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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生活中逃走？這些年輕人決定去鶴崗｜翻翻書·送書

2024-11-28 17:1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上班、上岸、買房、社交、戀愛、相親……面對難以喘息的當代生活，逃離究竟是一種怯懦還是一種勇氣？說到底，我們如何才能得到自由呢？而自由又將帶我們去向何方？

當我們還在憧憬遠方時，有些人已經逃離，或者正在策劃逃離中——百度“隱居吧”有一百三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名成員，他們中許多人已經脫離了大城市的主流生活方式，去到更低成本的鄉村或城鎮，過上隱姓埋名的低欲望生活。最為典型的就是近年頗受關注的東北城市鶴崗——在這座資源枯竭的城市，因只需兩三萬就能買到一套房，又有醫院、商場等現代便利設施，成為許多人選擇“躺平”的圣地。而在鶴崗神話的背后，是一座座同樣資源枯竭、經濟衰退、被世人遺忘的城鎮，河南鶴壁、安徽淮南、河北燕郊，以及一個個具體的、迷茫的、涌向那里的年輕人。

在網絡熱點背后，他們究竟過著什么樣的生活？又是什么，促使他們做出逃離的決定？帶著這些問題，非虛構寫作者李穎迪追蹤三年，從網絡上的隱居者聚落如“隱居吧”、豆瓣小組、QQ群，深入包括東北鶴崗、河南鶴壁、安徽淮南、河北燕郊等多座適合低成本生活、受到年輕人關注的城市，走進當代“逃離者”的生活和內心，完成了紀實文學作品《逃走的人》。

買一間兩三萬元的房子，囤積食物、養貓，不上班，不社交，不戀愛，靠積蓄維持最低欲望的生活，與人隔絕。從互聯網的隱秘角落，到大雪覆蓋的邊緣小城。這是一群逃離者的故事，也關乎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這是一次漫長的旅途，不僅走入陌生人緊閉的家門，更是試圖探索我們這一代疲倦但仍擁有微小勇氣的心靈。

第三十七期「翻翻書·寫寫字」的征集就為大家帶來這部關于當代生活“逃離者”的非虛構作品《逃走的人》，作家許知遠在讀完后評價：“這本書拓展了我的視野，原來一群年輕人是以這樣的方式應對時代。逃逸或是一種怯懦，也可能是一種勇氣，一些時候，我們需要脫軌來辨認自身。”

這是一本帶著巨大問號的書，同時也是一本提供無數種鮮活答案的書。它讓我們思考，也許逃走不是一切的終結，而是一切的重新開始。

以下內容摘自《逃走的人》，經出品方授權發布。

（參與贈書活動可直接滑至底部，人人都能成為書評人。）

12月2日當天我們會選出3名讀者，請留意公眾號文章的回復。

來到鶴崗的年輕人

當我寫這本書時，想起鶴崗，我首先想起的仍是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不同于南方，鶴崗的雪蓬松、干燥。最初一兩場，雪飄落在街道、屋頂、草地、車窗。雪在路燈下發亮。隨后幾天，雪慢慢融化。直到一場大雪——用當地人話說——雪“站”住了，此后鶴崗就將一直籠罩在白雪之下。雪逐漸增大，變得殘暴，如龍卷風，城市嚴陣以待，連續的預警，鏟雪車、挖機、警車四處勞作，將道路上的雪推到一旁。風中刮起煙霧一樣的雪，漫天蔽日。平靜時，雪又變得頑固，僵硬，凍住狗屎、煙蒂、人的腳印。街上，人們穿加厚的羽絨服、羽絨棉褲，戴防風口罩，但還是沒一會兒就凍得身上疼。隨著呼吸，睫毛、鼻孔、口罩里都結上一層薄霜。

這是一座與雪共生的城市。雪成為人們的度量衡，承擔人們的欣喜、擔憂與煩悶。伴隨雪來的是如夢一般短的白日。下午3點，太陽落下，城市就陷入沉寂。這里似乎天然適合過上穴居的生活——正如來到鶴崗的年輕人所選擇的生活。

作者攝于鶴崗

2022年10月底，我從北京出發，帶著一件短款羽絨服，兩件毛衣，坐上前往黑龍江的飛機。鶴崗在黑龍江省北部，約有八十九萬人口。網上能找到這些描述鶴崗的話：“地方政府財政重整”——2021年12月，鶴崗市政府公布取消招聘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計劃，理由為財政重整；“人口流失”——2013年至2021年，鶴崗市區人口減少幅度達17.12%；“資源枯竭”——2011年，鶴崗被中國政府列入第三批二十五座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單。看多了這些，人們很難不產生這個印象：鶴崗，一個寒冷且遙遠的邊陲之地。它與俄羅斯隔江相望，沒有直達的火車、高鐵或飛機，多數去鶴崗的人往往選擇在哈爾濱或佳木斯中轉。

