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萬達：1965年8月出生，籍貫江西定南，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理事長，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并任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深圳市第六屆政協委員、第七屆人大代表、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深圳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從贛南九曲河的涓涓細流，到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術殿堂，再到深圳經濟特區，30余年的時光里，我融入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聚焦深港合作研究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探索，親歷并參與書寫深圳與香港從最初的經濟互補模式逐步邁向產業深度融合的新篇章，深港雙城攜手并進、共創輝煌的壯麗征程也成為我研究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壹

我深刻感受到沒有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村也發展不起來。沒有這兩者的支撐，單純聚焦于農業生產的研究，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是難以觸及農村發展的深層次問題的。

結緣政治經濟學

我的家鄉在江西的定南縣，那里最大的河流——九曲河，是東江源頭之一。我從小生活在農村，家庭條件拮據，但客家人崇尚讀書，且父親算是當地有點文化的，他堅信知識改變命運，所以我很早就開始上學讀書，在家里還能接觸到《青春之歌》等小說。書籍拓寬了我的眼界，讓我對事物擁有了更為深刻的領悟力。

1980年，我在15歲時考上了南開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學專業。那是一個以理論研究為主的專業，對于年輕的我而言，這門專業太難了，一度還鬧著要轉專業。老師安慰我說，這其實是一門很重要的學科。光陰漸長，我才深刻體會到從政治經濟學的廣闊視角到經濟學的精細分析，這一知識領域對我們的日常工作生活產生了諸多深遠而實際的影響。

我在農村長大，目睹農村的貧困與農民的艱辛，內心深受觸動，適逢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所以在攻讀碩士和博士階段，我選擇了農村發展的課題展開研究，結合全國調研，希冀尋找出改善農村現狀的途徑。結合張培剛老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化》理論著作和自身的研究經歷，我深刻感受到沒有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村也發展不起來。沒有這兩者的支撐，單純聚焦于農業生產的研究，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是難以觸及農村發展的深層次問題的。因此，作為研究者，我們研究的視角和方向也需要往工業化和城市化轉變。

1987年，我碩士畢業留校任教，之后在職攻讀博士，并于1991年獲博士學位。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帶來了無限生機，學校一批青年教師、碩士博士都紛紛南下，我也跟隨這個浪潮來到了深圳。

南下深圳與初見香港

事實上，我到南方找工作的第一站是廣州，但語言不通的問題讓我卻步了。而深圳作為移民城市，普通話普及率高，且龍崗區、寶安區也是客家人聚居地之一，他們當地人說的客家方言我也能聽懂，身在異鄉也倍感親切。

我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市政府信息中心的經濟預測部，參與宏觀經濟的研究和協助企業開展股份制改造。

工作期間，我有機會和同事前往香港調研。首次踏上香港的地面，讓我記憶猶新的是，香港不愧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外匯市場高度發達。當時的內地，沒有“外匯市場”的概念，只有調劑市場，實行匯率雙軌制。直至1994年初，國家對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實現并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建立了統一的外匯市場。

我們調研的那家香港投資公司，主要做外匯投資。前來接待的是公司總經理，而真正的老板，卻在辦公室內埋首繪圖。這一幕極大地顛覆了我對企業管理的傳統認知，原來老板并非僅僅是端坐于辦公室、發號施令的管理者，他們也會親臨一線，投身技術工作。而負責公司日常運營管理的總經理，盡管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卻是受雇于老板的職業經理人。在現代企業中，角色與身份的界限不再是涇渭分明，而是更加看重術業專攻、深度協作，共同推動企業向前發展。

這次香港調研之行，讓我接觸到香港在金融市場運作、企業管理等領域前沿先進的理念與方法，這些都很值得我們內地深入學習和借鑒。

貳

在此之后的“深圳都市圈”“粵港澳大灣區”等概念的提出，都與“都市圈聯動”的理念一脈相承，對我們日后的研究產生非常重要的啟發。

加入國家高端智庫

在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工作近一年，我逐步了解政府機構的運作模式，而后加入一家股份制公司，將在市政府信息中心工作所養成的嚴謹與高效，與市場的靈活性和創新性相結合，應用到企業工作中，收獲了職業生涯中一段獨特的經歷。

在老師同學們看來，我兼具學術背景和政企工作經驗，適合從事綜合性的研究工作，應該到更大的舞臺發揮作用。1995年，我了解到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下稱綜研院）的有關情況。它是一家新型的研究機構，如同國外的思想庫、智囊團，主要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提供政策咨詢服務，如今我們稱之為“高端智庫”。我過去的研究和工作經歷，對綜研院來說很是合適。在雙向選擇下，我加入了綜研院，根據上級安排著手組建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結合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特區發展歷程、資本市場等因素，開展具有深圳特點的宏觀經濟研究。

