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22日至24日，由浙江大學文學院、古籍研究所主辦的第六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召開，浙江大學數字溝通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黃旦教授在會上做了《也談書籍的秩序——媒介學的角度》的主題演講，澎湃新聞經主講人授權，整理發布主題演講的精選內容，以饗讀者。

黃旦教授

今天的題目“書籍的秩序”，來自羅杰·夏蒂埃的書名，夏蒂埃講“書籍的秩序”大概講了這三層的意思：一是書籍的設計包裝包括版本的問題，所謂千方百計地為文字世界排序的種種設計；二是文本為讀者設定的順序，既包括閱讀、理解，也包括發行、訂購等等；三是書的物質形式影響話語的形成和表達的問題。概括起來講，就是書籍和讀者、作者和社會的關系。我很喜歡他說的這句話：“文本的生產、傳播和閱讀過程，印刷書時代和手抄書時代不同，熒屏時代又與印刷書時代不同。書之序，實乃一個跨越歷史的常量?！?/p>

這樣一種“書籍的秩序”基本上是立足于書本身的，無論是書的形式還是書的閱讀、書的銷售以及書和讀者的關系等等，都是立足于書本身來看的。而如果試著從我們媒介學的角度來看，書籍不是一種靜物，也不只是一個文本，一種文字的排列，而是一種媒介，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媒介物或者媒介行為，是一種動態的交往過程。在這里，我傾向于認為書籍除了它本身的物質屬性以外，它是處在一個中間的位置，就是雷吉斯·德布雷所說的“媒介”并不指媒體或介質，而是指媒介行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動態整體和介于符號生產與事件生產之間的中間體。所以是牽涉到關系的概念，這就好像我們中國人說的媒人，媒人就是起到相互關聯的作用。

亞當斯和巴克的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我覺得所謂“書籍的秩序”就可以看成是人類交往的秩序，也是知識的秩序，更是文明的一種秩序。用喬治·斯坦納的話來說，我們可以將書籍看作“造物的文法”，有自己的軌跡。夏蒂埃的“書籍的秩序”更多的是向內的，有點類似亞當斯和巴克的模式，如果試圖改造一下的話，我覺得箭頭至少還可以是往外的，書本的形成、制作、接受還可以往外影響社會的各個層面，所以箭頭可以是內外雙向的。這是把書本放在一個中間位置上來看書籍與人，包括讀者、作者以及社會的關系，我的想法大概是這樣。以下我就按照我剛剛說的三點，從媒介學角度來談談書籍的秩序。

書籍：人類交往的秩序

這一點很明顯，文本不同于圖像，文本線性地排列，從文字書寫的角度來講，就像弗盧塞爾講：“文本使人與世界的想象關系，變成了概念的關系。神圣的維度消失了。對世界的體驗不再是場景式的，而是事件性的，時間無法逆轉?！币虼?，他認為“文本既更能簡單地指示世界進而粉碎了圖像世界”。從這個角度來講，與其說我們是通過書籍來認識世界的，不如反過來說，我們是將世界看成書籍的模型。我們不是常常說“社會是一本大書”么。這也是斯蒂格勒所說的，書寫打破了原有連續的言語流，使之化為了非連續性的要素，從此人類生活在一種“新語法”中。我們古代講“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或許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書籍改變了人與世界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形成了我們對于世界的另外的理解，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有過這樣一段描寫——“沉默的克洛德副主教凝視了一會兒這宏偉的建筑，接著，伴隨一聲長嘆，他左手指向圣母院，右手指著那本放在桌上的打開了的書，目光憂郁地在書上停留片刻之后便轉向教堂，說：‘唉！這一個將要把那一個消滅掉。’ 大的可以被小的打敗，建筑物也能被書摧毀！”這當然一方面是指宗教和世俗的關系，宗教的權力逐漸被書本的權力所代替；而從哲學上來說，也可以認為是思想有了一種不同于神圣宗教的敘述方式，這改變了對世界的想象。

所以，喬治·斯坦納講“創造是與創造的神話敘述不可分割的，再往前追溯，就是真正的虛無。在某種終極意義上，創造和詩意地講述故事是完全相同的事物”。所以，當書籍被創造出來時也就以書籍的文法言說（創造）了整個世界。

書籍：一種知識的新秩序

書籍是一種知識的新秩序，或者說，書籍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系統，塔爾德說“書籍起源于講演、獨白，尤其是起源于詩歌和歌詠”，這個跟報紙是很不同的，我們現在講閱讀史，都會關注到閱讀的內容，但很少關注到讀書和讀報是不同的。媒介的形式決定了閱讀的秩序，“書籍的源頭是抒情的和宗教的情感。相反，報紙的源頭是世俗的、日常的東西，它來自于私信，私信又來自于交談”。“書籍能夠使操同一語言的讀書人都感覺到同樣的文化身份，但是它們并不關心當前令人興奮的問題。如果文學有力地驗證了民族的生存狀況，那么，激勵民族活力并使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正是報紙每天的波動狀況?！瓐蠹埵且环N公共的書信、公共的交談。由于報紙的作用，操同一語言的人們之間的思想交換，增加得尤其快”。報紙提供的是議題，因此如麥克盧漢所言“書籍是一種個人自白的形式，它給人以‘觀點’。報紙是一種群體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體參與機會”。也因此，書籍和報紙與人形成的主體意識是不同的，報紙哪怕是作者也是“補白”性質的，而書籍的作者與書籍是不可分割的。