我飛到佳木斯，拼車到鶴崗，在高速路“南風井”卡口排隊、登記信息，看著運送成團草料的大卡車來往，再坐車來到市區。旅途漫長，徒增疲憊，那會兒想去中國哪里都不容易。電話里，一個女人要求我到鶴崗之后得居家隔離。不許點外賣，她說，當然了，你可以吊根繩子，從窗外把外賣拿進來。

最終我在網上找了一間民宿，租金一百元一天，包月一千五，裝備齊全，拎包入住。相比這里的房價，民宿的價格算昂貴。后來我才得知，如果有耐心的話，也能在鶴崗找到三千元租半年或一年的房子，但得自己在城里找那些掛著“出租”紙片的房東，打電話就行，至少半年起租，自帶家居用品。

站在樓下，我環顧四周，手心冒汗：黑暗，沒有聲音，沒有常見的電視聲、人的交談聲，安靜得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還有風。小區沒有邊界，幾棟居民樓排在一起，暗淡的月光下，就像西北被風蝕過的石頭堡壘。一棵柳樹隨風婆娑搖擺，居民門前，攝像頭閃了一下白光，又暗下來。晚上8點，幾乎沒有窗戶亮燈。我不知道那些樓房里是不是真的還住著人。

后來，我認識了一個在鶴崗生活的女孩。她和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推薦我去買個手電筒。

“鶴崗很多地方都沒燈。”她說。她發來一個商品鏈接。“一塊五毛二，便攜式迷你工作燈，強光。”

單元樓沒鎖，我在黑暗中摸索上樓。打開手機照明，墻上蓋滿了“有證開鎖”的紅章，一些紙條寫道，“由于不清楚戶主是誰，給執行防疫政策帶來了一定困難。請盡快聯系”。也許這些房子已經空置了。這是片棚改區，正是網上最常流傳的那些便宜房子，兩三萬就能買一套頂層的。我輸入密碼。屋子里干燥、暖和。10月底，鶴崗已通上暖氣。民宿是個開間，鋪了大理石瓷磚，擺著沙發、茶幾。打開水龍頭，水有股隱約的銹味。窗外還是一片黑暗，有時傳來遠處的火車汽笛聲。

隔天，天亮得早，我開始隔離生活，無聊時望向窗外。樓房都很像，橙黃色的外皮，六層樓高，一樓不銹鋼陽臺上掛著歪歪斜斜的金屬“福”字。草地上有少量的雪。遠處還是長得一樣的回遷房，只是顏色不同：墨綠色、米色、白色，整齊排列的窗口就像積木。到了白天，人們走出家門。中年人，老年人，牽著狗，提著菜，戴著口罩。他們彼此點頭，在寒冷的空中呼出熱氣。樓與樓的間隙很大，很空曠，一些家具被遺棄在單元樓門前，灰色布沙發，生銹的金屬座椅。

我開始在網上尋找來鶴崗買房生活的人。我加入一個鶴崗的微信群聊，里頭有兩百多個從外地過來買房生活的人。線上群聊幾乎每分鐘都有人說話。一個女生說她開網店，用線上虛擬幣交易。她的對白也很簡單，“我不出門”。另一個女生，二十五歲，住在南邊的“大陸南”小區，她是網絡小說寫手，最近一邊寫小說，一邊幫人裝修。一個女生畫漫畫，住在松鶴小區，和另一個女生相約晚上一起喝雞湯，看恐怖片《鄉村老屋》。一個女人從佛山過來，帶著孩子。群里也討論外界對鶴崗的關注。隨著報道越來越多，一些人將備注改成“不在鶴崗”。

有人不斷分享近期的新聞鏈接：

“鶴崗不是北歐”“鶴崗不是烏托邦”“去鶴崗躺平，無非又是騙你去買房”“2022年新騙局：去鶴崗買房躺平”“五萬賣房熱潮過后，鶴崗再次淪為鬼城”“鶴崗會重生嗎？”

人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低廉的房價將源源不斷地吸引年輕人來到鶴崗，從而形成新的活力。

但另一個人說，人們在城市里購房，購買的只是那一套簡單的鋼筋水泥么？

他接著說，不，人們購買的是希望。“房價走低不可能帶來希望。沒有希望，這里的房價才會走低。”