▲2017年，郭萬達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和商務印書館聯合主辦的“一國兩制”研究學術研討會。資料圖

開啟深港關系研究

綜研院長期研究深港關系，大約是1995年底，深圳市正在籌備和香港對接的方案，委托綜研院做B方案。盡管我是研究宏觀經濟的，但全院上下都參與了香港回歸祖國的重大課題，并于1996年出版了一部專著《深港銜接 共創繁榮》。

我負責該書的第二編，研究香港回歸祖國后關于深港合作的問題。彼時，深圳也正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特區不特”的爭論、工業滑坡現象等。深圳的工業基礎薄弱，實施“三來一補”發展戰略，通過承接香港的低端制造業實現了城市發展的初始積累，但一些加工貿易企業已轉移到東莞，導致深圳出現了工業滑坡的現象。所以在香港回歸祖國之際，我們的研究不僅要立足于香港，還要從深圳的角度出發，研究深圳應該如何與香港合作，合作的內容是什么，以及雙方互利共贏的成果有哪些。

香港回歸祖國后，綜研院持續參與了許多深港關系的課題研究，如2004年開展關于香港邊境禁區的問題研究；2007年開展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強調城市群、都市圈要聯動起來，通過軌道加強城市間的聯系，所以我們建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形成港深一小時都會生活圈。

深港關系從原來的銜接階段穩步邁向更加緊密的“深港合作”新篇章。在此之后的“深圳都市圈”“粵港澳大灣區”等概念的提出，都與“都市圈聯動”的理念一脈相承，對我們日后的研究產生非常重要的啟發。

我們在2008年開始研究河套地區的開發利用方案；2013年，開始研究跨境學童的發展問題；2014年，開始研究灣區經濟，提出共同打造大灣區；2015年，開始研究推進深港口岸通關便利化；2017年，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撰寫關于促進深港交流合作的方案；2018年，研究深圳對港澳開放的新模式，提出單邊開放的建議。

可見，從香港回歸祖國后，綜研院便緊扣時代發展趨勢，開展長期的深港關系研究，議題包括深港合作的內容、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圳如何支持與服務香港等，涵蓋邊境開發開放、教育、醫療、交通、金融等多個領域。

叁

香港聚焦的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均與深圳的重點發展領域高度重合，兩地足以在口岸經濟帶和科創領域形成互補，擁有巨大的協同發展潛力。

參與前海開發開放議題研究

2010年8月，國務院批復實施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2010-2020年）》，拉開了前海開發開放序幕。從2021年9月印發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到2023年12月發布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下稱《前海總規》），為前海持續擴大開發開放按下“加速鍵”。

早在2010年，綜研院便參與到前海開發開放的議題研究當中。我們深入探討了諸多議題，例如如何構建一個適宜的營商環境，以吸引港人、港資及港企入駐前海。我們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市場準入、稅制、法制等進行了詳盡研究。香港作為自由港，其低稅負環境尤為突出，加之相對低的市場準入門檻和嚴格的監管體系，成為國際公認的一流營商環境典范。前海應該對標香港，打造出一個既高效又規范，同時兼顧深港優勢特色的營商環境。

《前海總規》首次賦予前海“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定位，要求前海堅持依托香港、服務香港，那么我們就需要深入考慮如何將前海產業的發展與香港的現代服務業、跨境金融等優勢產業進行有效銜接。香港的現代服務業在會計、工程、法律等多個領域，展現出高標準和國際化的水平，前海采取了先行先試的策略，旨在與香港的專業服務標準無縫對接，促進港資港企更順暢地進入內地市場。

以工程管理為例，香港建設工程管理規則普遍與國際接軌，內地與港澳規則存在一定差異。2023年5月，前海印發實施《前海建設工程管理制度港澳規則銜接改革方案》，提出借鑒香港及國際工程建設組織管理模式，推行建筑師負責制，建立“三方責任主體”管理體系，選取試點項目，形成與港澳及國際規則緊密銜接的工程管理制度。這一先行先試政策在前海取得成功后，還將復制推廣到大灣區，以“點”帶“面”促進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經過10余年的探索，前海以法定機構承載部分政府區域治理職能，立足于此，我們分析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前海深港基金小鎮等典范項目的運作案例，以期創新合作機制，激發更多港人港企融入前海治理架構及運營體系的熱情，涵蓋餐飲、文化、娛樂等多元領域，進而提升他們的參與感和歸屬感。這不僅是促進兩地協同發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課題。在這些課題研究的基礎上，2023年我們研究團隊出版了名為《前海：現代產業的協同發展與制度創新》的著作。

