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地大力為基層減負、規范村（社區）組織工作事務，由基層開具的證明大幅減少，但近日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一些企業和單位依然要求居民到村、社區開具“親屬關系證明”“政審證明”“貸款證明”“家庭困難證明”等，令基層十分為難。

有些證明已經非常“荒誕”。比如有居民因辦理保險業務來開婚姻關系證明，但他明明有結婚證，還得要基層再開一個證明；有銀行要求村（社區）出具收入證明以證明其有還款能力，而基層根本無從了解居民的真實狀況。

這些證明之所以成了問題，真不是因為基層“不作為”。大多數情況下，基層也感到無所適從、左右為難。

今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其中就明確“規范明晰基層權責”，規范工作機制、掛牌和證明事項；民政部、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也公布了《不應由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證明事項清單（第一批）》，明確戶籍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婚姻狀況證明等不再由居委會村委會出具。

盡管相關規定說得很清楚，但各級單位依然希望基層單位能夠“幫助”審核，在這些事項上多一道核實的程序，從而降低風險。結果，這就極大地加重了基層負擔。有基層單位反映，很多老百姓要辦的事情涉及保險、貸款、金融業務，社區的證明往往不可或缺，在基層單位的能力范圍之外。

基層單位的人力物力終究是有限的，這些不在權責范圍內的重復證明，浪費了大量基層資源，影響了基層單位的正常運轉，也影響了公共服務質量。可以想象的是，多一個工作人員被綁在核實、開證的瑣事上，就少一個人解決鄰里糾紛、檢修損毀設施、排查風險隱患等。

這樣的狀況不應該再持續了，各項給基層減負、明確基層職能的規范性文件，應當進一步強化剛性，能夠真正賦予基層說“不”的底氣。有受訪基層干部介紹，這些規范性文件主要在黨政系統內下發，黨政部門要求開具的證明大幅減少，但不少企事業單位依然把相關證明作為辦事的前置條件。

從這個角度看，規范性文件應當進一步擴大其下發范圍，形成貫穿各大系統的通用規定。像采訪中的保險、銀行、高校等單位，也應當被納入基層減負視野。相關部門不妨協調各個部門形成統一規范，嚴格規定事項材料要求，防止動輒就向基層伸手“要材料”。

此外，信息共享、網絡核查等數據庫建設也應當進一步推進。客觀來看，重復開證的現象之所以存在，其實背后也有一種希望基層“幫助核查”的意圖。那么數據進一步互聯互通，提供更加便利的核查機制，一些文件、材料可以網絡鑒別真偽，如此一來，也能起到壓縮需求的效果。

進一步明晰各個單位的職責權限，明確各項證明材料的開具單位，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一個抓手。“遇事找基層”，這種簡單化處理，意味著權責分配上存在模糊含混，也會留下風險隱患——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真的出現糾紛，開具證明的基層該不該承擔責任呢？又該承擔多少責任？

所以，管住這些伸向基層的“手”，既是給基層減負，也是提升社會治理的整體效率，為老百姓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