還有一個男生說，無論外邊說什么，他都要去鶴崗。他來自河北涿州，原來在保定一家直播運營公司做商業代播，但公司快倒閉了，他打算辭職，然后去鶴崗。“我像塊橡皮，每天都在消磨。”

他寫道：

感覺鶴崗就是那個樣子

天黑以后就沒有什么生活了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著

等待天亮

他們走向了自己的小路

這些天，我和林雯談論她在鶴崗的生活，也談論此前的生活。我希望理解她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

現在，如果讓我來談談林雯，還有這些在鶴崗生活的人們的共性，也許更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們的身份、社會位置，而是精神上的那部分東西。也許這些人正試圖拒絕那種單調、聒噪的聲音——某種單一主流的價值觀，或是可以稱得上老舊的、散發著幽幽陳腐氣息的那種生活——工作，賺錢，成功，買房子，買大房子，結婚，生孩子，養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我想起很多聲音，比如——

“渾渾噩噩地過了這么多年，”林雯說，“來到鶴崗后，那樣的感覺終于減淡一些。就好像我終于輕松了一點，也好像更清醒了一點。”

電話中那個做插畫的女生說，她還記得來到鶴崗的心情。新生活就這樣倉促地開始了。“走進去的那一刻，我想我終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好像以后的生活就終于自由了。”

不想奮斗，奮斗給誰看？”一個人說，“我一個人，這點錢夠花，為什么還要去工作呢？如果哪天游戲打膩了，就在鶴崗隨便找個工作。”

“如果我放棄家庭，放棄親情。反正一切都放棄掉。一個單身男人，開銷不是很大的情況下，我發現人生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在比亞迪汽車廠工作過的男生說，“不想要的東西就不要了。”也許更重要的是后面一句：“我可以選擇不要。”

作者攝于鶴崗

我與學者袁長庚交流，他談到對生活哲學的看法：

過去四十年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一個副產品。那就是不管你身處什么社會階層，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著一整套生活邏輯。富人也好，窮人也好，城市人也好，農村人也好，雖然你對自己未來的期待不一樣，但你總是有所期待：一個人就應該好好勞動，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定積蓄，或讓你的后代實現階層躍升。這是過去四十年的高速發展給我們在心理層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約數。我們幾乎是全民無條件接受了這套生活邏輯。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從生活邏輯和生活哲學的多樣性上來說，這比較單一。這就造成一個問題，如果你恰好生在這個時代，在你成長的過程當中，你所受到的影響，你見到的很多東西，這一切會讓你產生一種感覺——好像只有過上這樣的生活才正常，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當你沒有見過有人停下來，你會以為停下來是種讓人恐懼的事情，可能會失去生計。但真正有人在你身邊這樣生活，你發現好像暫時這樣一下也沒有太大問題……我覺得這背后跟我們經濟和社會發展逐漸放緩有關系。當身邊有些人開始過非常規生活，我們開始思考，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生活觀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樣化？

同時，在針對工作，針對年輕人的這些情緒里，父母一輩與子女一輩出現了嚴重的沖突。因為他們各自忠誠于自己的感受和歷史經驗。這也許說明，代際差異并非來自價值觀，而是認識和體驗上難以調和，是生活經驗的不可通約，不可交流，不可共助。

在鶴崗，我見到的這些人似乎生長出某個新的自我，它決定脫離我們大多數人身處的那個社會——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產生價值，好像時刻在填寫一張績效考核表的社會。遍布生活的焦慮感，彌散的不安，人們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厭倦，有時還會服用阿普唑侖片。這些選擇來到鶴崗的人停了下來，像是進入一種生活實驗，實驗品則是他們自己。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有點危險，但也許，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選擇。

我已在鶴崗見到這些人，聽見一些聲音，寫下她和他的故事、經驗、記憶。人們來到鶴崗，就像是追尋著那些舊話題：到某地去，到遠方去，在路上，“真正的生活總是在別處”。在這里生活越久，我仍然不清楚，鶴崗，這座城市是否真的能讓人們擺脫生活的重復、苦悶、倦怠、絕望感——進而來到精神上的自由？我想到人們交談時的猶疑、沉默，面對經濟壓力時的回避，談到未來時的顧左右而言他，也想到了另一句話——“當對時間的感知僅限于期待一個無法控制的未來時，勇氣就會消失。”（西蒙娜·薇依）

逃離能通向自由嗎？

最初，在聽說申牧的故事，還有見到他那天，以及后來我反復想到他時，我實則想弄清楚一些問題。比如說，他為什么選擇過這樣的生活？換言之，這個問題——后來我向來鶴崗生活的人們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實則是，這種逃離，如果我們能稱其為逃離的話，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謂自由，是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嗎？就像人站在一個廣場，或是一條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現一些不同的分岔，像手指離開手掌那樣延伸開去。分岔盡頭會是什么？亮光？一片朦朧不清的霧？又或是黑暗？