威廉姆·詹姆斯說知識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知曉（acquaintance with），一種是理解（knowledge about），羅伯特·帕克補充認為，前一種知識是出自直覺，滲透在日常生活的習慣之中，是我們從日常生活中習得的，而后者是系統的、理性的，基于觀察和事實，并根據自己的思考和目的，對事實進行檢驗、分類和按標準排列的。因此，知曉型的知識是大眾的日常知識，理解型的知識是系統化的專門的知識。書籍顯然是屬于理解型的知識，借用周紹明先生的話來說：“書籍被理解為一種組織信息和觀點的方式，促進某些機構和社會群體形成的一個框架，這個框架對某些表達和論證方式的發展更為有利?！?伊尼斯說：“寫書的目的是為了給那些已經飽覽百家經書的人閱讀。”所以，我們尊重讀書人，我們認為讀書的人是深入思考的人。 

所以就像戴維·溫納說的：“書籍不是知識的形狀，但書籍卻成為我們理解知識的模型?！币舱虼?，我們認為知識是有繼承和脈絡的，可以“為往圣繼絕學”，就像溫納所指的，寫書是表示有想法，而且通過書寫完善想法。書籍的構成必須是有邏輯的，有開頭、結尾，有順序地展開。書籍代表著你長時間的、系統、深入的思考。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經完成，否則你不會結束寫作。在我們現有的對知識的理解里面，比如知識樹，比如我們教材里要給大家提供的學科系統知識，實際上就是書籍知識的模型。

書籍：文明的一種秩序

文明的秩序是跟書籍這個物質形式有關的，尤其是印刷術的出現，愛森斯坦說：“印刷術最大的力量是復制，從而改變了書籍生產、發行和消費的條件，使知識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速度而繁殖并擴散。”這種擴散給我們帶來一套標準，庫克里克在《微粒社會》里說：“在50年的時間里，有30000本書被印刷了1000萬次——這些書被投入了這樣一個社會：在那之前，這里僅有少量的手抄作品，整個社會依賴于一套約定俗成的標準。在這個社會里中也有過爭論、分歧和多樣性，但是在規模上和深度上，這些爭論和印刷革命之后充斥整個社會的意見分歧的浪潮是根本無法相比的?！边@樣大規模的印制改變了手抄書時代書的個性化，有規模，有標準，于是我們就隨著書提供給我們的知識形成了我們為人的方式、交談的方式。麥克盧漢說，印刷術形成“一個全世界通用的新型藝術形式”，其時的人就生活在此種“色彩繽紛的技術意象和機械意象中”，是有道理的。印刷術確立了大眾媒介時代的美學。印刷出版的定點定量，向四處散發標準文本和內容，實際上形成了我們標準性的思維，沃爾特·翁說，空間控制是印刷術壓倒一切的目標——擴散就是“控制”，這使得書籍既成為知識和思想的源泉，同時又規范了思考的對象和內容。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印刷術賦予智力一個新的定義——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同時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先后出現在歐洲和美國的理性時代和印刷文化并存，絕非偶然。這導致后來的娛樂媒體，比如電視的出現引起了人們的不安，波茲曼看到的“娛樂至死”，其實正是印刷時代所推崇的理性被電視媒介所打破的危機。

還要補充的是，人對書籍的閱讀能力并不是天生的，這是有生物學的依據的，瑪麗安娜·沃爾夫認為，人的大腦中并無天生就存在的負責閱讀的區域，“閱讀腦”是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形成和發展的，屬于智力發展和生物學共同進化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基特勒為什么說“墨水和文字的流動體現出被字母馴化的個體的樣貌和外在”了。

所以，書籍代表著一種新的秩序，閱讀的公眾同樣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群體，是一種新人類。所以我們才覺得“知書達理”代表著人的素質。

最后，總結來說，如果我們把書籍看作一種媒介的話，用伊尼斯的話來說，一種新媒介經過長期使用之后，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特征。也許還可以說，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從書籍的書寫、印刷到現在的數字文本，未必就是一個書籍的延續演化過程，我們甚至可以將之視為不同的文明樣態。同樣，“我們一貫信以為真的規則——不斷學習，發現并增加新的知識，隨著知識體系的擴展，對世界的認識也必定越來越全面和透徹”，按照戴維·溫伯格的觀點，這“只是紙質時代知識的運行方式”。我們自認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是印刷時代給我們形成的框架。所以，他說，我們由此醒悟，“當發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識的媒介發生了改變，知識（其生產及其形態）也必定發生改變”。因此，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邁克爾·溫希普的這個說法：“書籍史的根本在于，將文獻作為一種人類裝置，作為孕育它是社會和文化力量母體的一部分，而非一種純粹或抽象的、獨立于歷史文化之外的理念來理解?！睆倪@個角度來思考，我們的書籍史研究可能會有更多視野和空間可以打開。