的顧廷龍先生，重點討論了他主編的《中國叢書綜錄》《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三種目錄的目錄學與學術史意義。

在題為“‘同版刷印’對于文獻學及明清書籍史研究之新意義——兼論十五至十八世紀中西商業出版的某種異同”的演講中，趙益老師以宋元以來精英刻書和商業出版中的“同版刷印”現象為思考起點，對“同版刷印——分別成書”這一特殊情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此現象應當引起對文本優劣和改動等問題的重新審視。

劉永華老師的主旨演講題為“文字下鄉：一個有待深入討論的歷史進程”。劉老師多年來在東南山區鄉村做田野調查，通過對19世紀中后期婺源一戶普通農家的調查向我們展開了一個復雜的鄉村文字世界。他就結合文類與社會生活對“文字下鄉”進行“質性”研究、用民眾識字率等方法進行“量化”分析等研究手段做了說明，并指出，還應深入探討“文字下鄉”在明清歷史進程中的作用。

張升老師以“談談中國古代的書籍社交”作為自己的報告題目。張老師認為不同于西方將書籍當作商品，中國傳統士大夫更傾向于將書籍當作一種社交的工具。書籍被認為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廣泛應用于借閱、贈送、傳抄、交換等社交活動。書籍社交貫穿于出版、流通到收藏的全過程，是比較中西書籍史的一個獨特的視角。

隨后的會議專題報告部分涵蓋六個專題，共報告了十六篇學術論文。

書籍史與閱讀史理論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何朝暉報告的題目是“以全球視角重審雕版與活字的關系”。何老師從朝鮮半島、日本、近代歐洲的印刷發展的經驗出發，客觀、公允地回答了印刷術領域的“李約瑟難題”。他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活字印刷被視為“現代性”的表征，而雕版印刷常與“落后”的觀念相連，這并不適合歷史事實，從而回應了部分西方印刷出版史上對雕版印刷的偏見。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葉曄發表了題為“在文本中發現與認識閱讀史”的報告。葉老師提出文本是常規閱讀史研究的基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已公布的存世古籍及其影像，將實物書的核心價值轉移至我們與古人共同擁有的實體“讀物”，并且借助數字人文技術收束作家的閱讀時空，定位閱讀者的書籍來源，形成對作家之文學知識、觀念、思想的進步認識，并將這些認識轉化為作家的創作、批評思想。

武漢大學文學院韋胤宗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批校與訓讀：一個關于古代中國、東亞與歐洲經典閱讀方式的對比”，他通過對古代中國、東亞與歐洲經典閱讀方式的對比，深入探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經典閱讀實踐的差異與共性，為研究經典閱讀提供了豐富的視角和方法。

中華書局副編審張玉亮發表了題為“中國化‘交流循環圈’模型芻議：以譚嗣同為中心”的專題報告。張老師以譚嗣同的出版活動為中心，總結了中國文獻傳統下“交流循環圈”的模型與達恩頓模型的兩個顯著差異，并以此為切入點，進一步提出中國式“交流循環”結圈為網的模型。

陜西師范大學翁彪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印本比寫更“固定”嗎？——重審文本固定性質、媒介形態與校勘的關系”。翁老師認為印本文獻比寫本具有更強的固定性這一觀點其實是學術史上的“誤讀”。文本固定性與文獻的媒介形態沒有直接關系，印本同樣展現出顯著的流動性特征。文本固定性不應被簡單理解為保存文本“純潔性”的能力，而應被視為一種闡釋學意義的共識，校勘也應被理解為一種通過檢討異文來達成闡釋學共識的協商過程。

書籍史與文獻學的交互

天津師范大學姚伯岳、王寶森老師共同發表了題為“古籍扉頁考辨”的專題報告，通過詳細的歷史考察和實例分析，對“古籍扉頁”的概念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辨析，為古籍研究和出版業提供了新的參考。

濟南大學教授陳靜報告的題目為“論馮道刻印九經的出版史意義”，陳老師全面探討了馮道刻印九經的歷史進程，闡釋了馮道刻印九經“將校勘作為印刷前的必要環節”“從卷軸到冊頁”“確立雕版印刷的版式規范”“開官府售書先河”四方面的意義。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李成晴老師發表了題為“藏集于寺——以白居易《白氏文集》的庋藏為中心”的專題報告，通過詳細的歷史考證和文化分析，探討了白居易《白氏文集》藏集于寺的獨特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意義，揭示了文集在古代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傳承方式。