……

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網上斷斷續續聊到他的生活，還有他的過去。

他出生在中國甘肅的一個村莊，那是一片干旱荒涼的土地，當地農民主要靠種植花牛蘋果為生。申牧家里也有一個蘋果園。他的家境在當地人看來不算好，但也不算壞。少年時期去另一個鎮子讀書，每周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時太累，中午睡在樹林里，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綁帶綁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專，遵循父親建議選擇飛機維修專業。畢業那年，他的同學們大多數去了航空公司。他選擇更穩定的維修基地，來到北京。

維修基地在首都機場附近。經過兩年培訓，申牧正式上崗，簽訂一份須工作滿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換上深藍色工服，手持虎鉗或是測量標尺，來到車間，維修各式各樣的被拆解過后的飛機發動機，檢查發動機葉片是否存在劃痕或變形：幾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燒蝕，是否腐蝕，然后在葉片打上“超標”或者“未超”的標識。他有時會用專門的孔探儀，更多時候靠眼睛。他的眼睛總是很酸澀。

作者攝于鶴崗

他不常加班，除了春運或國慶前后工作會變多。下班后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種各樣的酒店標間。他生活的范圍不超過那個園區。他和同事們說不上話，也不愛參加要喝酒的聚會。他逐漸感覺自己逃不出這個碩大的車間。

工作兩年后，他開始去電影院看電影。起初是看一些商業片，回到宿舍也看，《7號房的禮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贖》。后來開始看楊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記》。在電影中，他幾乎可以在視覺上抵達任何一個國家，看到人們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風景，樹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國新浪潮，再然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氣看完了《燦爛人生》，一部時長六小時的意大利電影。看電影時，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申牧很難說清楚自己發生了什么改變。但他認為，眼前的生活絕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兩千元在網上報了一個學習班，開始在上班間隙學法語。在一張“發動機零部件附件交接單”上，他抄下許多單詞：

Monalisa 蒙娜麗莎

Louvre 盧浮宮

Marguerite Duras 瑪格麗特·杜拉斯

Tomber amoureux de quelqu’n 愛上某人

他看到一部叫《小森林》的日本電影。電影中，橋本愛飾演的女主角無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個叫小森的村子，森林圍繞，她一個人住，秋天收獲水稻，夏天喝自釀的冰鎮甜酒，早晨吃自制面包和磨碎的果醬，一日三餐，周而復始——我能否離開北京，回自己的家鄉過這樣的生活？

他在一個論壇上發帖：“二十八歲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國企做技術員。除了電影沒別的愛好，想明年轉行，成為一位真正的電影從業者。”

許多人勸他不要沖動，但也有人鼓勵他。他說，想到一輩子都要在流水線度過就后背發涼。

有一個自稱是紀錄片導演的人聯系上他。他們簽署了一份協議。兩人商定，由申牧出錢購買一臺red one攝影機，另一人進行拍攝，拍攝完紀錄片后，器材歸那人，但電影版權歸申牧。他們起初決定拍一部返鄉題材的紀錄片：以申牧辭職離開飛機維修工廠，返鄉和父親一起種植蘋果作為故事線。劇本里，他們設定電影叫《爸爸的蘋果樹》。但合作很快失敗了。那人遲遲不隨他返鄉，另有自己的拍攝計劃。相處十來天后，兩人散伙。申牧花錢買的機器仍然留在男人手上。

春節，申牧回家，父親認為他受騙了，也不同意他轉行的想法。父親說，你既然喜歡電影，最開始怎么不去學電影？既然現在已經學了飛機，就好好干飛機。申牧還是帶了一臺相機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給蘋果樹修剪樹枝，他拿著相機在一旁拍攝。但父親看他不干活，嫌煩，把他的相機摔到地上。相機摔壞了。

申牧回到工廠。又過了兩年，他再次提出離職，此時離合同期結束還剩一年，須賠償大約六萬塊。離職后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間隔斷房。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五個房間。他和一對夫妻、一個寫代碼的大學生、一個女生、一個高中生住在一起。半年后，他決定在同等預算下租一個完整的空間。位于河北的燕郊是不錯的選擇，來往北京市區有通勤大巴車，半個小時就能抵達國貿，而且房租很便宜。

他決定去燕郊。此后五年，他離那個過往熟悉的世界越來越遠。

▼ 第三十七期書目：《逃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