入選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專家組

歷年來，綜研院與香港的智庫開展了很多合作，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聯合主辦了深港合作論壇；和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深圳智庫聯盟聯合舉辦深港雙城發展論壇等。

后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取消，之后又成立了特首政策組。2023年5月30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成立特首政策組專家組，并委任56名成員，我獲任成為其中的“研究策略專家組”成員之一。

▲2014年，郭萬達前往巴黎訪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總部。資料圖

特首政策組專家組主要由來自香港的專家組成，也有少數來自內地背景的專家。作為國家高端智庫，綜研院近年來也著重研究了港澳的發展問題。此外，我連任三屆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副會長，現在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的顧問，我們組織了專門研究港澳的團隊，長期跟蹤研究香港、澳門的發展，特別是深港澳合作乃至整個大灣區的區域議題。所以我有幸入選為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 。

在第一次特首政策組專家組的會上，專家們主要圍繞金融、港口與航運等議題進行探討，我則聚焦于工業制造業方面。近年來，香港大力推動新型工業化，我在會上提議香港需要與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深圳的新型工業化緊密對接。香港規劃的北部都會區覆蓋300平方公里，而深圳的“20+8”產業集群新政中，規劃建設總面積約300平方公里的20個先進制造業園區，兩項規劃不謀而合。香港聚焦的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均與深圳的重點發展領域高度重合，兩地足以在口岸經濟帶和科創領域形成互補，擁有巨大的協同發展潛力。此外，深圳從早期的工業空白到如今全國工業領先，其豐富的產業體系與東莞、惠州等地的產業鏈互補，能為香港帶來多元產業生態，實現產業鏈深度合作。

深圳的眾多優質企業是可以赴港發展的，盡管香港土地成本較高，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強大的國際網絡，加之香港特區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低稅制優勢，以及人才的優勢，均對深圳企業到港發展增強了吸引力。

我們的建議引起了香港工業界和立法會議員的共鳴，他們紛紛表示贊同并期待兩地進一步加強合作。我與研究團隊仍在和相關部門進行積極研究。我們認為，香港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已不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實施的問題。香港目前存在“兩頭大中間輕”的經濟結構問題，即金融和物流等高增值低就業或高就業低增值領域過于突出，而科技創新、先進制造和研發等中間環節相對薄弱。因此香港于2022年公布了《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其核心就是新型工業發展。我們建議香港應圍繞如何與大灣區，尤其是深圳開展深度合作探索發展路徑，并充分利用好香港這一平臺，實現兩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

肆

在我看來，雙城關系就好比舒婷《致橡樹》中橡樹和木棉，“一國兩制”框架下，深圳與香港根相連，葉相扶，風過問好。這樣的關系，就應該加強合作、協同發展。

深圳與香港的關系好比“橡樹”與“木棉”

縱覽宏觀經濟視角下的深港合作主題，其宏大敘事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豐富內涵，兩地合作階段已走過“香港接單，深圳生產”“香港服務，深圳科技”“香港研發，深圳轉化”，正邁向“研造一體，融合發展”的4.0時代，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融合發展階段。

深圳不僅要推動自身的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四鏈”深度融合，也要與香港達成“四鏈”融合，具體體現于企業的制造環節在深圳，總部在香港；或者研發和制造都在深圳，而融資在香港；或者“小試”“中試”的小批量制造在香港，規模制造則在大灣區。只有產業融合了，深港兩地發展才能形成“1+12”的效應，產生新的經濟增長點。

40多年櫛風沐雨，深圳和香港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再是邊陲小鎮與國際大都市的簡單互動，而是在新的發展階段上相互支撐。如今，深圳的創新能級顯著提升，但仍有差距需彌補，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但產業化需增強。在新的合作階段，雙方的定位更明確，需求更契合。

深港關系如同一條主線，貫穿了我近30載的學術研究與實踐經歷，成為我研究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我看來，雙城關系就好比舒婷《致橡樹》中橡樹和木棉，“一國兩制”框架下，深圳與香港根相連，葉相扶，風過問好。這樣的關系，就應該加強合作、協同發展。深圳和香港之間有競爭是正常的，但是這個競爭是基于市場的良性、有序競爭，而非相互替代。

隨著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化，香港的國際化功能、國際競爭力對于國家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與香港的合作，不僅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期待深港兩地在新時代全面深化合作，實現更高水平的協同發展，為區域乃至國家的經濟繁榮做出更大貢獻。

采寫 | 深圳晚報記者 成功 邱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