天一閣博物館研究員李開升報告的題目是“略談實物版本學方法：以幾種古籍版本鑒定為例”。李老師以三種古籍版本鑒定為例對實物版本學的方法展開了詳細的說明，深入討論了實物版本學的方法及其在古籍版本鑒定中的決定性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張旭老師發表題為“宋代寫本藏經流傳考——以清宮和上博藏本為中心”的主題報告，張老師以清宮所藏與上海圖書館所藏宋代寫本藏經為中心，考證了宋代寫本藏經的流傳過程，并指出佛教文獻資料對于書籍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近世書籍史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王獻華的專題報告的題目為“伊南娜/伊施塔與納蘭辛統一戰爭的修辭學”，王老師認為阿卡德王朝君主納蘭辛的神化是基于圍繞文明女神伊南娜/伊施塔所展開的“大一統”思想的，而伊南娜/伊施塔所體現的“文明理由”一直是早期兩河流域社會權力觀念的重要部分，當我們采用“文明論方法”視角時，便能意識到所謂的阿卡德王朝的意識形態創新明顯具有繼承性，是對早期兩河流域文明史進程的自覺或者回歸。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石祥發表了“新得《文選筆跡》許嘉德增改稿本殘卷述略”，石老師對新得兩卷許嘉德增改后的《文選筆記》稿本殘卷進行了詳細的考證，通過個案展示了文本制作、印刷過程的復雜性，為我們理解書籍的生產過程提供了實例。

文本旅行

南京大學張志強、王翡老師共同發表了“《魯濱孫漂流記》在中國的出版”。文章詳細梳理了1902年至1949年《魯濱孫漂流記》在中國翻譯、出版、流傳的情況，闡釋了此書出版與白話文運動、兒童教育等社會運動的復雜關系，說明該書的出版不僅體現了出版商的創新和適應時代精神的能力，也展示了如何通過文本改造擴展讀者群體，滿足不同社會文化需求。

北京印刷學院葉新教授與來自南京大學的葉硯老師主要討論了1933至1934年間德國印刷展覽會在中國的巡展及其文化影響。文章通過大量的資料，詳細梳理了此次展覽的過程，以及圍繞展覽中、德兩國學者對印刷術的看法與交鋒。此展覽不僅加深了中德文化交流，也促使中國在技術與文化上自我反思。

南開大學邱雪松教授作了題為“流動圣雄：三四十年代《甘地自傳》中國旅行研究”的演講。邱老師探討了《甘地自傳》在中國的翻譯與接受過程，特別是在三十年代的中國語境中的變遷與影響。通過分析不同版的譯本，張老師指出《甘地自傳》的“中國旅行”顯影了彼時中國思想場域的繁復、斷裂、重組乃至更新。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張煉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喬叟與標準英語的出現”，張老師分析了喬叟的語言及中世紀晚期英國語言史，對標準英語的出現進行探討，認為標準英語的出現可能與15世紀官方文書統一英語書寫、印刷術推廣、英國王室的語言政治以及普通民眾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有關。

文學與書籍體制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郝田虎發表了題名為“札記書與類書比較研究”的報告。郝老師比較了歐美札記書和東方類書兩種傳統文類，包括其譯名、分類、自發編輯現象、功用、對詩歌創作的影響、對經典建構和文學研究的推動作用、教育和文化價值、缺點以及數字化等方面。兩種札記化形式類似而相異，體現了人類札記化心理的普遍性和多樣性。

南京大學于溯老師發表了題為“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與廣義合本子注說”的報告。于老師詳細討論了“合本子注”的學術史，對劉知幾、陳寅恪對“合本子注”的評論進行了再評論，并從閱讀史的角度重新審視“合本子注”的特點。認為“合本子注”一定程度上是讀者需求驅動的產物，體現了讀者參與感與更便捷的閱讀方式。

來自浙江大學的徐隆垚老師討論了明代詩學中歷史意識的興起及其對“詩學歷史化”的影響。徐老師從時序意識、證據意識和因果論三方面論述了明代“詩學歷史化”的問題，對中國文學史的起源問題進行了深入闡釋。

江南大學黃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正文之外：石刻文獻副文本在清代的變化及再生”。黃老師以三個不同的例子說明石刻寫本、刻本、拓本、輯本等不同形態對石刻“文本”本身造成的影響。說明在不同介質與載體轉換中，同一石刻“文本”發生了種種變化。這一現象也說明清代石刻文獻注錄呈現出過渡階段的文本特征，還處于“草稿時代”。

跨學科與書籍史

河南大學王鵬飛教授作了題為“微觀視野下傳統書業世家的生活與衍變——以山陰沈氏為中心”的報告。王老師回顧了山陰沈氏家族在傳統書業中的發展歷程，從微觀視角分析了沈家如何通過藏書、售書和出版謀生，并實現家族名利雙收。通過這一案例，揭示了傳統書業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衰退及其背后的文化與社會動力。

浙江大學的馮國棟教授作了題為“宋代刺血寫經的再認識”的報告。馮老師認為東方書寫介質以植物為主，而西方的書寫介質則以動物皮革為主，刺血寫經則恰好處于二者之間。刺血寫經與儒家文化中“身體不可毀傷”的觀念之間存在著文化張力。而宋代是儒家文化的重新發煌時期，刺血寫經與宋代儒學思想的互動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

與會者合影

此次論壇的參與者來自于中文、外語、歷史、傳媒、出版等不同的學科，顯示了書籍史研究的跨學科特征。書籍不僅是“文本”，更是商品、物品、工藝品、禮品、媒介、出版物，是聯系社群、形塑社群的中介物。如果說過去的書籍史研究與經濟史結盟，而未來的書籍史研究或許可以更多地與文化史、社會史、文學理論結盟。作為“實踐”的書籍、作為“社會裝置”的書籍為理解書籍與社會、文化的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